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争论纷纷的文章，好像本地免费中文小报也转载了，想说几句。会有但很少。当时的推荐上大学，理论上说是叫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挑选， 看起来还算合理，一条一条很清楚，但是执行起来则是问题多多。就说群众推荐， 工厂里还有个大家讨论说是谁谁谁，农村， 您见过一群贫下中农坐那儿讨论哪个知青崽子上学去？还不是干部说谁就是谁，当时的农村， 权势最大的是大队一级，除少数边远山区， 一般一个大队也就在方圆不超过十里的地方，大队干部对本大队的人会很熟悉， 尤其是知青，生产队一级虽说干部是直接管着你的， 但毕竟大家都认识大队干部，而有些生产队可能离公社很远，压根没法认识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就起了个上承下达的关键作用，大队干部可以直接对生产队的事务做决定，向上汇报又是绝对的凭大队干部咋说公社干部咋信，所以，在推荐上大学时， 大队干部起的是关键作用。一般名额是分到公社的， 公社往下分则看大队干部的本事了， 省里“红”的大队干部，县里得给面子， 县里“红”的大队干部，公社就得让他几分， 那时， 每个大队干部一定是想为自己大队多争点无论是招工还是上学的名额，但毕竟脸上也好看，而且解决点知青问题也可免了好些麻烦。招生时， 有小部分是从上面直接带着人名儿来的， 来头大的别说大队干部不敢动， 公社县里都不敢动， 比如中央哪个大干部省里哪个大干部的闺女在这儿插队， 原先老子是走资派， 奶奶不爱姥姥不疼，一旦老子解放出来了，指定今年招生要上学，您说县公社大队哪个干部敢“潜”她一下？找死呀？不知这类的推荐比例有多少？所以是否被“潜”过的一定得扣除这批人。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子女，尤其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家的孩子， 文革后好些“伤痕”作品把这类人的子女在乡下说的很可怜，嘿嘿您信么？的确， 在刚开始“大有作为”的1968至1970年吧， 他们的父母大致还是什么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啥的，处境十分不好，姓林的二把手“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情况就变啦，很多不牛不鬼了其学术也不反动了，统战部一恢复活动，他们又可以小心翼翼地提些要求了，大学里的教授们首先设法把子女整出来， 最好的地方自然是自己的学校，于是找到了以前的学生如今可能有点权力的，这类人的女儿的被“推荐”，很可能是“招生老师”带着名额的， 大队干部一点也不傻：别惹，虽然她们可能是最楚楚动人的，即便不是什么教授高级工程师，谁知道她们的社会关系中有什么呀？她们社会关系复杂到了可能会有你根本想不到的而一旦惹了事就会起作用的人，还是别给自己添麻烦。大队干部， 在农村是属于见过市面的，公社县城去得有如自家后院， 省城也是会经常走走的， 开会采购等等，对“外面”的世界不比一般城里人少， 尤其是官场“现行”规矩，很是熟悉。他们大多正值壮年，对那些“雪白粉嫩，识文断字“的城里姑娘，会不眼热？但他们非常清楚，城里人不是可以随便惹的，哪个知道这个小崽儿那个丫头片子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舅舅叔叔表姐夫是干嘛的？一不小心就夹住你的手。什么来头也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 谁来推荐你？ 一小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凭着自己的傻干，铁姑娘啥的， 县上挂了号，可能还累出了些病，不容易地被推了荐，干部动她的坏脑筋的可能也不大， 想也怕告啊，要知道，揭出来叫做“破坏上山下乡”可能是死罪啊。这么算来，从农村推荐到大学的女知青里， 七扣八扣， 还剩多少？只有那些潜一下无所谓的了， 这种人有多少？ 是这种人即便被“潜”了未必被“荐”了。加之， 我们也不能说全部大队公社干部都不是东西，好干部还是有的，加上有贼心没贼胆的， 加上家中河东狮子吼声特别大的，也得扣除，那么，“潜”者不多，被“潜”者很少，排列组合一下，此类事多不了。说一件与“潜”无关但和推荐上大学有关的事。一上海知青， 资本家子弟， 很想上大学， 亡命地干，几年不回家，跳水里救过人， 用嘴吸过被毒蛇咬过的伤口， 第一次，大队有个名额，可公社说他成份不好， 此人更加卖力了。第二年，公社分到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上大学名额， 大队公社毒推荐了他，这小子心想：这回该老子上学了吧；万万没想到的是，县里对“可教子女”的定义是“地富反坏右”等敌我矛盾子弟， 资本家是没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民内部矛盾， 其子女不算“可教育好的子女”！！还是没去上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