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当韩国人要求中国人按照韩国“去汉化”的新规定，把汉城”改译为“首尔”，否则就是不“放开胸襟”时，号称“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的“精英”立刻高调响应：“我们应该尊重韩国方面的决定”、“名从主人，是国际惯例，也是联合国确定和遵循的地名命名原则”、“如果其他人坚持用原来的名称，或者用自己的译法，或者不接受主人的意见，总会有什么特殊的、重要的原因，至少是不友好的表现”。“精英”的“话语权”发挥了作用。从此中国“放开胸襟”，放弃了地名翻译的自主权，停止使用了历史习惯的“汉城”译法，乖乖按照韩国人的意志“首尔”起来，不折不扣地“尊重韩国方面的决定”，没有半点“不友好的表现”。然而中国“精英”的“善意”换到的是什么？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公然提出领土要求，公然宣布“白头山（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你讲“尊重”、“友好”，人家尿你吗？捞到了“汉城”，接着就要“长白山”。下一步呢？按照韩国“历史教科书”，整个东北、整个华北、整个华东连同上海历史上都是人家的。你以为人家在痴人说梦，人家可在一直扎扎实实教育下一代“收复失地”。只要觉得有机会，你以为人家不敢？几个毛丫头有多少历史知识？没有人长期训导，没有人背后撑腰，没有官方暗中纵容，就凭她们自己怎么可能想得出在中国领土上如此胡作非为？这表面是那几个臭娘们自作主张，实际是一次战略试探。上次 “汉城”改“首尔”是第一次战略试探，用“地名翻译权”来试探中国人对自己的主权敏感不敏感，坚决不坚决。试探结果：中国人都成了“唯物主义者”，为了经济利益处处息事宁人，整天就知道“尊重”、“友好”，对主权问题麻木不仁。那次试探的结果是韩国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根本不把中国的主权当回事。这次是更进一步的试探：看中国人的民气如何，对公然挑战领土主权反应强烈不强烈。试探结果：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厅广众之间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在场那么多中国人竟然反应迟钝，不知所措，甚至无动于衷，事后才由官方出面不疼不痒抗议了事。可见中国人对国家主权一不敏感，二不坚定，三不强烈，四不齐心，五不机断。就凭这样的结论，今后类似的进一步的试探挑衅决少不了。　鲁迅说：“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 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对韩国人的挑衅根本就应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官来官挡，民来民对，只要敢出头，照头就是一闷棍，绝不手软，绝不客气。胆敢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就应该当场一拥而上狠揍，老实不客气。闹大就闹大，闹大了才好，闹大了才能让这些疯子长长记性：电门触不得，火玩不得。对只认拳头的就只能以拳相对。记住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时的话：“打得一拳开，防得百拳来”。现在动拳头，好过将来动枪炮。现在揍狠了才能让他们认识到中国人的民心民气，才能明白挑衅中国的主权不是闹着玩的，是要付代价的，是后果极其严重的，是要打仗的，是要死人的。现在大打出手，却能避免将来兵戎相见。否则“小洞不补，大洞叫苦”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韩国也修改历史教科书。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改来改去改得“上海三成中学生不想当中国人”；韩国修改历史教科书改来改去改得在中国领土上公然宣布“白头山（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就凭这两种不同的修改，不同的结果，你是在赢得别人的尊重，还是在鼓励别人的轻蔑和侵略？　“汉城”变“首尔”，结果轮到了长白山。再委曲求全讲“友好”、“尊重”，下一次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