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的辟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一方面，外国军队、商贸、宗教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某些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

开埠通商的三个特点与近代上海城市

所谓开埠，就是开辟通商口岸。拓展东方市场，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内在要求与必然步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在广州又对外国通商活动作了种种限制，这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列强的需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面见乾隆皇帝，所提要求之一，就是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嘉庆、道光年间，东印度公司又不止一次地派人到中国沿海地区打探情况，也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提出增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均未果。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了包括开辟通商口岸在内的要求。

《南京条约》规定辟为通商口岸的是五个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合称五口通商。五口之中，厦门开埠最早， 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再次是宁波、福州。广州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增开天津、汉口、九江、镇江等11个口岸。这样，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就开了16个口岸。以后，列强又逼迫中国开辟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

说到开埠通商，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通商口岸并不等于租界。在一部分通商口岸，列强设有租界，而更多的通商口岸则没有租界。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6个租界，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有租界的。上海先是三个租界（英、法、美），后来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汉口曾有五国租界，天津曾有九国租界。第二，租界并不等于殖民地，所有租界，无论是上海租界，还是天津租界、汉口租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单管租界，土地的主权都仍然属于中国，租地者都要向地主缴纳租金。第三，并不是所有租界都是中外混处的，上海租界在开头八九年实行的是华洋分处原则，广州沙面租界自始至终实行华洋分处原则。一般说来，华洋混处的租界对华人社会影响较大，华洋分处的租界影响较小。

就上海而言， 1843年开埠， 1845年开始设立租界， 1943年租界在法律意义上收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完全被收回。西方列强依恃不平等条约，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将上海租界建设成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将租界变成一块西方文化飞地，成为展示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这极大地开阔了上海人视野，刺激了上海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也有利于上海城市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两租界与越界筑路地区，是上海城市的重心，其面积是华界市区面积的七八倍，上海城市的精华部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均集中于租界。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开埠以后，人口持续增长。1875年，上海已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与广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已相当于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相当于三个北平，或四个南京。至于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更是高得让人难以置信。金融方面，1936年，外国在华银行总部全部设在上海，华资银行58家设在这里，占全国总数的35%。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这里，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都集中在这里。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

就开埠与近代上海城市关系而言，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但说得最为直接、简明、透彻的，是著名士绅李平书。他在清末便说过：

自通商以来，五洲万国莫不知地球上有此繁盛之区，而上海之名，洋溢乎泰西远东，更无论中国二十二行省矣。然当未通商以前，自元迄于本朝道光中叶，遥遥五百年，上海一县，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长夜，事诚无足称道；通商以后帆樯之密，车马之繁，层楼之高矗，道路之荡平，烟囱之林立，所谓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中外百货之集，物未至而价先争，营业合赀之徒，前者仆而后者继，所谓商战世界者，上海有之。然而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黯然也。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李平书《上海三论之一》）

一句话，没有开埠通商，就没有近代上海城市的突出地位。

开埠通商与包容特性

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人特性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上海人特性，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讨论，我以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点，即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包容，一是包，海纳百川，这是从城市总体上说；二是容，宽待异己，这是从各个地域文化上说。近代上海人口八成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使得上海人口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于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各地方人来到上海，并不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全无形影，而是结为一个一个小的团体，即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与后期的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同乡组织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他们是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其作用既为移民所认同，也为上海地方政府、两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可。他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介绍婚姻、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戏曲、祭祀方式等。各地移民遇到麻烦事、开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乡与同乡组织。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机构遇到事情，照例也会去找个同乡组织头面人物。小刀会起义、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与同乡组织的作用有关。1897年小车工人举行抗捐斗争，反对租界当局加捐，问题的最后解决，就是由租界当局、上海地方政府与苏北同乡组织首领协商的结果。同乡组织联络、服务同乡的能力，与同乡人口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江、浙、粤、皖等地移民人口较多，其同乡组织按县、府设立的就比较多；西北、东北等地在沪人口较少，其同乡组织就多按省或跨省设立。

