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的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是彭德怀与刘亚楼关系紧张，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当事人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国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地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时一件历史公案。罗瑞卿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大陆官方的一致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倒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这一说法流行于当前的大陆史学界。
　　
　　吴法宪的回忆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１）１９６５年秋，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常去上海看望总政主任萧华，常顺便去苏州造访林彪，杨与林彪的来往增多。
　　
　　（２）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突然解职。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林杨关系日趋密切。
　　
　　（３）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与林彪的关系逐渐疏远，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报告，如搞“全军大比武”等。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末的一天，叶群致电吴法宪，要求吴派空军飞机将叶从苏州送去杭州，并嘱吴要严格保密。事后叶群告吴此行是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
　　
　　（５）１２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去上海开会，并将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去上海。但叶剑英未向吴透露会议的内容。
　　
　　（６）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７）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１０）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９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５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６月４日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６月６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７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吴法宪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作了长篇检查。林彪也给吴打了电话，要求吴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检查。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当初刘震等人向吴法宪发难，给吴戴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所谓吴法宪“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仅仅是个借口，将吴一举打倒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但是空军党委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使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但是贺龙一人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林彪、叶剑英对军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直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绝不会允许军队内部出现夺权事件的发生。刘震等人明着是夺吴法宪的权，但实际的结果和作用却是夺林彪的权。这些人敢于对吴发难，如果没有背景是很难解释其个中之因由的。但是说“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似也有上纲上线和夸大之虞，这也许就是后来贺龙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空军的这次激烈斗争，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之事，以致后来即使吴法宪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刘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这段“反吴”经历拿出来说事，毕竟刘震的这段历史并非代表了正确的一方，更何况还有叶剑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空军副司令张廷发在这次事件后也被解职一事，笔者觉得吴的回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张廷发本人并未参与刘震等人的倒吴活动，可后来也被一并解职，其错误仅仅是“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人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１）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８月６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作者： hongkongren    回复日期：2007-6-22 13:08:00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不许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

　　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

　　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

　　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

　　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

　　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

　　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啊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

　　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

　　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

　　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

　　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

　　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

　　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则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

　　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１）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２）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３）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４）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５）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６）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求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

　　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

　　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

　　彭德怀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

　　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４０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１）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 “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地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夸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５）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８）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３）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

作者： hongkongren    回复日期：2007-6-22 13:57:00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９１３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１）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涂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２）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３）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叶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叶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 hongkongren    回复日期：2007-6-22 13:59:00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说辞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２）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４）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忽然发现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与自己一条心，林彪竟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他的亲身经历。
　　
　　（１）继续审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２）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３）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４）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５）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６）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关于“９１３事件”，现在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予以讨论，最新出版的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来此书一读。笔者读了吴将军回忆录，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从北京飞抵北戴河，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一无所知。当周恩来电话查问飞机一事时，吴说绝对没有调过飞机，随后吴查到专管专机任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回答说专机去北戴河是因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显然，吴法宪并未调动过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下令飞机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２５６号飞机？胡萍自己的申辩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胡萍还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由此可见，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专机符合正常途径，至于林彪一家想逃亡并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萍与林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周恩来、吴法宪等人命令２５６飞机立即飞返北京，没有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县官不如现管”，潘景寅则颇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叶群和周恩来，谁先主动打的电话？对于“９１３事件”的回顾，当事人往往各说各话，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汪东兴的回忆说“晚上１１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而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回忆则说“当晚２３点３０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呢？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还叮嘱吴说“可能她（指叶群－－笔者注）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笔者从另一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与吴法宪所说相同，即电话是叶群先打给周恩来的。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
　　
　　（３）２５６号机长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２５６飞机副驾驶员康庭梓的叙述，潘景寅是有意制造了机组人员４走５留的局面。详情可见本坛康先生大作：《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在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党，潘景寅故意只叫醒了三位机械师上机，而留下了领航员、副驾驶和服务员睡觉，致使他们赶不上登机，最后潘自己一人独自驾机升空，完成了“抢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务”，只是这一奋不顾身的抢救不仅未能救副统帅一家，反而全机人员命丧蒙古沙丘，令人唏嘘不已。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其背后还有无其他人所不知的内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还需再作深入探讨。
　　
　　（４）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中有无失职？应该说吴法宪在此一突发事件中一直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职问题。张耀祠在其回忆中说“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张耀祠显然还是先入为主地将吴法宪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而戴着有色眼镜歪曲了事实。从周恩来第一次给吴打电话起，吴法宪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追查２５６号专机是如何去的北戴河，并直接命令２５６好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起飞。待２５６飞机赤峰附近时，吴还建议是否派赤峰地区的歼击机部队予以拦截，但是周答复吴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回忆说，这是汪向吴作的传达，汪说“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此外，吴法宪还向下属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令。尽管吴法宪坚决执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来还是派自己的亲信杨德中赶到西郊机场。吴法宪回忆说“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这之前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林彪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会乘机出走。细究此事的发生，根源于毛林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这方面来看，毛泽东要坚决维护自己拼了后半生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铲除那些异己份子，无论谁反对文革或起到阻碍作用，毛泽东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打倒，林彪正是因为成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新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才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终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全无招架抵挡的可能，当初林彪将毛泽东吹捧上了天，号称“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权，也绝无可能公开扯旗造毛泽东的反，更何况林彪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情谊。与此同时，林彪自己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林彪绝不低头作贱自己，绝不会像周恩来那样无数次检讨自己、唾面自干，自打嘴巴，这种刚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压和逼迫，林彪宁可选择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下台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选项之一，只是林彪的这一走代价实在太大，其结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泽东也绝非真正的胜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后毛氏文革从此亦走入穷途末路，也种下了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死后彻底覆亡的因子

