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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奉铁路二等车内部供图/李子明 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三种车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头等车座位宽敞三等车煤灰一身 头等车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地下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叶圣陶的童话《含羞草》形容头等车的舒适:“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二等车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三等车设备最简单。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尤其是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民国人说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若使时间不紧,不如坐驴车呢--转载者)。 在客车排列上,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其次是二等车,最后是头等车。原因很简单,离火车头越近,震动越厉害。如果火车发生意外,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此外,离火车头越近,火车煤灰飘得越多,弄得灰头土脸。俞平伯曾说过,坐三等车到站第一件事情就是抖一抖身上的煤灰。 不过,到了寒冬,客车排列又会反过来,头等车最靠近机车,二等、三等随后。这是因为火车暖气里的热水都是从锅炉流出来的,自然是离机车越近,暖气越热。 民国铁路规定头等、二等车有专门的售票窗口,这些窗口人少,买票不挤。三等车的售票窗口往往是人山人海。郁达夫有一次乘车从上海到杭州,身上只带了十块钱,打算买张三等票。他急匆匆跑到火车站,发现排队买票的人实在是多。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个窗口人很少,赶紧冲过去买了张票。他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等到上车才发现,自己买到的原来是张二等车票(《还乡记》)。此外,三等车没有候车室、没有卧铺,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 郭沫若都坐不起头等车 待遇不一样,是因为票价相差悬殊。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一种是“一二四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三倍。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票价2.5元,二等车票价5元,头等车票价10元,这是“一二四制”。 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车票价都比三等车贵不少。再加上头、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尤其是头等车,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民国有调查显示,30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25元。也就是说,如果坐头等车从南京去趟上海,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自己只坐过三等车,不知道头、二等车里究竟什么样。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此时的郭沫若32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泡妞花再多钱也有--转载者)。 三等车设备差乘车旅客备受歧视 在民国坐三等车,不光设备差、条件艰苦,更不能忍受的是铁路工作人员的歧视与傲慢(看人下菜的服务是传统啊--转载者)。 歧视从没上车就开始了。民国一位评论家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一位三等车乘客“恭而有礼”地向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询问票价,该工作人员“初则仰首望浮云,俨若罔闻。再问之,则对曰‘那不是有字吗?’”(穷人欺侮更穷的人--转载者)。 火车站里为旅客搬运行李的脚夫也知道看人下菜碟,有三等车旅客上前求助,他们往往不理不睬,敷衍应对(看来革命的对象未必一定是富人了--转载者)。 上车之后,查票员、茶房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对三等车乘客大加歧视。老舍的小说《火车》刻画了两个活灵活现的火车查票员。在三等车里他们俩全都板着面孔,一脸威严。到了二等车里一个依旧板着面孔另一个则露出笑脸。在头等车里两个人都面带笑容。 梁实秋也讲过一个段子:夜间查票的时候,查票员怕吵醒乘客,在头等车上一般是轻声细语。到了二等车,嗓门就提高了一些。到了三等车,不光大吼大叫,而且会粗暴地推醒乘客。(《火车》) 民国时期流行付“小账”,也就是小费。当时在火车上喝水也要给“茶房”(车上送水的服务人员)小账。梁实秋的小品文《小账》写道,当时坐二三等车的人,给了“小账”之后,茶房还不满意,嘟嘟囔囔想多要点。但是在头等车上一般是给多少就老老实实接着,从不敢说闲话。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头等车厢坐的是什么人,不敢胡来(狗眼看人低的茶房,虽然他应该是革命的动力--转载者)。 1930年,铁道部曾特意下发通知,规定车上工作人员不得对三等车乘客“越理凌辱”(记得刚改革开方时有的商店贴出的营业员遵守条列中有“不准打骂顾客”之类的词句,也可以找到祖宗了-转载者),否则将予以严厉处罚。(李子明作者为中国铁路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