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挥一挥手
居美国华盛顿, 就职政府部门, 花甲年岁,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正文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还是“
1955年6月已有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是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此次批判，虽触及了雪峰部分“现行表现”，他也因而被撤掉了《文艺报》主编一职，但仍继续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到了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的1957年，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了雪峰头上。
这一年的7月至9月，作协前后共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从第十七次以后的几次会议，批斗矛头则对准了冯雪峰。这场斗争开始于1955年，又经过翻烙饼式的折腾，终于不可避免地把他也牵连其中。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后进一步展开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之前，与会发言者主要批丁、陈时，已渐有人不断地提到了冯雪峰，把他与丁、陈紧紧连在一起。7月29日，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一起商议，联名致信冯雪峰，敦促其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翌日的第七次会议，方纪在发言中提到了“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又说，去年肃反结束后不少人请陈企霞吃饭，冯在请他吃饭时说：“企霞，你现在成了英雄人物了！”还说，冯答应为准备办油印刊物的陈企霞提供纸张。
由于事涉冯雪峰，鲁迅遗孀许广平亦被邀请与会。如此一来，曾认为冯雪峰是“研究鲁迅的通人”的她，对这位老朋友的看法也就发生了变化。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她说：“昨天丁玲同志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和周扬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前进，他们却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地自处于阴暗。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在这次会上，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的冯雪峰被迫做了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对此发言，周扬和邵荃麟都还表示满意。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这个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还有人觉得检讨得不深刻，“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
冯雪峰公开检讨了，下一步怎么办？当晚近九时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郭小川等人，来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处，商量此后会议的开法和行动步骤，近十一时才散。
8月7日下午的第十三次会议，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出场，主要批丁、陈，兼及陈涌，牵出冯雪峰。他说，陈涌只肯定一个人“懂得文艺”，那就是冯雪峰；又说，陈还主张采取“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的方式，个人影响作家的方式”，“这和胡风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中的组织纲领也是相同的”。
作家老舍的发言依然是他一贯的幽默口风，但也颇多弦外之音，“有一次冯雪峰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遗憾的是当时雪峰的批评只从艺术观点出发，假若他从作品的政治性上发言，虽更严厉一些也更受欢迎”。老舍还谈到抗战时冯雪峰到了重庆，“需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我不是在这里表功”。
郭小川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何其芳发言尚好，老舍大谈他自己的功劳，最后几句话很厉害”云云。
8月8日第十四次会议，《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发言提到一个细节：陈企霞交代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丁、冯、陈就在一起商量对策，要不要放弃“阵地”。然后又质问道：“为什么像冯雪峰所说，肃反运动来了，你们就要清理信件，准备被捕?”并由此断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分裂活动。”这句话说得很厉害，郭小川当天日记说张的发言“简短有力”。
在8月9日第十五次会议上，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任叔成为批冯主角。一上来他就谈冯雪峰用“宗派的眼光”看人的问题，接着又侧重“揭发”雪峰的“一些活动”，说雪峰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工作方式，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工作制度轨道；他躲在阴暗的一角，看不出这世界的变化；他对周扬的关系极不正常；他极端轻视周扬实际上是轻视党的领导，等等。之后，又提到他与雪峰在出版社方针任务等四个方面的矛盾分歧，还“揭发”雪峰在整风中“到处点火”，“动员”舒芜们“向党进攻”。王发言时间很长，涉及问题颇多，又再批雪峰文艺思想，而且证据有六条之多；最后强调：雪峰说“他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有抵触的，我看不是抵触，而是反对”。
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此次会上也发了言，批丁、陈之外，亦涉及冯雪峰，说：“从王任叔的发言来看，雪峰右得很，这次会议上发言也很不好”；还认为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也要检查。
尽管以上几位批判者所谈问题不少，但大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显得杂乱无章，明显“火力不够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扬等组织者所希望的，触及三十年代的“历史公案”。其实，这正是批冯要害之所在。三十年代是周扬的一块“心病”。
批冯大戏之帷幕正式拉开了
8月9日晚，中南海。“总理和小平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经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雪峰的斗争。”郭小川在日记里记下了刘白羽的传达。后来郭回忆道，周扬早就想“尽快地从斗争丁、陈转到斗争冯雪峰”，批斗丁、陈时，“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时斗争冯雪峰”。
8月11日下午四时，王府井大街64号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
周扬和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与冯雪峰进行了一次五对一的谈话。周扬先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接着又说：这一次必须把你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你的政治历史，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你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
他还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代你的任务的？”冯回答：“洛甫同志。”周又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被破坏了。”
周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的。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还说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可冯却勾结胡风，给他们以打击。他特别激愤地说，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还说过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并让冯当面答复。冯说：“请调查。”
郭小川听了这些话，“感到非常惊奇，闻所未闻”。当说到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时，周扬竟流下了眼泪。他告诉冯：“要经受一次批判。”冯表示怕搞成小集团成员。周的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叫冯雪峰准备在会上作检查。冯满腹疑惑：1936年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中央是肯定过的；组织上也没认为自己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那么，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呢?