说到包容，或许有人会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哪有包容的雅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上海人历史的不了解，是对上海人特性的不了解。1949年以前，上海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晚清时期，上海还没有户籍管理制度。民国时期，上海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不精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户籍与经济利益没有关联。汪伪时期，上海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市民证、居住证，但1945年以后，户籍管理又基本处于放任状态。上海人来的来，走的走，来了，住下，有稳定的工作，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因此，那时所谓上海人，本身就是流动不居的一群。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谋独立之人尽为本地人，王金发等谋浙江，焦达峰等谋湖南，胡汉民等谋广东，于右任等谋陕西，唯独谋上海独立之人，无论是同盟会的陈其美，还是光复会的李燮和，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上海光复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从来没有人因为他是浙江湖州人而提出过异议。二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等代表长沙，王尽美等代表济南，董必武等代表武汉，他们都是各个省会城市所在的本省人，唯独代表上海、北京两城市的代表不是本地人。上海代表一是李汉俊，湖北人；一是李达，湖南人；北京代表是张国焘与刘仁静，都不是北京人。李汉俊与李达都在上海生活没几年，都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会议，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籍贯提出异议。这两个例子雄辩地说明，清末民初，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其他地方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即上海是全国人的上海，不只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就像北京是全国人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一样。既然如此，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

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酝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8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相对封闭的上海；以商贸为主的上海，变成以工业为主的上海；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高度计划化的上海，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极难，上海人口趋于固定化。国家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政策，看上去是对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国支援上海的是煤、电、原材料、农副产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一辆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套培罗蒙西装，可以换一大车农副产品。与此同时，上海对全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 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上海用于自身城市改造、发展的余地很小，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极为突出，弄得上海人灰头土脸。这种情况到80年代达于极点。

上海户口被附加了很高的价值，上海产品与优质、精致、洋气联系在一起，上海人身份与聪明、能干、奉献联系在一起。这既催发了上海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同时，也使得上海人捉襟见肘，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半两粮票、假领头，都是这么出来的。内地人出差来沪，通常要带一长串购物单，或为己用，或留送人，从服装、皮鞋、手表到糖果、饼干，无所不有。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的上海人，与内地、乡村联系本来密切，在内地、乡下的亲友相对多些，来客相对频繁。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上海人待客条件极差。客多容易生怨，频繁容易冷淡。于是，在一部分内地人眼里，上海人既精明，又小气，还傲气。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900多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人们发现，青少年会说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些学者要呼吁保护上海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移民传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与此同时，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城市交通与生活环境也得了空前的改善，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说法也就自行消解了。

由此可见，从历史长时段看，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如果从开埠算起， 170年当中，最多占四分之一时间。

争优的社会风气

争优，追求卓越。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崇洋，崇尚、学习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是勇于创新。

先说崇洋。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超过15万。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些人甚至出生在这里。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这对上海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上海人也曾抵制过自来水，误解过煤气灯，但日久天长，一旦明白自来水较之井水、河水更有利于卫生，煤气灯、电灯较之油灯更亮更好，电话是那么方便，电梯是那么实用，就逐渐由误解而理解而羡慕而师法。举凡自来水、电灯、电话、煤气灯、电灯、道路管理、垃圾管理、食品检疫，无不西人创制于前，华人效法于后。上海绅商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的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政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也包括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建设计划，都是上海人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

晚清中国许多地方发生过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上海尽管是传教士活动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存在，有众多的传教士活动，但基本没有教案发生。唯一的是1848年青浦教案，那是发生在传教士与外地漕运水手之间，并不是发生在上海人中间。上海人与欧美侨民、与传教士，朝夕相见，甚至共处一厂一弄一楼一室，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传教，不会相信挖眼剖心之类传言。所以，义和团运动时期，北方在杀洋鬼子、二毛子，拔电线杆，上海等地则与外国人实行东南互保，互不侵犯。义和团运动以后，上海士绅提出了“文明排外”口号，主张要排外，但要文明，不能野蛮。

