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平如
水调歌头
——贺上海科技出版社五十周年社庆
大衍（注）庆华诞，心际喜难平。为人作嫁堪笑，岁岁苦耘耕。荟萃文坛名士，编撰图书华美，璀璨若繁星。科技兴邦志，报国献忠贞。
邀俊彦，挥彩笔，著精英。文明先导，传遍寰宇赋豪情。五十年来风雨，党的光辉指引，改制大功成。时代争先进，锦绣绘前程。
一
1951年的上海，和熙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人们兴高采烈，看到的是一片崭新的景象，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行各业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在江宁路、新闸路口，坐落着一所西班牙式的两层楼房屋，房屋外面有高高的竹篱围着。竹篱上写着四个直径约两米的白底黑色大字：“大”、“德”、“医”、“ 院”。《易经·系辞下》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产科医院的命名即来源于此。
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
院长杨元吉，江西南昌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学习妇产科专业。他的夫人章玉玲，浙江杭州人，193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也学习妇产科，在该院任医务主任。两人志同道合，共同为我国的妇幼保健事业贡献力量。除大德医院总院外，他俩还创办了大德医院分院（天平路）、大德医院高级职业助产学校（江宁路）、仪韵女子中学（愚园路）和大德出版社（社址就在大德医院内）。杨元吉院长编写了《现代诊疗译丛》、《生理胎产学》、《病理胎产学》、《中国医学文献》等医学专著。他于1945年创办了《妇婴卫生》杂志，其宗旨是：向群众灌输妇婴卫生常识，保障母子身心健康。这是我国第一本以妇幼保健知识为中心内容的医学普及刊物。以上书刊都由大德出版社出版。
解放前，上海的出版物名目繁多，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些出版物大力整顿，凡属不良倾向的出版物一律加以取缔；而对那些内容健康、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出版物则予以保留。《妇婴卫生》月刊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妇婴卫生》的办刊宗旨和内容符合党的政策，适合全国广大农村、工厂、部队基层妇幼保健工作者的需要，它的发行数量便直线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杨元吉院长充实了《妇婴卫生》编辑部，组织了《妇婴卫生》编辑委员会，并邀请上海当时著名的妇产科专家瞿直甫，小儿科专家苏祖斐、宋名通，内科专家傅积仁等十余人为委员。杨元吉自己担任主编。奚琼英（大德高级职业助产学校毕业）担任责任编辑，负责组织文字稿件及初审，兼任编务及出纳。我担任文字编辑兼美术编辑，负责审校英文稿件（俄文稿件由
l组织专家写稿，系统地介绍科学的妇女保健和婴幼儿护理常识。
l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随着季节的变化，及时宣传妇女儿童在该季节易发生的常见疾病及防治方法。
l文字体裁多样化，除“大块文章”外，还采用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通俗文艺形式，如歌谣、顺口溜、相声、快板、漫画、连环画等，为基层妇幼保健工作者提供各种宣传资料。
l介绍农村的妇幼保健站、接生站的经验，以及个别“模范接生员”的先进事迹（有当地政府机关的证明文件），以便互相交流经验，同时也提高了农村接生员的工作热情。
l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每期辟出一定篇幅刊载有关妇女卫生保健内容的俄文译稿。我们还致函北京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驻华使馆。函中大意说：“《妇婴卫生》月刊是我国唯一的宣传妇幼保健知识的刊物，我们愿意学习贵国有关妇幼保健工作的先进经验，介绍贵国在这方面的辉煌成就。”同时附寄两本刊物。此函发出后，立即得到他们热烈的响应，尤其是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的驻华大使馆。他们纷纷寄来许多文稿和图片，其中包括Czechoslovakia、Poland、 Romania、Bulgaria Today等英文刊物。我们选择其中一些文章译后在《妇婴卫生》上发表。
此时，《妇婴卫生》的外观形式也在不断改进。篇幅由以前的20页、32页，增加到42页。封面彩色版由以前的单色、三色、五色，最后增加到七色。
1954年，《妇婴卫生》每月的发行数量激增至4万份，业务繁忙。大德出版社于是迁出大德医院，搬到位于平安大戏院附近、座落在陕西北路的平安公寓2楼办公。
1955年下半年，上海的私营企业正在酝酿怎样迎接即将到来的公私合营高潮。我们在办公室窗口时常看到一队一队热烈的人群，敲锣打鼓地走过；也看到横挂在马路上方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类长期憧憬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在我们的眼前实现，奚琼英和我都感到万分兴奋；但我们同时也存在一些顾虑，担心我们的工资会不会减少？对新的环境我们能适应得了吗？
不久，我们接到通知：整理社中的资产，为公私合营做准备。大德出版社的“固定资产”贫乏得可怜，一间办公室是租来的，电话和茶几是借用房东的，都不能算。社里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是：三张写字桌、三把靠背椅、一个书橱，还有几包帐册，数捆过期杂志，如斯而已。可是若谈到“无形资产”，按照现在“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说法，那就是这本历史悠久，畅销全国，每月盈余，生机勃勃，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于一体的《妇婴卫生》月刊了。此时它每月的发行数量已达8万份。我社账面上的现金近3万元，足够我们全社三个人发两年的工资。（这笔钱我社在合营时全部转入到新成立的单位——上海卫生出版社）。
