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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角与下只角： 上海的地区文化
——————读何菲的《两岸城市人性 》有感


何菲在她的博客发表了一篇佳作《两岸城市人性》，很精彩细致地描述了上海的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以及老上海对特定地区文化的偏好。阅后颇有感触，觉意犹未尽，遂续貂于后。

一
上海是伴随中国近代史成长发展的典型都市。
我国近代史的起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上海是首选地之一，那是上海是个人口20万的小县城————同比之下，当时杭州已有百万人口、南京是两江总督府的驻地、苏州是江苏省省会；“五口”中的其他四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都是远比上海县大得多的省会城市或商贸中心。
从人口20万的县城发展到全球特大型都市，上海只用了不到100年时间，而且规模、体量、人口远远超过了其他“四口”乃至当年苏浙的省会城市。
上海的发展主要动力来源于移民。
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本地人口占大多数的历史悠久的城市，都会形成固有一种地域文化，如北京的京派文化、广州的岭南文化、长沙的三湘文化、成都的天府文化。
这种地域文化利弊互现：从好的方面说，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厚实、形成了该城市居民独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待人处世的风俗，新来的移民，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而逐步同化。
从消极角度看，这种固有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很难吸收、接纳、融合各种其他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待人处事的习俗，换言之，与他们不同的文化所显示的生活方式，他们很难接受，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这种心态，鲁迅在阿Q正传里有过描述：“据阿Q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这种心态也会会不经意地强烈地流露或显示出来：北方人拍摄的以北京人世俗生活为内容的影视剧如《渴望》、如央视的若干小品，上海人在剧中的角色，基本都是被嘲讽的、形象是固定的——满口沪语音调的普通话，油头粉面娘娘腔、小气抠门等等，这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排他性的表露，因为从生活细节上他们不能容忍与他们生活方式不同的其他地域文化和人们。
但新兴的移民城市则不然。在这方面，上海是典型，从一个县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在发展进程中，因为本土居民在移民大潮中迅速沦为“少数派”，他们固有的地域文化无法影响或同化各地移民，而各地移民由于必须与其他不同地方来的移民共处，于是，各种地域文化（包括大批外国移民来沪带来的近代西方文化）通过碰撞而逐步融合，形成新的地域文化——海派文化为背景的社会环境。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对此有非常精辟的阐述。

他认为，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49年以前，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他们不是政府主导型的移民，而是市场主导型的移民，不是集团型移民，而是分散型移民。这种移民构成的社会，通常有以下十个特点：一、人口年轻，二、男性为多，三、不安现状，四、能力至上（不强调家庭背景），五、竞争激烈，六、重视学习，七、信息灵捷，八、人才共生，九、文化多元，十、比较宽容。

二

上海的移民社会特性，除了熊月之先生概括的上述十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做值得研究的领域：细分化的地区文化。这种文化，只有久居上海的人才能够从细微处感受，何菲的文章里有详尽描述。

造成细分化地区文化的主要原因，是租界。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不属于上述两个租界的中国地界。租界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徐汇、卢湾、静安、黄浦，具体而言，就是从外滩开始、苏州河南岸东西向的淮海路、南京路、延安路以及周边街区，加上虹口的四川路沿线。上海人通常称之为“上只角”；而租界以外的闸北、杨浦、南市、普陀、虹口、长宁等传统制造业集聚的地区，则被称为“下只角”。 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区域划分，没有明确的界限，老上海们对某些“中间”地区到底是否属于某只角，也存在分歧。

在租界里，华洋杂处和服务业发达是最大特色，中国人和外国人经过从1842年到1949年100多年相处，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派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从中国人角度看非常洋派，从外国人角度看又非常中国。

区分上只角和下只角的主要标志，是该地区是否有面积很大的下层市民集聚的棚户区，上只角因为在租界内，老外的城市规划、产业规划与城市管理做得非常出色-----有些地方我们现在都不及当年————商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地价房价很高，租界建立以前就存在的棚户区早已被拆除改建，成为中高档街区。

老外有个习惯，没有外国人社区与棚户区毗邻的。老外聚居的社区，有中国人入住，但大多数是已经相当欧化的华人。

其实海外聚居的中国人也一样，每个大城市都有唐人街，这大概是人类的天性——人以群分。

改革开放以后，虹桥古北、金桥碧云社区，都成为以外国人为主的居住区，但均距中国人社区很远，这其实就是上海新兴的“上只角”；而政府投资建造的棚户区大型动迁基地，往往成为新的下只角，例如中远两湾城、桃浦新村等等。

解放前的“下只角”地区，集中了上海的各种制造业,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则多数来源于苏鲁皖遇灾逃荒来沪的农民。

