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了些电视连续剧，时不时看到北京的那种“大院文化”，就闲得无聊地想想为什么上海没有呢？
北京之所以有大院当然因为是首都，党政军（还有什么什么的）首脑机关在那儿， 原先北京海真没有什么地方大得可以容纳这么些官员随员工作人员加老婆孩子的，有人也许会问“前清时代北京不也是首都么，不也有个中央皇家政府么？”比之1949年的政府那个政府算什么， 小得还不如后来的一个小部， 前清政府只有六个部，后来至少六十个部，那时一个部一个尚书（部长）两侍郎（副部长）几个郎中员外郎（也许相当于正副司局级）几十个主事（科级？）而已， 当然有些办事人员加上杂役，充其量一二百人， 六个部加起来千把人吧，后来的单单国务院， 哪个部不是一个部长十个八个副部长？加一起恐怕就得好几万吧。所以前清政府的宅院肯定不够用， 就得征地盖房，有上班的地方，还得让他们的家属有地方住呀， 就在后面或附近再征块地吧，以前是小作坊前坊（店）后家，现在是前办公楼后家属院， 这大院就形成了， 一个部一个部， 军队各兵种军种各总部，党务系统这个那个机关，每家设法占一片地盖一个院， 里面生老病死可以不出门全解决。大机关大院中机关中院，小机关还想整个小院呢。这院里的人当官的多， 别人对他们的奉承他们自己的自我感觉， 不知不觉地自觉自愿地形成了一股“牛劲”，看那胡同里的人的眼是斜的， 口中的称呼也是贬的“胡同串子”。
上海呢， 首先没有中央机关， 干部的编制就不会那么多，也就是说要的地方就不会那么大，索然党政军系统基本上是中央有个部地方就得有个对应的局，好比一件中山装大小差别而已，是四个兜就都是四个兜，但尺寸有大小，为姚明准备的与为隔壁小三子家小崽崽做的一样四个兜大小差老了。
可上海又有还算完备的办公楼系统， 以前那些多如牛毛的外国中国公司行号，关了门不就可以安插很多机关吗？ 外滩比就是排队似的排着很多机关吗？好了， 上海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基本上不用拆迁不用征地盖院就解决了，可这些大楼的前前后后还是大楼，没办法征用来盖家属楼呀，只要东塞几家西塞几户地解决干部家属的居住，或者征用整栋大楼来做某个大机关的宿舍，南京路泰兴路口那幢大楼好像就是华东局的宿舍吧，比之北京的“院”上海只有“楼”， 因此也被北京瞧不起地称为“小里小气”。后来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大发了， 机关大了人也多了， 只能到半郊地点盖宿舍区了，才有了柯庆施主张的与工人住在一起的“东庙二村（现在叫东安新村）， 可以当大官的一点也不傻， 包括那些直到进了上海才知道世界有样东西叫抽水马桶的老干部，进了上海赶紧在康平路武康路等“好区”侬个小洋房住住， 官大的一家一栋，官小的几家一栋， 办事员只能一家一间了， 就那， 甚么条件就是比老百姓比以前在老解放区好了。这么的， 上海的官家子弟就没像北京的那么集中了，某种子弟集中的现象只是郊区的大学宿舍里， 才有知识分子子女成了堆堆的。
突然一想，柯庆施是好像1954（？）年才调到上海的，上海那时的各机关已经在黄浦区等地扎好了营盘，没法动了， 否则那位柯某是不是会提前想到了东安新村那招，比如把肇嘉浜路以南从打浦桥到漕溪路统统地征用下来建个“市委市政府大大的院”呢？胡思乱想的啊， 别砸我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