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郭沫若有很老的革命资历，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南昌起义失败，他逃到日本，脱离了党组织。但作为在历史、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始终起着“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积极追随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些日子，他比一般的“民主人士”更兴奋，更自豪，当然，也有少不了的些许遗憾。

　　应当说，郭沫若是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真诚拜服毛泽东的，他愿意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跟定毛泽东。但是，怎样才能跟得上，这是一个问题。1951年，毛泽东发起批判《武训传》，就给了1950年还颂扬武训的郭沫若当头棒喝。郭沫若应当是真心实意地做了两次检讨，并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前郭沫若知道朱德、周恩来等都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跟共产党走，就是跟毛主席走;跟毛主席走，就是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毛主席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没有二话，没有二心。实际上，文革中“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的誓词，郭沫若早在实践了。

　　胡风，早年与鲁迅站在一边和周扬、郭沫若论战的干将，在1955年因为对中共的文艺方针和文艺界领导有不同意见而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5月25日，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当着七百多人的面，呼吁要“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更加严厉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文革前的郭沫若》，140页，下同)这种说法显然不是“违心”的应景之语，按这样“严厉地镇压”，胡风只有被枪决一条路。郭沫若的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957年反右，郭沫若走得更远，更“快”了。6月28日，“反击”右派刚刚拉开序幕，郭沫若就在报纸上发表了如此言论：“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的言者无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188页)

　　真不知这是郭沫若在谴责右派呢，还是在极力地说服自己。转过头来想，章罗等人被打成右派，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讲才能自圆其说。《“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的作者冯锡刚在此处评论说：“郭沫若这样的解释干脆倒是干脆，但等于是取消了这句古训。”(188页)

　　郭沫若在那一阶段说的以下一些话，是否真心呢?他认为，知识分子这几年不是自由民主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个人的努力放松了”;“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因而没有建立“统一意志”，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作者冯锡刚的看法，这是郭沫若“一段颠倒是非的文字”。(191页)

　　但我认为郭老的如下表态却是出于真心的。他说，文艺创作“没有体力劳动那样艰苦”，而“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母亲”，因此“五十多岁”的脑力劳动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都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他的意思也就是接受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改造，才能“脱胎换骨”。(188～193页)联系到文革初起，郭老公开宣布要把自己以前的作品全部销毁，人们会问：一个对改造思想如此真心实意的知识分子仍然改造不好自己的思想，一个拼命紧跟伟大领袖的虔诚追随者仍然追不上领袖的步伐，这个“改造”还有意义吗?是改造本身错了，还是改造的内容或方法错了?是跟随者的步伐太慢，还是领路人的路向有问题?

　　无论如何，郭老还是要跟上形势，也就是跟上毛泽东。大跃进紧接着反右而至，郭沫若无例外地采取颂扬态度，他写下了如此“歌颂”大跃进的“诗歌”：

　　《蜀葵花》

　　箭茎条条直射，琼花朵朵相继，
　　由上而下，直射不依，相继有序。
　　我们要做多快好省的花模范，
　　我们要做力争上游的青云梯。
　　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不算稀奇，
　　不仅六亿人都有这种志气，
　　万花万卉也都服从党的指挥，
　　多么光荣啊，花开在“七一”佳期。(209页)《夹竹桃》

　　阳光如果太少，我们要起变化，
　　红色的花会变为白色的花。
　　在这里显然包含着深刻教训;
　　红色专家也能变成白色专家。(210页)

　　如果把郭老的这类“新诗”说成现代“梨花体”的鼻祖，也许不合适，但具有深厚功底的大诗人如何能写出这样应景敷衍的诗作，还是让人有“没话找话”的感觉。连郭老本人也很快后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认，他的那些咏花诗“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的”。(213页)憾从何来呢?万花万卉“服从党的指挥”，郭沫若写这句诗时是否联想到武则天令百花同时开放的传说?还好，郭沫若尚有自知之明，他在1958年年底自嘲：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是他不懂诗，不会写诗吗?不是，他是古诗新诗全通的大家。原因在哪里?作者冯锡刚说：“读读这一年(1958年)郭沫若的诗作，就会明白什么是‘写中心’，什么是‘政治第一’”。(226页)郭沫若要竭尽全力跟上党，跟上领袖的步伐，他已经来不及咬文嚼字了。即使上述那首自嘲的四句小诗，后边两句也要用于歌颂：

　　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228页)

　　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不知怎么想到了民歌，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号召给农民每人发几张纸，写民歌，然后搜集成册。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他重提此事，在5月20日的会议上，他说：“我们有九万个乡，每个乡出一集就有九万集，太多了，少出一些，出一万集。新民歌，一般的，社会上流行的，发给每一个人一张纸，请你把民歌写下来。”(214～216页)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如同士兵领受了新的任务，八大二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他即率领全国文联参观团到河北张家口地区“采风”，收集各地新民歌。郭老以身作则，大写“跃进新诗”，请看《迎春序曲》片段：