　　”９１３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士，也就是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现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众口一辞重复这样一个说辞：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汪东兴的回忆最具代表性。汪说：“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吗？我们来看吴法宪是怎么叙述这十天的经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下午一点与李德生、杨德中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政治局集体办公，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吴根据周恩来指示，命令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晚上九点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和总参其他干部开会，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应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周黄二人都认为空军目前部署得当，不必再作变动，但要坚决防止飞机外逃。当晚吴法宪与周恩来一起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９月１４日，吴法宪再次向空军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坚决执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点周恩来再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周亲自电话部署到全国各大军区。晚九时政治局会议，通报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决定。吴法宪还建议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

　　９月１５日，空军司令部报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点黄吴到周恩来处办公。下午五时得外交部报告证实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于外蒙，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周询问了有关三叉戟飞机一些事宜。随后周去向毛作汇报。

　　９月１６日，上午吴法宪致电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检查空军各机场状况，下午三时向周恩来作汇报，周表示满意。五时周要吴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辨认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飞机人员照片。晚上八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周还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文件，并说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周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与周二人共同的回忆林彪以往的十六条错误，诸如，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线赞扬反围剿中搞“短促突击”等等。写到这里，吴法宪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会议最后周宣布空军由曹里怀、王辉球等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此举实乃变相夺了吴法宪的空军指挥权。当晚，周恩来还宣布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庆贺，每人一杯。（由此可见，林彪实是江青、张春桥的心头大患，林彪之死江张最高兴。据笔者所知，毛泽东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庆贺。）

　　９月１７日，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回空军开会，周恩来要吴开会揭发批判林彪，要稳定空军和民航，并派亲信杨德中到空军与会了解情况。吴回到空军后立即召开空军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林彪外逃事件，并首先作检查。杨德中听会到中午。晚上周恩来发现空军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广州，吴立即命令广州空军查明情况，将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时周恩来电告吴法宪，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获，同时命令吴加强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当晚深夜，吴才回到家，见到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这些天发生的情况，并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９月１８日，吴法宪到空军司令部开会，继续揭批林彪、林立果，并要求空军副司令曾国华召集空直机关大会，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晚上吴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散会后，吴回到空司继续参加会议。

　　９月１９日，上午处理空军日常事务，通知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问题，并开始考虑如何写检讨上报中央。下午三时，吴法宪等人接周恩来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研究民航问题，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机上查到一份名单，周恩来要求将有关人等查清并予以关押审查。下午吴法宪还到西山参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周恩来指示黄永胜负责传达中央文件。回到空军大院后，周恩来又告诉吴，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吴共同负责。

　　９月２０日，凌晨李德生找吴法宪研究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名单，然后按周恩来指示将这批人押赴亚非疗养院监管审查。上午，李德生和吴法宪向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下午李德生、杨德中参与了吴法宪召开的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晚上还与民航副局长马仁辉研讨民航如何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凌晨起，吴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凌晨四点才睡觉。上午继续主持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到下午六时。

　　９月２２日，上午检查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后双方的团结合作问题。下午三点吴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下午四点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到晚上十点。会后吴与李德生分别找了住在三Ｏ一医院的广州空军政委龙道权和南京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要求他们回本单位主持工作。谈完话后，吴法宪在办公室主持起草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报告，准备上报中央，一直搞到凌晨四时才睡觉。

