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 俺从酒厂前小学 (五小儿) 随大帮一起未经考试进了刚建立一年的天津中学。我们从五小儿来的同学分成五个排（班），组建成六连，连长是靳法来老师，指导员是姜明智老师，俺被分在二排，孟广芬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记得六连的老师们曾先到小学和我们见过面，正式开学前还举办了学生干部训练班。 二月份一开学，就狠抓思想和纪律教育。因为"三个代表"还没问世,政治学习主要念老主席语录。纪律教育最有效的方式是像咱解放军似的练队列。还经常几百上千号人在大操场听一声令，席地一坐，腰杆儿绷直不动，不许说话，听报告。说心里话，这种训练对俺以后的行为举止确有益处，但有一次开会过长，中间没休息，俺憋着尿，特难受，脸皮儿薄又不好意思举手要求上一号，结果很多年都犯尿频的毛病。因为那年头大型集会游行还特多，俺只得又练就了一身侦查厕所和速战速决的硬功夫 - 整出个活学活用老主席“变坏事为好事”哲学思想的典型案例。

俺在小学本是班级干部，可一上中学却被高级低聘了，只当上了个副组长，孟老师怕俺闹情绪，还同俺谈心，用咱党“能上能下”的光荣传统开导。当时的六连二排确是汇聚了五小儿的许多精英，比如“金童”黄和平和“玉女”刘金铃，我能混上个组副儿也算不错了。

常言道：人朝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俺那时可是个很要求进步的小人儿，哪肯甘心？记得初一就要建立红卫兵和共青团，同学们都争着学雷锋做好事儿。俺除了模范遵守纪律憋尿外，也积极参加劳动，扫除值日时抢着干，还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帮着贫下中农推酒糟车，但这些咱能干，别人也都能干，没啥特别的。 看到每天放学值日的同学争着扫地，满教室尘灰飞扬的，突然计上心来：何不弄个墩布，擦起来既干净又卫生？本来可以从家里拿个旧墩布来，但转念又想，自己绑一个，事迹岂不更突出？和另一个也“怀才不遇”的小组长殿民同学促膝一谈，“英雄所见略同”。 说干就干，俩人分头不露声色地做起了准备。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一放学，俺俩就怀着万分喜悦偷着乐的心情快步到我家，俺准备的是一根儿旧墩布棍儿，榔头，钉子和铁丝；殿民书包里揣了一大堆布条儿。因为见过串街挣钱绑墩布的，这活儿对俺两个来说不难，不到个把小时就大功告成了。

第二天俺俩起个大早，抢在别人前面扛着墩布到学校，上课总也坐不稳，盼着快放学，但那天好像过得特别慢。最后终于等来了下课的铃声，得以大显身手，当时对全班的震撼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没过多久，召开了中学的第一次家长会。在二排的会场，孟老师的报告中至少三次提到俺和殿民的事迹。老爸与会，着着实实地找到了父以子荣的感觉，以后就常戏称“俺儿是靠绑墩布起家的”。

自此，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进红卫兵，入共青团，级别也一路走高。正像京剧《杜鹃山》柯湘的唱词：“从此后，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 。殿民兄后来还当上了真正的父母官，将来出自传时，也别忘了咱俩的这段红色经典。

当年贺龙还要靠“两把菜刀闹革命”，咱绑一个墩布就发了，成本比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