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　大批干部已经"解放"(咋的都觉得这个词有点怪),　哪怕是原地下党.
一次,　某亲戚的领导从贵州到上海出差,　亲戚托他到我家带些东西.　一位高大汉子,　说着上海话不像上海话,普通话不像普通话,　其间还带有些苏北味,　坐下后话匣子打开,　东拉西扯说着.
那时的西南地区供应有些问题,　我家便留饭,　倒是从贵州来,　亲戚托捎的是酒,　那么老妈炒两菜并差我去买点红肠及卤味,　这位就一下肚,　话就更多了,　有些话很有意思.
他说,　这是他离开上海三十余年的少有的几次来上海,　抗战后期他在上海作地下工作,　一次不小心暴露了,　赶紧逃离了上海去了苏北解放区,　而后就在新四军从事兵工工作,　抗战胜利又紧赶慢赶地去了东北,　他说起来真的是徒手拼命往东北跑的.　东北解放后,　因为他原先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外国铜匠,　所以参加了接受鞍钢,　他的嘴巴真的是大,　文革也好像没有完全挡住随意开口,　说起鞍钢的复建,　作为工人出身的他,　取笑起农民出生的干部一脸的瞧不起.
随后说到上海的马路,　他说其实他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　对上海的道路特别的熟悉,　但脑子里记的全是那些老名字啊,　文革前虽来上海不多但还是有过几回,　每次外出问路,　老是被人白眼,　甚至问到警察还被教训一番,　什么霞飞路金神父路辣菲路等等,　至于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　习惯上还是说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和四马路,　文革前这么问吧还不至于出麻烦,　文革中可真的很怯劲,　生怕碰上特别革命的人找碴呀,　开口问个路,　得十分小心,　就算被问者不找事,　可很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老路名呀,　所以尽量问年纪大的,　既安全又容易记得老路名.
后来亲戚说这位大嘴巴"领导"实际只是个处级干部,　临解放接收鞍山时就是处长,　那时的处长后来哪个不是局级干部?　就因为嘴巴大,　喜欢乱说,　反右时虽未打成党内右派,　但被内定为不戴帽的中间偏右什么的,　那个处级干部就一直处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