　　９月２３日，吴法宪在办公室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午二时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再次作了检讨，并让秘书记录，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并与２４日凌晨四点发出，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当晚十时左右，吴还接到周恩来指示，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空军作战部搞好后由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审阅签署上报。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还主动记录了吴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包括他在场听到的来往电话和吴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极为完整的记录了从９月１３日当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吴法宪在“９１３事件”后严格按照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各项任务。这里面还穿插地记录了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活动。据笔者所知，李作鹏、邱会作在海军和总后也一样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稳定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的工作。事实证明，“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十分依赖黄吴李邱几员军内大将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这一情况，这些所谓的罪状不过就是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汪东兴！汪东兴积极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尽快抓捕黄吴李邱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黄吴李邱四大将在人民大会堂被拘捕。吴法宪自己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吴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这番“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的诺言并未兑现，黄吴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残酷迫害。）随后吴法宪被送到北京郊区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部，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却没有任何审问，生活待遇也还不错。吴法宪等人为何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搞的区别对待有关系。黄吴李邱四人无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牵连，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反毛举措，此时此刻他们也已不构成对毛泽东和文革大业的任何威胁，先把他们养起来，如同邓小平一样，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毛泽东要打击其他对手时还可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一度重病缠身，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吴法宪经历了五次提审，主要是公安部长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二人为主，有时还有郭玉峰和杨德中。所谓的提审，就是要吴法宪交代林彪要搞政变的“事实”，如“叶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动”、“庐山会议就是一场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攻打钓鱼台”、“２５６号飞机的调度”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经过几次提审，吴发现“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也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举例来说，所谓“叶群策划的八八密谋政变事宜”，原本是叶群怀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从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医院检查身体。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康生生病了，情绪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给康生写个字表示一下慰问。毛泽东想到以前曾给林彪抄录过曹操的《龟虽寿》，于是毛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出来送康生一阅。于是周让吴法宪专程去叶群处取来。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和邱会作连袂去毛家湾取毛泽东的手书。当晚叶群与吴邱等人闲聊一阵儿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叶群返回北戴河。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且吴法宪还是奉了周恩来的指示去毛家湾办事。这无论如何与政变会议连不上边，更何况那时毛泽东并未南巡，没有征兆显示毛泽东决心要倒林，且黄吴李邱等人的检查也基本过关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在此时密谋策划搞政变？笔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对林彪事件的情况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越搞越复杂，无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变和杀毛的证据，自然就要从政治出发，要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后吴法宪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应该有出头之日了，连看守人员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吴法宪心存幻想，认为叶剑英和汪东兴是了解黄吴李邱的，他们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然而在年底吴法宪等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吴法宪说“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秦城监狱的待遇远逊于北京卫戍区的待遇，卫戍区看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这些虐待和折磨并非仅仅针对吴法宪一个人，而是针对狱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录里记录了秦城监狱的黑暗。王力回忆说：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五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从门上的小监视孔上予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早饭是四个凉窝头，不给水，不给咸菜，只能硬着头皮干啃，一天只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没有袜子，以致脚被冻出了冻疮。秦城监狱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
　　
　　秦城监狱这座毛泽东的“巴士底狱”折磨摧残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迫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吴法宪最后感叹说：“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这番话实在就是对共产党的血泪控诉啊

　　
　　
　　中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两案”审判时更是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就曾特别强调“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所有涉案人员是否有罪以及判什么样的刑都是由邓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犹如傀儡，如此审案有何公正可言？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场审判的一些内情。
　　
　　（１）从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专案组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内容与以前相同，但是更详细和具体。吴否认了当年专案组搞出的“八八政变会议”（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吴法宪、邱会作与叶群在毛家湾商讨“政变”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后，狱方禁止吴法宪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许家属探视。
　　
　　（３）官方指定辩护律师，按有关法律，律师与被告可以单独会见讨论案情，但每次律师与吴谈话时，必有监管人员在场监视。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进行辩论前，审判员却指示吴，可以发言，但是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问题，否则要判重刑。（法庭审判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被告人）
　　
　　（５）吴法宪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做申辩，吴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申辩也没用。最后法庭的辩论波澜不惊，这个“审判”的过场进行得十分顺利。
　　
　　最后“特别法庭”宣判：吴法宪以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还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此外，还有诬陷罗瑞卿、贺龙，迫害空军干部等，外加将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等。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宣布此判决未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事实早已证明，这场所谓的审判既没有“以事实为根据”，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全案都是从政治出发，从执政者利益出发，全面掩盖、歪曲了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告身上，掩饰了毛泽东的罪恶和责任。如此审案还能奢谈什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这些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判决在若干年后更显示出它是何等的错谬和颟顸。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多年后为自己作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笔者在此叙述如下：
　　
　　（１）吴法宪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９１３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吴法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吴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２）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不是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法宪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政变”计划。
　　
　　（３）吴法宪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吴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吴法宪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４）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５）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吴法宪说“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而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共官方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
　　
　　（６）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７）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