这次谈话，历时三小时，气氛相当严厉，至晚七时才结束。批冯大戏之帷幕正式拉开了。
8月13日第十六次会议，由与冯雪峰比较熟、关系也很好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打头炮。周扬已经催过他，叫他早点发言。邵首先提出：“这场斗争是文艺界党内的一场原则性的大斗争，也是整个文艺界的一场大斗争。”接下来结合冯雪峰的经历，主要谈他的“反党错误”：1937年冯雪峰“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当时中央要他去延安，他也拒绝，跑回浙江老家去了”，后来被捕，从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和党的关系仍然不很正常”，“这最突出了、说明了雪峰的组织观念”。邵又谈到，第二次文代会雪峰起草报告“实际上是批评了党的领导”，还说到雪峰的文艺思想，认为他“陷入唯心主义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世界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发言结束时，邵诘问道：“雪峰是经过长征的老党员，为什么思想上会堕落到这样呢?”
从冯雪峰“脱党”，到“对党不信任和怀疑”，再到“内心阴暗”，邵讲的时间不算短。郭小川日记赞道：“邵荃麟讲了两小时，一部分谈丁玲，一部分谈雪峰，雪峰这一部分讲得特别精彩。”可是，周扬和刘白羽“都认为会议开得并不好”。这是为什么呢?郭小川后来悟出：因为“没有讲到左联问题”。当晚十一时，刘白羽把林默涵和郭小川叫到他家，专门谈了“会议的组织问题，决定把各单位的与会人都组织起来，及时告诉他们意图，供给他们材料”。
组织者的运筹帷幄果然奏效。8月14日下午，攻坚战打响了。主攻手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据郭小川日记：“六时多就起来，天下雨……(下午)二时开会，先是蔡楚生发言，然后是徐达，紧接着是夏衍发言，讲了雪峰对左联的排斥，他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了，引起了一场激动，紧接着许广平、沙汀发言，楼适夷发言，会场形成高潮……”
带着发言稿的夏衍，显然有备而来。此前，周扬专门召集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开过一个小会，明确指出揭批冯雪峰“关键是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的发言”；他提议由夏衍来讲。一开始夏衍就把话题引向三十年代上海，说冯达被捕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着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广平8月4日发言只是说丁、冯“要好”，夏衍则径指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政治斗争中以此类话题做文章，也是一种传统“战法”，颇能令对手颜面扫地的。丁玲1957年初写的检查材料中，也曾“揭露”过周扬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问题。
接着，夏衍重申了1955年9月1日自己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说丁、冯的思想与胡风思想根本上没有区别，然后直奔主题，专门追究冯雪峰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他说：冯1936年从瓦窑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和我接上关系的”，但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党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和其他党员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夏继续责问冯：你“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其中提到章乃器见了冯雪峰后，标榜自己跟“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扬言“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云云。据称，冯雪峰还跟文化界一些外围人士打招呼说，“周扬、沈端先(夏衍)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夏还援引据说是已过世的钱亦石透露给周扬的一个情况，称“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继而怒斥道，“这不是陷害，又是什么？”
随后，夏又对冯发出了连珠炮一般的质问：你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你)在上海既不参加当地党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区；中央打电报给博古同志，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绝了，寄居在许广平先生的三楼上，郁郁寡欢，常常终日不语。抗战的炮声为什么不使你感到兴奋，反而感到忧郁，这是什么缘故？”他又提到了几件事，一是冯雪峰离开上饶集中营刚到重庆时，由老舍、姚蓬子和韩侍桁“担保”的事情；二是跟在王芃生领导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冯达见过面。这就扯出了“叛徒”、“特务”，于是什么立场、感情问题都提出来了。夏衍认定冯和胡风、刘雪苇、彭柏山是“一条线”的，振振有词地追问：“这些人和你之间这条线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呢，还是有什么组织活动?”
