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很形象, 不过对"穷人"的词句似乎有点过头--转载者

我家隔壁有条大弄堂，后面左边是姜老先生的花园洋房，右边一幢四层楼的公寓房是某研究所的家属楼，楼里有所里的领导，总工程师，我小学沈同学的爸爸是所里的学术权威，精通七国文字，我每天下午我和四五个同学在沈家做小组，功课完了做游戏，我们奔进奔出把最右房间的活动门摔得呯零碰啷。沈妈妈总是和颜悦色，从没见她发过火。
右边的房间后来分给了大块头，她老头是所里的饭师傅，沈妈妈一家被赶到复兴路淡水路一间比我们襄阳南路老房子还要破的三层搁，三大间的红木家具只能抛在院子里，日晒雨淋。 我大哥很会改歌词，用洪湖赤卫队的一句歌词：自从来了大块头，大弄堂的人民遭了秧。大块头文革前是临时工，兼职卖血，三个月卖一次，卖的前头吃些老壮肉，喝二大搪瓷杯盐开水，每次可以赚七块或八块，由于职业关系，块头越来越大 大块头和老朱任里弄专政小组第一、二副组长，老朱负责出谋划策，大块头负责冲峰陷阵，挖出交交关关阶级敌人，老虎灶老板是旧衙门的文书，煤炭店老板娘是白相人，阿拉灶披间磨豆腐浆的老山东居然是逃亡地主，他新婚的保姆妻子，前夫是国民党高官，逃去了？台湾。
我老爸一个小科长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只剩下没几家是革命群众了。 大弄堂弄底画着一幅伟大领袖的画像，清早六点，众多的牛鬼蛇神排着好几排队，一起向伟大领袖请罪，谁头稍低得高一点，大块头马上冲上去，象鲁智深一样地饱以老拳。待她发泄尽兴后，大家去扫地，随后去上班，下班后如此这般再来一番。 襄阳南路那时路面特别干净，实在是因为扫地的人数和频率。

大块头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块头没她大 ，但品行与她差不多，在学校当红卫兵，一群人簇拥着，和她妈妈一样八面威风。
文革期间，我家附近产生了两位艺术人材，一位是朱家老三，是画家。一位则是大块头的儿子，是作家。大块头儿子为了实现作家梦，主动要求单位门卫工作，翻三班。夜深人静能潜心写作，平日里一米八几的高个披着一件草绿的军大衣，很有文艺青年的范。 大块头儿子耳朵上多长了一块，大家都叫伊＂小耳朵＂，小耳朵很喜欢看小说，《悲惨世界》之类，很有人文情怀 。
他对大块头的种种恶行是置之度外的。大块头的老头（ 公）也不是坏人。摊上这么一个母夜叉一样的母亲和妻子应该是他们的悲哀。 我有时在想大块头和老朱何以对手无寸铁的邻里乡亲如此仇恨？贫穷可能是一大原因，所谓穷凶极恶。当然贫穷的人也很多善良之辈。
鲁迅先生告诫家人：万万不可做空头的文学家，所言极是。朱老三画家没当成，又无一技之长，只能以敲诈为生。小耳朵也很悲催，（ 瘟） 革后期，小耳朵姑姑从台湾找来，给了一笔钱。小耳朵把门卫工作辞了去了澳洲，混不下去又回了上海，做自由zhang稿人，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刘晓庆前夫的专访。大块头拿着到处给人看。可惜再没第二篇了。
前几年我在东方书报亭看到小耳朵，他在帮某杂志社推销杂志，报亭老板叫他把一大撸的杂志拿回去，他背对着我，头颈里的槽头肉有些抖动。平心而论我对他并不恶感。
我很少去襄阳南路，沈同学现在又和我做邻居了，她告诉我许多事情；令我感到有些难过的是小耳朵得肝癌去世了，他一直是单身，说与亭子间的阿莉两人曾两情相悦，阿莉的父母怎么可能与大块头这样的人结亲呢。后来阿莉去了美国。
大块头在儿子去世后和老头一起去了养老院，房子女儿住着。一日我去探望楼上爷叔，看见对面的晒台上，大块头女儿蓬着头忙进忙出地在晒东西，小耳朵的军大衣正晒在晒台边上。他们说只要有太阳，她天天如此。我怀疑她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有人说出身是无法选择的，纵然是爷做強盗娘做贼，可是摊上这样的母亲真是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