近代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的领头羊，也是中国工业创新、科技创新的先行者。近代上海名牌产品云蒸霞蔚，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各类巨头、大王，诸如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棉纱大王穆藕初，纺织、面粉业巨头荣氏兄弟， 百货巨头郭琳爽，煤炭、火柴业大王刘鸿生，烟草大王简氏兄弟，轮船大王卢作孚，银行业巨子陈光甫，都是通过激烈竞争而崭露头角或独占鳌头的。他们一不靠父祖福荫，二不靠权力垄断，而是靠卓越的素质，良好的信誉，过人的质量。他们尊重科学，钻研技术，努力学习，不断创新。荣宗敬曾将荣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无月不添新”，机器求好，质量求优，管理追求先进。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发现一半以上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

法治传统与法制意识

法治方面，租界是比较严格实行法治的，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这些年，老上海的城市形象被《上海滩》等电视剧严重歪曲，使得人们以为老上海就是那么没有秩序，流氓黑帮横行，互相杀来杀去，混乱不堪。其实，近代上海法治是相当严格的。上海租界在开头十来年，并没有很多机构，也没有详尽的法规，只是按照外侨在其本国的习惯进行管理。1854年租界人口猛增、华洋混处以后，才陆续设立一些机构，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并制订了一批法规。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诸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不许虐待牲畜，不准倒提鸡鸭，关于如何悬挂招牌，脚踏车如何管理，何时可在路上抖拍地毯，何种情况下可以燃放爆竹焚烧纸钱，饭店如何开张，戏馆如何营业，巡捕如何执勤，如何对巡捕进行监督，如何养狗，如何放鞭炮，等等。租界法治管理相当严格，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早期《申报》时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点石斋画报》上也时常有相关内容的报道。上海人对红头阿三（印度巡捕）多没有好感，很重要一点是因为红头阿三在马路上执法，时常与上海华人发生矛盾。工部局用印度锡克人当巡捕，其实也有法律制度设计方面的考虑。锡克人被认为比较忠诚，身材外貌与中国人明显不同，亦不善中文，故不容易与其管理对象小偷、流氓之类，沆瀣一气，警匪一家。顺便指出，上海公共租界也比较喜欢雇用山东人做巡捕，其缘由与雇用锡克人相同，因为山东人被认为是中国人当中比较忠诚的一群，身材也比较高大。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有些外国律师由于经常帮中国人辩护，乃至引起一些外侨的忌恨，担文就是一个典型。担文是英国律师，19世纪70年代前期来沪执业，长达40年之久。在他来华20年之际，中国官绅认为其熟悉中国情形，为华人时尚知顾全大局，据理力争。

长期的法治传统，培育了上海人的法制意识，养成了上海人守法习惯。民国初年，上海报人姚公鹤就指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内地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中国到民国初年才有现代司法机关，但孰为刑事诉讼，孰为民事诉讼，一般内地人并不清楚，而上海人则与之不同，虽妇人孺子，亦均知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即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

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对工部局的行政行为有一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即领事公堂。这一机构由沪各国领事联合组成，专门受理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在当时中国是独有的。这是一个行政法庭，具有国际性，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各国领事共同认可的法律，各种不同法律观念在里面都能起一些作用，这看上去颇为怪异，但有总比没有好。这个机构对工部局确实能起一些制约作用。自1882年至1941年，领事公堂共受理55件案件，其中，工部局败诉23件，胜诉7件，驳回起诉10件，庭外结案5件，其他未决、无记录、自然结案等共10件。这表明，领事公堂并不是一个花瓶。1911年，李平书起诉工部局阻止闸北水电公司在虬江路一带铺设水管，结果，工部局被判处必须发放许可证。

爱国特性与移民情结

爱国。前面说到上海人崇洋，必须要补充一句，即上海人只是崇尚西洋现代化的东西，并不唯洋是崇。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中国人的行径，则坚决抵制与反抗。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晚清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拒俄运动、大闹会审公堂事件，抵制美货运动，到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爱国运动，还有跨越晚清民国的要求公园开放运动、华人参政运动，每有爱国运动，上海人必走在前列。

上海人爱国特性的形成，与上海人口来源以及上海人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联系大有关系。

