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是舶来品，刚传入上海滩时，赶时髦的新派人物喝了，往往叫苦不迭，没想到竟像咳嗽药水一样难喝。慢慢地随着西餐在上海滩的推广和普及，咖啡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所喜爱。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1909年）中，已有描写咖啡的诗句，同年上海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中也提到了咖啡。

　　早年咖啡的译名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磕肥”的译法。以咖啡能减肥这一点观之，倒也颇为形象贴切。清末毛元征《新艳诗》中有“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谈，加非似依苦”之说；民初“鸳蝴派大家周瘦鹃《生查子》词中也有“更啜苦加非，绝似相思味”，这就又把咖啡与相思、悲苦、离愁等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联系在一起了。

　　咖啡馆在上海滩的出现自然要晚一些。不过，当时英法租界里众多西餐馆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同样能品尝上好的咖啡，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陈定山的《春申旧闻》等老上海“经典”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但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大量涌现，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诗人林庚白写于1933年的《浣溪纱-霞飞路咖啡座上》云：“雨了残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日汽车声。破睡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莹。”就是极为鲜明的写照。

　　作家与咖啡店

　　田汉1921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学作品中抒发“咖啡馆情调”的。此剧虽写于日本，背景恰恰是老上海的咖啡馆。《咖啡店之一夜》展示的是个性的觉醒、自由的渴望和“新浪漫主义”的体验和感伤，把咖啡馆和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联系在一起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四川路上有名的“上海咖啡”的开张，更酿成了一场影响不小的新文坛公案，催生了鲁迅一再讽刺过的创作“三角恋爱”小说的高手张资平。

　　说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老上海咖啡馆，同样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馆也不可不提。这是当年鲁迅与“左联”领导成员和中共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商谈的一个场所，鲁迅日记上有多次去“公啡”啜饮咖啡的记载，尽管鲁迅并不喜欢喝咖啡。“公啡”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日本尾崎秀树在《三十年代上海》一书中讨论上海左翼文化时也专门提到它。遗憾的是，“公啡”已不复存在，而今见到的“公啡”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邵洵美、曹聚仁常光顾“俄商复兴馆”，叶灵凤、施蛰存等经常光顾华盛顿咖啡馆，则又是另外的生动有趣佳话了。

　　文学中的咖啡

　　作家马国亮曾在《咖啡》一文中写道，他在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两位女人谈话，“她们谈的是文艺，国民党，政治，什么都谈，她们说完了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汪精卫、蒋介石”，马国亮对此颇感意外。其实这是咖啡馆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咖啡馆不是单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现代都市中的一个“公共空间”。西谚有云：“咖啡馆是新伦敦之母。”对老上海的咖啡馆虽不能这样评估，但马国亮的这段记载，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当年上海的咖啡馆文化是多元的，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要问当年有哪些新文学作家写过上海的咖啡馆，那可以开一份长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单。徐讦的《吉卜赛的诱惑》、林徽音《花厅夫人》、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等等都是。张若谷干脆以《咖啡座谈》作为自己的散文集的书名。孙了红有名的“侠盗罗平探案”系列也有不少曲折的惊险故事发生在咖啡馆里。至于后来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史火覃（周楞伽）的《文艺咖啡》、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回忆录，更是研究老上海咖啡馆文化的珍贵文献了。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亚尔培路上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而今安在﹖差不多都成了历史的陈迹，有的连断墙残壁都未能留下，我们今天只能在作家文人的作品和回忆录中来寻觅它们，想象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