　　赶上英国只需十五年，
　　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
　　一个大跃进接着一个大跃进，
　　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峰铲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
　　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200页)

　　劳动人民的“尊严”就是在“跃进”号令驱使下干类似“铲平”珠穆朗玛峰这样荒唐的大工程?那修长城的秦代“劳动人民”是不是也很有“尊严”?什么叫尊严，郭老自己已经搞不清楚了。

　　1958年12月，郭沫若重新加入共产党，终于从“民主人士”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党自己的“同志”了。

　　1957年到1958年，郭沫若在干什么呢?《“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指出：“人们从郭沫若在1958年的大量诗文中所感受到的，是对‘个人崇拜’的推波助澜。”(239页)郭沫若自己都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个人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222～223页)

　　郭沫若把个人崇拜分为“盲目的”和“不盲目的”，来源于早些时候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情况的讲话。郭沫若还绕了一个小圈子，换了一个概念，把“拜为老师”与“个人崇拜”等同了起来，其实就是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郭沫若对毛泽东近似肉麻的歌颂先是出于真心，而后是为了自保。在旧中国，郭沫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集团中坚定地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没有错。他呼吁团结抗战、和平民主，用笔揭露专制和投降倾向，成为全国文化界的精神领袖。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怀着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讴歌共产党，也是出于真心实意。后来他发现，光歌颂不行，还要自我批判，还要跟着领袖批判别人。他很累。

　　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那批民主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当年与郭沫若站在一起，为拥护中共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呼吁，加油。但是，他们在对待毛泽东、对待共产党专政方面的态度却与郭沫若有区别，这种区别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双方的命运也以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分岔，显出“独木桥”和“阳关道”的区别。但是，“阳关道”就真的是一条坦途大道吗?不是。

　　纵观郭沫若一生，他有两个软肋，一个是“脱党”，一个是职业身份。在他极其推崇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郭沫若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亟须改造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郭沫若自觉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当胡风、罗隆基等人用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或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时候，郭沫若在诚挚地忏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并且通过歌颂领袖歌颂党来表达自己的真心臣服。郭沫若这样做的深远意义是，像他这样忠于党和领袖的文坛旗帜都要不断改造，谁还敢说自己改造好了，或不需要改造?

　　可惜，这并不能使郭老这位大学者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己人”。当郭沫若的儿子被非法关押殴打致死的时候，当毛泽东挥笔一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时候，当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让他站起来恭听训斥的时候，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做着对自己“否定的否定”?

　　郭沫若的后半生做到了一个“忠”字，领袖发动大跃进，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领袖发动文革，他就写歌颂文革的诗;领袖决定批邓，他就写批邓的诗;领袖指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他就写“大快人心事”的诗。他的死极致哀荣，他的贡献已盖棺论定，他的骨灰遵遗嘱安放在实际上和他不沾边的大寨虎头山，因为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但是，他的道路，他的人生矛盾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

　　笔者曾参观过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郭老故居，那几进几套的王府大院，宽敞的尖顶大瓦房，盛开的牡丹，青翠的苍松，使得本人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大师之腹”：几十年前居于此地，对自认尚未“改造”好的郭沫若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如果跟不“紧”，如果站错队，如果说错话，这一切都要失去。导致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曲意奉承的物质基础也许就在于此吧。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在写给一位年轻朋友的信中说：“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什么‘诗’!……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330页)问题是，并没有人要郭沫若必须写那些应制应景的“诗篇”，少写或者有时不写不行吗?

　　郭老有先见之明，他的那些“诗”确实已被今天的人们当作笑料。其实，郭沫若生前就被人耻笑了，其中之一竟是他的儿子郭世英。北京大学学生郭世英才华横溢，思想开放，对文革前的种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充满疑惑和对立。他组织了一个非正式团体与同道者互相交流，事发后定为“反革命小集团”，郭世英被开除学籍送到农场劳动，文革开始后被活活打死。事发之前，郭世英曾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对同学说：他是“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323页)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郭沫若，似乎还找不到比郭世英的概括更为言简意赅的点睛之言。知父莫若子啊!

　　这个被儿子指为“文化屏风”的人自己怎样看自己呢?文革中的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真言：“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384页)

　　郭沫若的后半生，确实是一出实实在在的悲剧。

　　把郭沫若和罗隆基们摆在一起，一头是左，一头是右;一头是克己为党，一头是心有异议;一头是彻底拜服，一头是坚守己见。几十年过去回头看，为什么这一左一右的两个极端都以悲剧收场?如果我们争论探讨当年右派“向党进攻”的是罪非罪，就必须同时检讨一下“郭沫若式”的歌颂有何种负作用，还要分析这种“进攻”和“歌颂”各有何种历史意义，何种历史必然性;知识分子的“改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任务;究竟有没有被“改造好”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郭沫若是一个标准吗;这个标准值得效仿吗。把郭沫若和胡风罗隆基们，以至郭世英及其同学们当年的言论重新摆在历史天平上称量，会是何种结果，又会得出何种结论?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