夏衍的发言，立刻产生了爆炸性的惊人效果，连郭小川都“极感惊心动魄”。马上有人高喊：“冯雪峰站起来！”又有人喊：“丁玲站起来！”于是，“站起来！快站起来！”的叫喊声，震撼了整个会场。冯雪峰垂首恭立，啜泣无言；丁玲站着哽咽，泪如泉涌。
当夏说到冯“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笔者按：指‘答徐懋庸’信)，究竟是何居心”时，许广平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雪峰大声责难：“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完全被打蒙了。他脸色惨青，呆然木立，手一直在发抖。丁玲也不再呜咽，默默听着。会场突然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下也能听见。
这次批冯会议可谓大获全胜。周扬是满意的。林默涵也赞赏夏的发言，晚上见到郭小川时说：“夏衍这样的人，政治上不强，这次发言可真不错。”与会的中宣部文艺处工作人员黎之后来说：夏的发言以“大量篇幅纠缠人事关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泄私愤的长篇牢骚”。而从当时的效果来看，夏衍的“爆炸性”发言，无疑强有力地引领了“斗争大方向”，给了冯雪峰致命一击。
晚上，雪峰打电话求见周扬。见面后，周对他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又特意强调：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晚打电话来说要提，“我同意他提”。无疑这是当面撒谎！前文已写到，周扬召集过一个小会，确定了批冯的关键及发言者夏衍。之后又开过一个小会，专门讨论夏衍发言的内容，并定下了发言的“基调”。
雪峰不解地问：“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周以轻松的口吻回答：“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雪峰又问：“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周答：“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冯雪峰觉得，周说话态度很平静，与白天在会场上不同。他哪里知道周扬他们背后的所作所为呢？
两人谈完，冯雪峰沉重而茫然地走了。
乘胜推进，一举拿下有浙东人硬气的冯雪峰
组织者决定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倔强执拗、有浙东人的硬气的冯雪峰。
第二天上午，在文联大楼召开参加党组扩大会的各单位负责人联席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和郭小川都出席了，邵做了一下总结，决定“继续打开局面”，又具体安排曾是左联成员的陈荒煤、沙汀和周立波，以及理论家何其芳发言。下午楼下开会斗争萧乾，楼上陈荒煤、沙汀和周立波在做批冯发言准备。
为给批冯提供更具杀伤力的弹药，晚上九时，郭小川还去访问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特科系统工作的王学文，请他具体谈冯雪峰与左联的关系。郭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一句：“他(笔者按：指王)对雪峰印象极其不好。”
午夜，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把服了安眠药后入睡的郭小川惊醒了。
第二天下午，郑振铎、李伯钊讲话后，有人要求主席团命冯雪峰交代问题。冯只得上台发言，他讲了若干事实经过，但否认夏对自己说过周、夏是蓝衣社特务、法西斯，以及摧毁上海地下党等指控，就昨天发言中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指责为自己做了辩护。据说，他的发言是在周扬指定邵荃麟的“帮助”下准备的，以关键当事人的身份，按照周扬定下的调子，为“两个口号”论争、“四条汉子”等历史问题重新“定性”。然而，冯雪峰的陈述仍不能使与会者满意，被认为“讲得很空洞”、为自己辩解，没讲完即被粗暴打断，硬给轰下了台。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会议，先后发言批冯的，有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和何其芳。陈荒煤申明其发言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揭发冯雪峰在上海如何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出现，“打击”、“分裂”、“破坏”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还揭发了一件事，说胡乔木到边区去的时候，冯雪峰派李凡夫一路监视。但他主要还是拿历史问题说事，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冯雪峰回答：“发起两个口号的论战，动机是什么？”“你对各地组织随意打掉，否认别人的党籍，你自己呢？”“为什么你二十年来对叛徒、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毫无警惕，相处泰然，把他们当作知己，这样亲近，而对地下党员却戒备很严，仇恨很深，为什么？”前一个问题他自己替冯做了回答：“蒙蔽鲁迅，假鲁迅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
何其芳在发言中先呼应夏衍，说夏的揭发使自己“很激动，很愤慨”，接着给冯扣了两顶大帽子：“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他回忆1945年、1946年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地下党员告诉他：“雪峰是胡风派。”又指出当时在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胡风发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后来冯雪峰就以“画室”的笔名写了《题外的话》公开响应，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冯雪峰还写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何其芳又以冯雪峰的其他论文和杂文为靶子，批判其“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所列举的几篇文章中，就有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阅读的《火狱》。何其芳最后断定冯雪峰“有很大的权力欲望”，从陕北到上海时“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云云。
