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落在牛顿头上的苹果落在我头上，我一样会感慨万千地问个为什么：为什么不削了皮再落下来？

没错，我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面试的失利我思考了很多。我想是因为我缺乏对国内生活的参与精神，而参与生活的最好办法就是南下深圳去找梁友。

梁友是我大学同学，真诗人，在我们男女比例十五比一的班里都能写出爱情诗。当时我们这种工科院校谈恋爱有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难度，这些诗也没能帮梁友化腐朽为神奇。

毕业后梁友竟然靠写字吃饭。 

梁友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负责社会专版。我看过他几篇报道，诸如《福田发生血案涉及香港黑社会》，《小姐不堪虐待，咬掉嫖客男根》。用他的话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到深圳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参与生活的勾当。我跟随梁友的第一个采访是一个小学老师猥亵男童的事件。

一块去的有个深圳电视台的山东哥们，还有几个其他小媒体的记者。猥琐男们挤在一辆没有空调的齐瑞QQ里，风风火火直奔现场。

车门打开，看门大爷像是看见一群过来砍人的马仔充满了恐惧。这也不能怪大爷，他哪能想到一辆QQ坐了七个人，其中四个还长得像马加爵呢。

除了南方报业和深圳电视台都是当地震得住的媒体之外，梁友还骗人家说我是中央电视台来的暗访。所有人的记者身份验真以后，校方没有坚持跟我要记者证。

采访开始主宾双方是要试试内力的。

校长拖着个腔：“这些天深圳总是下雨啊。”

梁友说：“哪片云彩不下雨啊。”

山东哥们接：“风雨难测呀。”

我觉得他们掰的都还行，想给他们升华一下。

我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发现记者们都哀怨地看着我，我知道我给他们丢人了，我说完很后悔。

好在老校长不是音乐人，竟然被我雷到了。尴尬了有半分钟的功夫，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我不知道。。。”

我马上打断他：“如果云知道。”

老头陷入沉思。

采访正式开始，每个人问的问题都能看出他的新闻水平。

梁友问了学校对猥亵老师的处理办法。

山东哥们问了学校对被猥亵男童的赔偿方案。

我让老校长给讲讲猥亵老师具体都干了哪些坏事。

老校长支吾其词，满脸通红。

梁友出来解围，他对我说：“你的问题虽然很好，但是更适合朱军来问。留着《艺术人生》用吧！”

装怂归装怂，校长毕竟是老混混，关键时刻功力尽显，方寸不乱。补时阶段老头开始发力，他暗示这都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一则失去了新闻性，二则没被曝光是因为他深圳上层有人。

他的处理意见是：大家都是文化口的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改天河东河西谁照应谁还不一定呢。老家伙喷到高兴之处，非要留我们吃饭，而且对我格外热情：“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尤其要多喝几杯，晚上还有好多节目呢。”

我听有节目很高兴，我想先客气两句然后再盛情难却地代表央视接受邀请。

梁友趁我还没张口就一口回绝了人家：“改日吧，我们还约了学生家长要采访。”

要不是因为学校是在关外，要不是我还得靠齐瑞QQ回去，我早跟梁友急了。

新闻料本身就是学生家长到报社爆的，家长的采访一天前就完了。梁友这是走为上。

校长也不是盖的。除了梁友和我之外，采访结束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记者都接到了暂缓报道的通知。

没通知我不难理解，没通知梁友完全是校长对形势的复杂估计不足。我猜想他是打了一通电话以后才发现南方报业是广东省的报纸，他跟深圳找的所有救兵都不能马上出来档横。

老校长还是没有放弃，晚饭时分亲自打梁友电话又要搞节目，梁友说节目没问题，不过稿子已经发广州了，你要是想截下来我给你一个总部的电话。

老头没再叫板，毕恭毕敬地记下电话然后挂了。

这一晚上老人家做了多少努力和尝试都不得而知，反正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独家披露了这个事情。

看了报纸我说这么简单？梁友说简单惯了。我说我们都是网上拍，你这是拍真人！梁友听了很受用说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