上海移民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有许多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就发生在上海与各地之间。木材、蔗糖来自福建，茶叶、生丝来自江苏、安徽，棉花来自河南等地，大豆来自山东与东北。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服务乡梓的特点十分明显。上海很多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均为广东人所开，其管理层面的职员，几乎全是广东人。荣家企业20世纪20年代所雇佣的957名职员中，617名为无锡人。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行，在上海本行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分行雇了200多名职员，都是他从广东招募来的同乡。上海很多资本家，在其家乡铺路、造桥、办学、设厂，资助家乡贫穷学生进城读书、出国留学。

上海移民与各地的联系，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恋乡、爱乡发展为爱国。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在赈灾活动、爱国运动中一马当先。

先说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上海是中心，领袖人物中颇多广东、福建人，因为遭受美国歧视的美洲华侨多为广东、福建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事涉山东，上海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他们多次致电全国山东籍旅长以上军官，希望他们组织起来，保护中国在山东的权益。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山东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上海的罢课、罢工与罢市的斗争，并向北洋政府转达上海民意，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与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对于五四运动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再说赈灾活动。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存在面向全国的大型慈善机构，内地每有灾害发生，这些机构就会立即投入赈济活动。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重大旱灾，经元善等人负责的上海协赈公所，单光绪五年就向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提供赈款近50万两，超过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官捐局募集的款项。1883年，山东发生特大水灾，黄河在山东境内多处漫溢，近百万人受灾。经元善以上海协赈公所为基础，联络扬镇筹赈公所、苏州筹赈公所，成立赈捐公所，联络国内各处富商，在全国与海外共设131处赈捐代收处，分布于江、浙、闽、粤、桂、云、贵、皖、赣、湘、鄂、蜀、鲁、辽、晋、豫、京、津、港、台，国外的有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这样，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基础，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赈灾网。这使得赈灾超越了狭小的地域界限，超越了同乡、同业的界限，对于扩大赈灾范围、增强赈灾力度、提高赈灾效果，很有意义。那时候，还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经元善等人通过他们所经营的轮船业、电报业，建构了赈灾网络，相当有效。到1893年，经元善通过这一网络，多次为各灾区募款，募集钱款达数百万，获得朝廷11次嘉奖。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的时候，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盛宣怀一生从事赈灾活动达46次，参与和组织的赈灾活动有63次，捐款一百几十万，堪称赈灾巨人。1946年，苏北发生水灾，又发生战争，出现大批难民。上海苏北同乡会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设立了5个难民收容所，不到半年就收容苏北难民近6万人，收容来自其他地方的难民2万人，发放面粉近3000袋。

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与各地保持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也认同其移出地的身份，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事，发生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相关的事，在上海人看来都是自己的事。兼之上海人口众多，交通方便，信息灵捷，社会动员能力较强，上海人质朴的爱乡情结，就因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升华为爱国主义。

结论

上述近代上海人四大特性，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包容是基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的实质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承认、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有了包容，就会取长补短，见贤思齐，就会有竞争、创新，优胜劣汰，就会有自治、法治。有了包容，上海人对于西人带来的众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就有可能全面、细致、深入、从容地了解、研究与学习，进而进行创新。有了包容，上海人就可能做到两头明白，一头是明白西方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一头是明白中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进而明白中国何以自处，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文化自觉。

大城市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最大部分得益于彼此的影响、启发甚至辩难。生物学上的杂交出良种，与社会学上的人众出杰才，其理相同。大城市将众多异质程度很高的人口集聚在一起，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浓缩得很近，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创新与文明的演进。在同样的空间，人口异质程度越高，文化差异越大，相互影响、刺激、启发、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天时、地利、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在近代有幸成为中国最大城市，成为差异程度很大的异质文化聚合的空间。不光是中国各种地域文化，还有世界各地文化，包括欧美文化、日本文化，在这里相对从容地接触、交流，这为中华文化接触、吸纳世界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也因此成为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以后，进行文化更新与文明复兴的前沿与中心。于是，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或潜在的那些元素，诸如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就被激活运行，表现为上述上海人各种特性。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