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翻译工作只是集体工作，是政治任务，并非他的本职工作。如果说钱锺书翻译《毛选》与毛泽东诗词“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是存在偏差的。杨绛一再强调，“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徐永煐的传记中就说：“毛选英译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慧和心血。”在英译毛选小组中，钱锺书一直是以英语专家的身份被肯定的。杨绛也说：“钱锺书从未把翻译毛选和以上这类任务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他自己填写的个人履历中，从未写入以上经历。”“都是有关部门向钟书所在单位借调的”。没有当成本职工作是真，但钱锺书在填写履历时，并不回避这段经历。如1955年，钱在填写中国作协会员表时，在“近三年来有何新作”栏写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现在尚部分从事此项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像钱锺书这样在简历中写译《毛选》的事，在以后几乎没再见到。他并不希望自己因此而被记住，而是尽量淡化此事，更不要说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向组织提要求。这一点和解放后郭沫若、冯友兰等人的表现有巨大差别。翻译毛泽东诗词期间，很多人写“鉴赏”类文章，连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注家蜂起，全是好心”。有钱锺书的传记作者称，钱锺书是很有条件写的人，但在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之时，钱锺书一反时流，不著时文，不发时论，仍默守学术独立的立场。“文革”后，钱锺书对这些经历更有意轻描淡写。1979年，他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余英时向他求证是否如外界所说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钟书说，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自己没有做过毛的秘书，也没译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余英时道：“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他翻译《毛选》也没做什么事，只是别人翻译的，他来看看。”“他只校阅，未参与译事，翻译的另有其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一般性专业人才极其缺乏，大学者从事与国家有关的诸如翻译这类事，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时，参加《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各语种翻译的专家学者难以计数（《毛选》前三卷约有30多种语种的翻译版本），钱钟书也只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从事这类工作是非常荣耀的，有些专家学者还积极主动要求参加，如翻译《毛选》第五卷时，年过六旬的北京大学著名英语教授李赋宁是工作开始后又自己主动申请来参加的。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钱锺书再次被抽调到中共八大翻译处担任外事翻译。这次调来的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有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也在其中。翻译处设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社，钱锺书住在北大，每天搭公交车上下班。后来工作紧张，他们就都在那儿过夜了。参与翻译的巫宁坤回忆：“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一滴泪》）国庆前大会闭幕，钱钟书和王佐良、巫宁坤奉命留下来，对全部会议文件的英文译文再次加工定稿，三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一周工作6天，直到11月中旬。

 

　　从巫宁坤的回忆可以看出，中共八大时大批教授做外事翻译，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是心甘情愿的。巫宁坤在八大之后的国庆游行中，被邀请到观礼台，学院为他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甚至感到羡慕。曾参加过《毛选》翻译的人回忆说：“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当时如果能参加《毛选》翻译工作，自己会认为是莫大的荣誉，而别人则会投以羡慕的目光，所以这些同志都是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在兢兢业业地、一丝不苟地投入工作，无一懈怠者，而且环境气氛也不容许有任何懈怠者。”

 

　　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敢懈怠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正当盛年的钱锺书难以说“不”。钱锺书在解放后非常“识时务”，少说话，多做事，在得到信任做翻译工作期间，更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据许渊冲回忆，钱锺书在英译《毛选》工作中，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么显得出众，平时很谦虚。1953年，翻译《毛选》期间，友人郑朝宗到其工作处看望他，他出示了一首新作，其中有一联云：“疲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焦急不安的心情跃然纸上。（《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巫宁坤回忆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有一天，他看到一篇国家领导人的发言，觉得文字累赘，很难译成像样的英文，随口大声说：“你拿这种呆板的文章怎么办呢？”钱锺书马上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巫说：“当时双百方针甚嚣尘上，我没想到以语多锋利闻名的钱先生竟会如此谨小慎微，心里很不以为然。不过一年多以后，我就以言获罪，从此和钱先生一别二十余年。深夜扪心，想当年少不更事，自作自受，辜负了钱先生对我爱护的一番情意。”

 

　　在1949年后所有的这些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数最先翻译的《毛选》了。那么，钱钟书对此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的回忆文字看，他对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但他的内心却另有一番想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分类。报告中提到当时北大的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点到了钱锺书，说他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份报告还称钱锺书在解放前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这份报告，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别人贴钱锺书的大字报时他才得知。钱在大字报旁贴出了申辩的小字报，说自己一向敬仰毛主席，正因如此，他才认真负责地主持审定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毛主席著作有丝毫不敬之处。举报的内容虽查无实据，但当时军宣队认为“告发”的事情情节严重，料必事出有因，还是命钱钟书写了一份自我检讨。杨绛晚年对这份报告一再进行了反驳和否认。这份报告中关于钱锺书的言论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中央后来没有核实清楚的话，他在1957年是无论如何逃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的。但，钱钟书如果没有这个意思，难道是空穴来风？

 

　　这种大学者、专家从事一般性翻译工作的情况，直到“文革”后才慢慢改由专门机构来负责。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领导人著作翻译并行的另一大项是中译外工作，即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将党代会的文件译成外文，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期就开始了；1969年的九大和1973年十大的文件，也由外交部和新华社牵头从各单位调人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译出；十一大召开时正值翻译《毛选》第五卷，所以它的文件是由这个班子完成的。此后，从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以后的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文件就都转由中央编译局文献部负责组织。1985年以前，会议的翻译工作都是在饭店或招待所完成的；自1985年始，为了节省开支，又同样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项工作便由中央编译局承包了。

 

　　余英时说钱锺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以此话为底线，我们就不该太苛求于钱锺书。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对更多的诸如钱锺书一类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报之以同情的理解，他们的损失与伤痛并不比其他人少。

 

　　如果一定要给钱锺书1949年后从事翻译工作的这段经历下个论断的话，那只能说：奉命而已，仅此而已。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