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前，我校一位一年级的中国留学生突然来找我。说来说去，他的中心问题是：现在学了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有什么用？他的观点是，理科的东西不学真是不懂，文科的课程教的似乎都只是“理论”和“解读”，学了顶多只是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已。我想，他是在我校这样讲究均衡发展、通才教育的“文理教育”制度中感到有点迷惘了。由此，我想到我的同学们类似的困惑。

我们这届中文系本科生，同学中有从政的、经商的、读研的，也有去了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甚至商店、粮油局的。苦心经营十几年之后，大多事业有成，不是中层骨干就是腰缠万贯。不过，这次聚会，大家众口一词，说的却是“中文无用”。

首先，“中文不是专业”的说法很流行。因为当初学的是汉语文字、文学，不象理工科那样让人一听就肃然起敬。貌似凡会说中文的人都能干我们这一行，没啥独门秘笈可以让我们笑傲江湖，所以当初的毕业生成了“万金油”，什么行业都可以做。其次是中文系一贯低调。在文科各系中我们不象外文系的毕业生那么与国际接轨，可以操着洋文在洋人中间如鱼得水。也不象新闻系的那样出镜率高，就算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也可以“混个脸熟”。更不象读经济金融专业的那么叱咤风云，在全民皆商的大环境中成为炙手可热的首选。这些先天的弱点也就罢了，中文系的毕业生偏偏还对文字格外挑剔。老同学们说，看到手下的报告就头痛，只好自己动手，亲力亲为。一来二去，领导的胃口也吊起来了，要求也高了，反倒让自己身上的工作更重，听起来有点“小姐脾气丫头命”的味道。

中文是否有用的讨论其实是对人文教育价值的讨论，不但国内有，国外也是热门话题。美国人认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让学生培养“同情心”（empathy）：不是对于祥林嫂不幸遭遇流泪叹息的老太太们的同情，而是对与自身生活经验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族群的尊重、理解和认同。正因为个人无法体验和掌握人类所有的经验和知识，这种同情心对于各族群和睦相处，共建大同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平解决矛盾冲突，超越彼此的差异而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说到底，西方人觉得人文教育不光是为“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服务，更能通过巩固人类的共同体验来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空对空的论述可能听着过于玄乎和理想化。我个人的体验是，中文也好，理工也罢，如果上大学只是为日后找个好工作“挣”文凭和执照，那不但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和追求过于偏狭，而且在如今的社会也多半行不通。在就业的压力下，一味提倡风花雪月，做个诗酒风流的隐士当然不现实——事实上，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也是传说多于写实。但是，用一根针挖井和用铁锹挖井，哪种办法更为高效显而易见，我相信厚积薄发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成功的高等教育能为学生提供让他们终身受益的工具：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新知识新经验的好奇和渴求、对不同观念和论述的理性评判的方法、和不同人群的合作相处之道、以及自己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处。

如果真能学到这些，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是否上大学也不重要。庄子有得鱼忘筌的说法。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则评出过最成功的十大大学辍学生：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苹果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曾执导过包括《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等影片的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James Cameron）、好莱坞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和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Tiger Wood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