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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草棚棚”的主人应该是当时上海的最穷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固定的正式的工作。从事的是那些苦、脏、累的重体力劳动:码头的装卸,蹬三轮车、拉粪车,拉平板车……相信六十岁以下的人对这种平板车(转载者注: 这种叫做“老虎塌车”)已无印象了;而影视剧中也极少出现。我记得它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上海已基本绝迹了。它由两个大胶轮支撑着约一米宽两米半长的平板,载货一般要到一人高,估计载量都在千斤以上;一人在前掌车把,一肩还斜挂着拉车的宽带,另一人在后面推。那是极费体力的,尤其是遇到坡路时;干活时多数人会在小腿上扎上绑带,而一旦打开绑带,可以看到小腿上个个都是青筋暴露,那是他们超常辛劳的见证。
虽然工作极其辛苦,但他们的收入却很微薄,家庭生活自然就非常清苦。住的“草棚棚”就不必说了。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稀的,菜,以萝卜干、咸菜、豆瓣酱、酱瓜为主;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加工制造的。用水,就是不花钱的井水,取自那种不超过三米深的浅井,水当然很浑。“草棚棚”里是不能烧火的,每家都在门外烧火做饭;没有煤球炉,用的是自制的柴火灶,柴禾也是拾来的;其中主要的就是树皮,它是就近取材的。因邻近黄浦江,那时总有一些原木经黄浦江运来,卸在江边的路旁,以外马路上为最多。一有原木运来,“草棚棚”的居民们立即带上自制的专用工具奔赴现场,去剥原木上的树皮,虽然是一拥而上,但都是凭力气、凭技巧,极少发生争执。多的时候,一次可收获二十多斤。拿回家后,经晾晒成了绝好的柴禾。
“草棚棚”的居民们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情趣。最能体现这种情趣的就是每天的晚饭。由于“草棚棚”太狭小,除了隆冬天以外,他们的晚饭大多是在外面支一张小桌。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和左右邻居高声笑谈;说得兴起,端起饭碗就串到邻桌了,当然桌上的菜也就随手夹来,毫不客气,毫无拘束。而他们的“请客聚餐”也很多,究竟为什么不很清楚,但“孩子”肯定是一个原因:满月、周岁都要办席,吃什么并不重要,要的就是那热闹的场面。
生活是清苦的,但他们时刻都在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着,劳作着。改造“草棚棚”当然是第一位的,凭他们的收入造一间房子又谈何容易;光买砖就要一大笔钱。没有钱,可他们有一双勤劳的手。用下班的时间从附近工厂拉来废弃的电石渣和有烟煤的煤渣,先将煤渣砸碎,(开始是用榔头,由于煤渣屑很容易飞溅到眼睛里,后来就改用自制了专用的工具可以站着砸了。)将砸碎了的煤渣与电石渣和在一起,拌匀后放入自制的模具中(这种类似于翻砂用的木摸做得极其巧妙)砸实,脱开模具,一块电石砖就制成了;留一点空隙把这些砖码放在一起,让其自然风干,电石渣的味道差不多也跑光了,这种零成本的砖确实是蛮结实的。不难想象一间房子的砖要花费多少时间,所以,造房工程一旦启动,他们全家老小就如工蚁般的忙个不停。此外,平时只要看到半截砖、一片油毡这样的可用之材,他们也决不会放过……待到物料备齐,就把“草棚棚”一扒。建造新房也全靠自己,外加亲朋邻居帮忙,不出一个月,新房就落成了。无法考证这种变废为宝的电石砖是谁发明的,但榜样的力量却是巨大的,没几年,到1960年我离开上海时,周围的“草棚棚”几乎全部被电石砖房取代了。这一座座新房饱含着主人的辛劳,也不乏他们的智慧。然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未结束,七十年代中期回家,我看到的更多的已是真正的砖房了,甚至还有楼房。
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随着南浦大桥的建造,“洗布浜”也从上海地图上彻底消失了;而当年“草棚棚”里的草根居民在“新上海人”眼中已是令人羡慕的“老上海人”了,但谁又知道他们当年的辛劳。我离开上海已五十多年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他们的容貌了,但我不会忘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艰苦、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趣……
杨州一带的口音不难听,苏南的镇江口音倒很难听。江总胡总周恩来都是正宗全钢口音上。
我在北方待过, 也拉国架子车,上海的”老虎塌车“和北方的“架子车”不一样, 架子车的轮胎比自行车粗但比汽车的小多了, 而塌车的轮胎则是用的小型汽车轮胎,载重量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