8月17日上午，郭小川和周立波、沙汀又一起去找王学文。王跟他们谈了冯雪峰“确实说胡风是党员，而又决定停止左联的党员活动”的情况。回到文联大楼，周扬立即召集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和郭小川开会，商讨下午会议如何开。林默涵认为冯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讲话。他建议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言，说他有“分析能力”，因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发言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郭表示不愿意讲，说自己来作协后，主要做事务性工作，并不了解冯雪峰。周扬和刘白羽都赞成他讲。郭推辞不掉，只好应承下来，但提出了“讲什么”的问题。
林默涵马上出了个主意：可以看看胡风的“供词”，讲讲冯和胡风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还说胡风“供词”，他家里就有，郭可以去取。郭又提出，发言光讲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林说：“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嘛。”
20日下午两时会议开始，袁水拍发言后，经过充分准备的郭小川，终于披挂上阵。他先给冯雪峰接触的人列了一个表，有胡风、姚蓬子、韩侍桁、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说这些人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务，有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之后以反问方式下了个结论：“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间到底能找出几个好人来呢?”接着又着重谈冯雪峰和胡风及丁、陈的关系，一面判定“两个口号”论争、鲁迅“答徐懋庸”信，都“是冯、胡的共谋”，“十分残忍地打击了上海党组织”，“分裂了文艺界，也分裂了党”。说到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是雪峰起草好了，跟胡风商量的”，“这不是挑拨是什么？”他说：“雪峰还要把周扬送出去留学，送到延安，而后又假借中央的命令，停止了党团活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必欲置上海党组织于死地而后快。”还说胡风和冯雪峰“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在上海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反党联盟”。再从左联时期的丁、冯关系提起，一直说到五十年代，结论是，“中国文艺界的两大反动集团，雪峰都沾了边”。
郭小川语速特快，雄辩滔滔，讲了一小时有余。火力很猛，效果不错，达到了预期目的。林默涵认为“还好”。至此，这一战役似乎可以鸣金收兵了。
但周扬却始终未表态。或许是因为郭讲得过于露骨，与事实出入太大，这一点周扬心里应该清楚。会后冯雪峰也就此向邵荃麟提出。邵表示：“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而问题的要害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之后，为了保住党籍，在邵荃麟的点拨下，他被迫为收入1959年版《鲁迅全集》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题注。结果呢?保留其党籍的承诺并未兑现，冯雪峰依然被开除出党。
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诗人、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家，受到了毫无诚信的欺骗和戏弄，被狠狠地耍了一回，涮了一把。
9月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即作协党组最后一次批冯扩大会议，冯雪峰再次做了检讨，提法、口径是合乎组织者、批判者的要求的，什么“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怀疑周扬”，“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反党”，等等，等等。组织者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雪峰的检讨似乎是有些进步”，郭小川在日记里如是记录。
面对衮衮诸公的毫无情面的批斗，冯雪峰如同走入了“无物之阵”(鲁迅语)。
孤立无助，百口莫辩，连为自己“辩诬”的权利亦被剥夺；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谣诼、攻讦和诋毁，只能被迫地、屈辱地接受下来。最终以罗织锻炼的莫须有罪名，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荆冠，丢掉了他格外珍视的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所有职务。
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性讲话，滔滔不绝，午前开讲，直到午后两时，用去三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接着讲，十时多才讲完。
这个讲话稿，周扬先拟好一个提纲，9月11日下午与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会商一次。后据毛泽东意见做过修改，又于11月20日再呈毛审阅。毛修改后，24日批示周扬，让他阅后即送胡乔木转邓小平，并指示：“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毛还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由周扬及其他文艺界负责人参加讨论并再度修改后，又送毛审阅。
毛亲笔改过后，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此文有关部分，对冯雪峰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完全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
冯雪峰的命运，也便由此铸定了。他步入了近二十年隐忍苟活的漫长苦难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饮恨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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