大德出版社可说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党和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号召，切实做到了“精简人员，搞好业务，账面盈余”来迎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私合营的。
二
1956年的春天，上海和全国一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公私合营的进展达到了最高潮。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跃进，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跨入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政治上，广大的私营企业职工在公私合营的大熔炉里受到了革命理论的教育，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经济上，各行各业都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整理与磨合，建立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生产规程也由此变得规范化、合理化，从而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力。
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
这时，上海的5家从事出版医疗卫生书刊的私营企业，加上杭州的新医书店，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办事处（负责人：黄家亮）为核心，合并成立了“上海卫生出版社”。这6家单位是：
上海医学出版社（负责人：张士敏）
上海广协书局（负责人：张文仪）
上海千顷堂书店（负责人：
上海畜牧兽医出版社（负责人：忘其名）
上海大德出版社（负责人：杨元吉）
杭州新医书店（负责人：韩学川）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奚琼英和我都换上了整洁的衣服，按通知地点去上海卫生出版社报到（此时杨元吉医生因病卧床在家）。这是座落在淮海路（近高安路）上的一所新村房屋。一进大门，但见客厅两旁彩旗飘扬，院子里一大群人。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忽见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她热情洋溢地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倒上茶水，娓娓地向我们介绍新成立的上海卫生出版社的有关情况。她叫方婷嫄。感受到如此亲切的气氛，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就安定下来了。
后来，我们对这里的环境渐渐熟悉起来，对国营企业也进一步了解：领导没有架子，党员、团员和我们一起谈工作，谈家常，平易近人。我们从前的种种顾虑，事后想来，不但多余，也觉得可笑。
社长顾秋，人事科长王凤鸣宣布了：私企职工的工资如超过其所评定的级别工资时，其超过部分可以保留，称为“保留工资”。简单一句话，原来拿多少，现在仍旧拿多少。这又使我们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上海卫生出版社在业务方面分为两个部：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总编周宗琦，曾留学德国。他身材不高，态度和蔼，思维敏捷，才华过人。他不但是医学专家，而且擅长文学，他以前曾以“桥下客”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第一块牌子》。
编辑部分参考书科（科长俞克忠）、通俗书科（科长忘其名）、中医书科（科长
经理部负责人是胡伯周，所属有校对科（科长吴限）、出版科（科长盖振东）、财务科（科长沈允庆）和总务科（科长
期刊科主要负责《大众医学》和《妇婴卫生》两本月刊的编辑工作，另有《上海中医杂志》、《新中医药》等中医刊物均由它们自己的编委会负责。不久，总编周宗琦认为《妇婴卫生》的“婴”字所包含的年龄段太小，建议改为“幼”字，此后就叫《妇幼卫生》了。
《大众医学》是由原上海医学出版社出版的。它的编委会由内科专家过晋源和外科专家裘法祖主持。他们轮流主编该刊，每两个月轮换一次。所有组稿、审稿等工作，都由过、
副总编俞克忠和期刊科科长宋宝森都是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调来的。宋宝森熟悉编辑业务，精通日语。他为人豪爽、随和，说话幽默、风趣。期刊科的分工是；《妇婴卫生》由奚琼英、梅彤辉、涂玉霞负责；《大众医学》由方婷嫄、邢绍发、冯碧华负责；我负责两个刊物的文字编辑和美术设计。稿件整理完毕，送呈科长宋宝森审核、定稿；最后还要请周总编过目。当时，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一个叫张忠良，一个叫范生福。他们极喜画漫画，已有一定的水平。他们二人成立一个美术组，主要任务是为刊物写美术字标题，画插图。此外科里还有一位年轻姑娘邓肖蓉担任文书、编务。这样，阵容十分坚强，业务更蒸蒸日上。《大众医学》和《妇幼卫生》可以说是期刊科的一对姊妹花。它们各有其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象；也各有其所侧重的宣传领域。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刚合营时，社里组织全体职工政治学习，分两个组，像宋宝森、方婷嫄他们已有相当水平的同志学习《政治经济学》，而我们来自私企的职工则学习《社会发展史》。时间都在晚上，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数月后，还要举行考试。我侥幸考得第一名，出版科的张公约也是第一名，两人并列。
