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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49年后，作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城市，上海粮食一直依赖外地供给调拨。1950年1月，为此专门设立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不惜代价从“老解放区”调运粮食至上海。
1957年，上海粮食主要从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全年总量达到16.83亿斤。1958年大跃进渐入高潮，为了保障上海的粮食供应，先后成立进口粮接运办公室、华东运粮指挥部，组织调运粮食。1959年饥荒情形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作为上海主要粮食供应区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后开始出现严重饥荒，但保证上海粮食供应的调拨要求并没有撤销。
时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列为首要目标。是年5月，上海市内粮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紧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坚决要求各省党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短途运粮运动，通过人背、畜驮等方式，将粮食集中运输运到交通线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内的地区调运。而此时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之前看到过一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的访谈。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四川农村的饥荒救济问题。会中，中央某领导(哪位? 转载者注)打电话，表示还要调1亿斤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告诉李先念：再调一亿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对方仍很强硬，甚至说“死人也得调！”不久，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必隐名吧, 转载者)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临返回北京时，其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然上述情形只是陈振寰个人的回忆，不过联系当时上海等地粮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达的一系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据粮食部的统计，1960年上半年全国粮食调运量一共达到120亿斤，基本都是运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矿区。
除了调运粮食外，上海当时还曾经严格限制粮食外带。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颁布过《上海市粮食及其复制品外运管理暂行办法》，在一些交通干道、码头及车站，对旅客行李进行检查，防止所谓“粮食外流”，凡是携带粮食两斤以上者皆属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与浙江停止粮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与江苏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粮食销售领域建立起“制度屏障”以维护上海本地的粮食供应，保障户籍居民不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254769151/
北京天津上海籍人士中的一些人能活下来, 要感谢的是国际影响, 因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死人的话, 国际影响不好", 只好饿死点别的地方的人来保证"大城市的人"不饿死, 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决定不是天津上海(是在北京的人作的)做的, 要怪也不能怪天津上海人.
1957年，上海粮食主要从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全年总量达到16.83亿斤。1958年大跃进渐入高潮，为了保障上海的粮食供应，先后成立进口粮接运办公室、华东运粮指挥部，组织调运粮食。1959年饥荒情形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作为上海主要粮食供应区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后开始出现严重饥荒，但保证上海粮食供应的调拨要求并没有撤销。
时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列为首要目标。是年5月，上海市内粮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紧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坚决要求各省党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短途运粮运动，通过人背、畜驮等方式，将粮食集中运输运到交通线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内的地区调运。而此时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之前看到过一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的访谈。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四川农村的饥荒救济问题。会中，中央某领导(哪位? 转载者注)打电话，表示还要调1亿斤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告诉李先念：再调一亿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对方仍很强硬，甚至说“死人也得调！”不久，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必隐名吧, 转载者)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临返回北京时，其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然上述情形只是陈振寰个人的回忆，不过联系当时上海等地粮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达的一系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据粮食部的统计，1960年上半年全国粮食调运量一共达到120亿斤，基本都是运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矿区。
除了调运粮食外，上海当时还曾经严格限制粮食外带。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颁布过《上海市粮食及其复制品外运管理暂行办法》，在一些交通干道、码头及车站，对旅客行李进行检查，防止所谓“粮食外流”，凡是携带粮食两斤以上者皆属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与浙江停止粮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与江苏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粮食销售领域建立起“制度屏障”以维护上海本地的粮食供应，保障户籍居民不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254769151/
北京天津上海籍人士中的一些人能活下来, 要感谢的是国际影响, 因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死人的话, 国际影响不好", 只好饿死点别的地方的人来保证"大城市的人"不饿死, 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决定不是天津上海(是在北京的人作的)做的, 要怪也不能怪天津上海人.
我们老家才四川东部，很穷的地方，我奶奶就是1944年被而死的，而1959－1962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奇怪吧？ 我70年代是，很多四川朋友，问问他们家里有没有那时被饿死的，都说没有。
70年代的时候，原来我是相信那时饿死很多人的，一直想找到见证人，问过很多人，家里直系亲属，有没有饿死的，没有人说有，都记得很饿得很难受。 我现在相信，肯定有饿死的，但是没有那么多。
原因主要是，解放后，人口增加过快，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遇到灾荒，就出问题了。 马寅初先生的大作里面都有。 马先生的极其弟子们的研究都正面，1949年后，中国农业的生产率是不断提供的，因此大家的生活，不可能不1949年以前更差。 钢产量也逐年增加，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增长，才能有以后的改革开发。
也就是说在1949年以前，上海粮食一直是自己种植生产，自给自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