说自己老子的好话不奇怪，用贬低别人的抬高自己也不奇怪， 但贬低的是自己老子当年拼命巴结的人，要证明自己的是老子当年不但没有拍马屁而且“早就看出来”（？）了， 不是一点点的不厚道，不过，X史不是这么写又能怎么写？总不能要求X史研究者个个像历史上那家“连死三人也要禀直记史”的人吧， 那么还会有剩的吗？至于柯大鼻子的好赖咱不说。---转载者

一谈到柯庆施（此处少了两字，当年一定是柯伯伯），耀邦伯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有相当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评价。

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

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伯伯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这句话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耀邦伯伯还对我讲，这种提倡盲从的话，其实并不是“柯大鼻子”柯庆施的发明。大汉奸周佛海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 “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陈果夫也对蒋介石说过类似的话。陈果夫首先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并大力提倡，陈果夫随后发挥道： “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而柯庆施这种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两个月后，就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递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耀邦伯伯还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是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

1964年，柯庆施被发现患上了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后来，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仍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后，我陆续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柯庆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做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做了检讨。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 “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 “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6月，柯庆施又连续放了惊天动地的几炮，卖力地刮起了“浮夸风”、 “跃进风”。他以华东协作区主任的身份，在全国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放出头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提出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铁生产能力时，不顾五省市煤、铁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信誓旦旦地提出华东协作区五省市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提高到800万吨……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产钢能力要达到“一零七零”这个指标，柯庆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就在毛泽东定下指标的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冶金部据各大协作区报上来的指标估算，1959年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于是，毛泽东同意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下发下去。

陈云对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陈云的正确意见。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柯庆施说： “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 “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陈云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又明确表态，认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开的上海扩大会议上公布的钢铁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确定的2000万吨的指标，而且在未征求各省、市、自治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各地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大多数省市的领导感到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又不便明确表态，所以会议气氛有些沉闷。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后来回忆了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有些领导汇报本地区完成任务有实际困难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柯庆施说：你们完不成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一些。对此，陶鲁笳感到“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山西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100万至120万吨，而1958年的实际产钢量只有42万吨，所以1959年的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六大区负责人座谈。名单中有陶鲁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赶到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了。用餐时，陶鲁笳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对面。陶鲁笳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就对着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原来，饭前的座谈会讨论指标问题时，王任重也持同样看法，柯庆施等人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就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陶鲁笳回忆说：“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在陶鲁笳与人争论过程中，毛泽东捂着嘴在一边笑。他最后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一系列会议争论的结果，1959年的全国钢产量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降为1650万吨，后来又降为1300万吨……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的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对待农村养猪的问题上，陈云与我父亲看法一致，都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养，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有一次，我父亲向陈云汇报此项工作时，陈云说：“我们两个姓陈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富养猪”的方针，从此不让我父亲负责农村养猪工作了。陈云听说此事后很生气。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阐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宋季文汇报说，他布置陈家桥养猪场把小猪养到三四十斤就分成两组喂养，一组每天只给一斤精饲料，喂成克郎猪，另一组喂二斤精饲料，一个月长到六七十斤。陈云听了哈哈大笑。而柯庆施却插话说： “不能多喂精饲料，我们只能穷养猪。”他还说：“《人民日报》社论讲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我反对这个方针。”陈云平静地说：“私养好呀!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农民说：‘猪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肥田多打粮食。”

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都亏本时，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在场，为之一惊。

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

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到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渡过农业困难的大问题。1961年夏天，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当陈云得知家乡人民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后，十分焦虑，晚上睡不好觉。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通过算账对比，陈云认为青浦小蒸地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好，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支持农民增加自留地。

当然，陈云由于并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摘自《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