感谢社领导对我的鼓励，1956年，我被评为“生产积极分子”。1957年，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年夏天，我还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所办的杭州休养所休养了一个星期。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的理想社会，所谓“大同之治”。社会主义社会里，领导者通情达理，知人善任；劳动者各尽所能，恪尽职责。大家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大家都为集体的事业而贡献力量。年老了享受退休，年轻时不愁无工作。孩子们在健康地成长。孤老、残废者都有所安置……这些不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吗？我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地似乎感受到了有点近乎“大同之治”的境界。
在上海卫生出版社工作的这段时期，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三
1958年春，上海卫生出版社迁到南京路的“蝶来”饭店，与上海科技出版社毗邻。卫生出版社在东侧，科技出版社在西侧，大厅中的食堂则为两家出版社共用。
数月后，上海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不久又改称为“上海科技出版社”，一直沿用至今。
后来，《妇幼卫生》也归并到《大众医学》。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大众”者，包括“男、女、老、幼”之谓也，既然包括了“女”和“幼”，《妇幼卫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妇幼卫生》的消失，乍闻时，似乎令人惋惜。
保障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合理的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大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强弱。妇女儿童是社会上一组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健康问题必须给予特殊的关注。（在联合国的卫生机构里，不是也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妇女儿童保健署”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有关妇女儿童的保健知识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更新。这是一个神圣的、永恒的、需要人们永远地去研究、去宣传的课题。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刊物如百花争放，迎接祖国科技的春天。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率先“抢占”了“妇幼卫生”这一宣传阵地。他们在《妇幼卫生》耕耘过的土地上继续耕耘。他们为我国的妇女儿童保健事业努力工作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拥有了广大的读者。它们是《妇幼卫生》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妇幼卫生》似乎并未消失，倒也用不着为之而感到惆怅了。
现在《大众医学》越办越好，这体现了《大众医学》同仁们的智慧和辛劳，值得钦佩。美国的《全国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创刊于1888年，屈指算来，它已有188年的历史了（注：此文写于2006年）；而现在仍然很红火，是全世界闻名的期刊之一。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在此，我虔诚地祝福《大众医学》能够继续办下去，地久天长，永不放弃，办100年，200年……让她永远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四
人们常说：“要敬业，乐业。”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出版社编辑”这个职业。我觉得，仅此五个字，它就蕴含着清高的书卷气，散发出儒雅的翰墨香。它能激励人们产生一种超于世俗的情怀和献身于文化事业的庄严责任感。
人们又说：“大学毕业仅是人生的基础，而社会才是永不毕业的大学。”对我而言，上海科技出版社就是我的社会大学。正是在这里，政治上我受到了“启蒙”教育；业务上我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在我的周围，有知识渊博、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有经验丰富、精通业务的出版界前辈；还有“后生可畏”、催人奋进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环境，“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在联系工作，释疑解惑，言谈笑语之间，我无形中便能学到知识，增长技能，获益匪浅。饮水思源，我深深地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我永远怀念他们。
我热爱上海科技出版社。当陌生人问我：“你以前在哪里工作？”我就无不得意地回答：“上—海—科—技—出—版—社！”我从他们的眼光里，依稀能看到一种赞许，甚至是羡慕的神情。我知道，这是由于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知名度以及她多年来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缘故。这是集体带给我的荣誉。我以能作为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满怀喜悦的心情，我谨写小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七律
————社庆五十周年志感
幸福晚年乐无边， 春风吹拂艳阳天。
沧桑历尽身犹在， 再忆前尘事已迁。
和谐神州歌盛世， 昌明科技着先鞭。
誓将白发丹心献， 渴望亲迎三喜（注）连。
（完）
注：三喜者，一为2008年之奥运会；二为2010年之上海世博会；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