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比较松懈，从20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内地频频遭灾，许多灾民——很多是苏北灾民——乘坐舢板划子涌入上海谋生，就在苏州河登岸，然后就地搭个芦席棚或把舢板翻身当屋顶安家，到附近工厂打工，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居民集聚区。政府一方面“法不责众”无法应对众多的“违章搭建”住户，另一方面财力匮乏，无力进行拆旧建新，于是，棚户区越来越大，形成了诸如“三湾一弄”、“虹镇老街”之类的数万户底层居民聚居的棚户区。

这种棚户区，解放前的政府是不管的，没有水电煤、没有马路，都是鳞次栉比的茅棚简屋，生活质量低下。形成与上只角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环境，甚至形成了独特的交流语言——沪语腔苏北话。

而在上只角，流行老派上海话，这种话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已经不会讲，但在香港北角——那里聚居着1949年前去香港定居的上海人，——却保存至今，电影《花样年华》中40年代上海小姐潘迪华扮演的房东老太太，那一口老派沪语，实在精彩；还有就是杨帆导演的《游园惊梦》，几个太太在打麻将时的苏白与沪语的对话，老上海听了会莫名地感慨万千的。

另外就是宁波话，因为，宁波人来沪的职业选择主要是“学生意”——去宁波人开的银行、钱庄、店铺去做学徒，然后再“自立门户”。上海的宁波人至少超过200万，宁波话甚至“严重”影响了沪语，上海人的第一人称“阿拉”，其实是宁波话，老派沪语的第一人称是“伲”。

上只角与下只角存在明显产业区分——租界主要是金融、商贸、餐饮娱乐休闲；中国地界主要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居民，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性格特征：

上只角的人，精明、中产、衣冠整洁、处世拘谨、胆小怕事、安于现状；

下只角的人，热情豪爽但略带粗野甚至有点无法无天——我知道的一个动迁社区，是普陀区某大型棚户区居民整体迁入的，竟然集体“抗租”，大家拒付物业费和水电煤，谁家敢付水电煤，邻居一起上门就打，谁家买了轿车停在楼下，第二天车顶一定烂番茄啤酒罐扔满，吓得很多老实本分的居民纷纷逃离。

在上海，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地区文化是泾渭分明的。

何菲写道：“上海人爱讲“经纬度”，做人做事，举止行为都精细到刻度，你的坐标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经纬度。你是五角场的风格，他是淮海西路的做派，因为经纬度的不同而导致的习惯和思维差异，细微而固执。

数年前我还是学生时，在一个男同学的身份证上看到他的地址在闸北。他母亲是个白胖精明的上海女人，跟我解释说他们家本在黄浦，后因什么什么原因，把身份证地址落在了闸北。他母亲的解释很急切，这对她是重要的。后来，男同学的身份证丢了，补办一张，地址变成了徐汇。
上周，某友招饮，地址选在了海宁路某酒楼。接到短信，几个敏感之人立即从他的选址中进行进一步联想：莫非他的生意出了状况，或是资金链出了问题，还是股票套牢了，基金割肉了？带着狐疑赴约，发现那个酒楼居然很豪华，菜肴也体面，买单时价格不便宜。于是我们松了口气，旋即更奇怪：为什么一切如昔，却把聚会选在苏州河对岸，故意让人猜想呢？”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非常自然地根据家庭住址是华山路、泰安路还是西新街，牛桥浜；父母职业是蓝领还是“高级职员”；籍贯是苏锡常杭嘉湖甬还是苏北，区分为不同的交友群体。
几十年过去，出现了一个现象，老同学分别40年重聚，绝大部分蓝领家庭出生的同学，后来不约而同地子承父业继续当工人，一些“高级职员”家庭出生的同学，往往在77年恢复高考就读了大学，现在绝大部分也继承了父业，成为高级白领。
在老上海的社交中，有时不经意地问道：“府上住啥场化（你家住在哪里）”，如果说林森路（淮海路）、环龙路（南昌路）、亚尔培路（陕西南路），对方就会很谦恭；如果答曰：天通庵路、咸瓜弄、虬江支路、西新街，对方就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就是上海不同地区的文化细分造成的观念、教育、价值取向、职业选择的差异，也就是上只角与下只角文化的区别。
但在上海，尽管上只角与下只角文化具有明显差异，这两种文化并未导致族群冲突或社区冲突，两个地方的人们彼此客客气气相安无事，这又是海派文化的一种显著特点了。
改革开放近30年，上海通过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拆除了大批棚户区，原来的棚户区也已高楼林立，但对老上海————尤其是久居上只角的人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地域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有些人因为动迁从上只角迁到彭浦、闸北、浦东，但他们依然有个挥之不去的梦：何时能够回迁到原来的街区。
我有几个朋友，从茂名路、复兴西路迁到浦东和市北，但他们孜孜不倦地攒钱，想方设法要在原来的街区购买力所能及的二手房，哪怕是70年代建的老工房也成。
这就是老上海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上只角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