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慧:当年您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投身摄影的?在学习摄影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杨恩璞:我本来有点绘画基础,因缘巧合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入学后才知道,搞摄影并不是件轻松潇洒的事情。当时学校设置的课程不仅有涉及理工、化学内容的摄影技术,还有摄影本体的造型创作、政治哲学、文艺理论、电影概论、新闻学、绘画和外语等。当时摄影系的掌门人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吴老说:“培养一个电影摄影师,等于培养一个飞行员花的钱。”前辈摄影师也告诉我们:“过去学摄影是靠师傅带徒弟,仅仅学点经验和手艺,现在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科班培养的高等摄影人才,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这些谆谆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学习摄影的荣幸和责任。
50年代那时我们学生自己都没有照相机,开学后每两个人发一台俄罗斯产的“佐尔基”相机。那时候全国搞摄影的真没有多少人,同学们背着相机上街走回头率很高,很有面子。但两个同学一台相机,你背着我没有啊,好多同学因为这个“争吵”。后来干脆把相机跟皮套拆开,你背相机,我背皮套。现在说起来是件很好笑的事情,实际是我们开始对摄影有了自豪感,正是这种对摄影的热爱促使了我们努力向上,学有所成。
吴老多次再版的那本《摄影技巧表现方法》,就是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讲义。他讲课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践,要我们进摄影棚自己操作灯具,打出各种光效。记得学习人像摄影,我们反反复复对石膏塑像拍照达三、四个月之久,最终使每个人掌握了各种光效的摄影要领。
回想这段时光,我非常感谢前辈老师给我打下的基本功,毕业后遇到各种挑战,一般都能顺利应对。上世纪80年代,许多广告公司要用电影胶片拍5秒左右短片在电视里播出。那时胶片摄影不能使用监视器来调整画面光影,需要一步到位拍摄成功,但电视摄像师年轻没有把握,所以都来找我们掌机。再如1982-1984年,我接受拍摄大型科普片《海上丝绸之路》,率组随我国远洋船出国拍摄,历时七个多月的航行拍摄,那时使用感光度较低的胶片,遇到纷杂多变的场景,中途又不能回放查看拍摄效果,心里有些忐忑。但回国后冲洗一看,拍摄没有什么硬伤,圆满完成任务。
今天到了数码摄影时代,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当场还能回放查看结果。于是好多人以数量求质量,有的一天拍摄的画面可能比我们那时一年拍摄的还多,这种不讲构思立意、不讲摄影造型的工作方法,常常是耗片不少,精品不多。所以有必要呼吁学习吴老等前辈刻苦钻研基本功的传统。
高洁慧:您有几十年从事摄影创作和教育的经历,请谈谈您对摄影的理解。
杨恩璞:摄影究竟是什么?我也有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电影学院执教初期,因为那时摄影人的社会地位不高,被绘画界看不起,所以总是拉大嗓门说:摄影就是艺术、追光逐影的造型艺术。好像是艺术摄影就了不起。其实,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研究,我发现:摄影是种以影像为载体的多元文化(可简称影像文化),其中有应用摄影(内含新闻摄影、自然摄影、科技摄影等)、商业摄影(内含广告摄影、影楼人像、时装摄影等),以及艺术摄影(内含现实主义摄影、画意摄影和观念摄影、现代探索摄影……等)。摄影与跟艺术只粘了部分关系,所以我认为:摄影大文化中有艺术类摄影,但把总体都定位成艺术是不准确的。
过去我们老辩论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摄影是不是艺术?其实是没有弄清楚艺术的美学定位是什么?艺术跟生活不一样,艺术虽然反映生活,但不是生活的原样复制,它与客观相比存在“二致性”。艺术与生活的不同在哪里?一是呈现形态不一定相同,出于审美可以把被摄景物变形变色、甚至可以抽象虚构;二是侧重于表现作者主观情感和审美评判、以及艺术风格和造型才艺,只有达到上述“二致性”才叫做艺术。在摄影大文化中有许多类目承担的职责是写真记录、再现客观原貌,不允许做成有二致性的艺术品。如自然摄影和新闻摄影,拍摄它们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美学价值,而是揭示自然奥秘和社会真谛。如按艺术作品来拍摄,就可能损害其以客观见证的公信力,所以我不把它们列为艺术,应是记录的媒介。当然,自然摄影和新闻摄影也涉及审美,也是需要讲究光影、色彩和构图等,但那属于战术性的技巧措施,而不是战略性的整体格局。
1979年我执导普及李四光地质学的科教片,曾有机会跟李四光的女儿和弟子去黄山拍照,我感觉黄山最美的就是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景象,有意境啊!可地质学家们却说:“这有什么好拍摄的,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云开雾散的顺光或是阴天散射光能让地貌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此时拍摄下的照片才有科学价值!后来,我看到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出版的摄影画册《灯下集》,他就是从科学应用的视角拍摄作品的,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摄影并非都是艺术。摄影是人类文化的图像载体,有多种类型、多样功能。把摄影定义为影像文化,其内涵要广于摄影艺术,比仅用摄影艺术来概括更全面。确立上述认识,有利于摄影按照分类、多样化的发展,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大潜力。
艺术摄影确实很有魅力,但不是万能的,它主要功效用于净化人类灵魂、陶冶民众情操、培育社会道德的某些领域。人类推进历史,同时还需要民智开发,历史见证、经济繁荣、伦理教化……等多方面的文明建设,对此其它各类摄影就大有用武之地,能补充艺术摄影所不及的作用,非艺术类影像各有特殊功效,它们的价值并不一定亚于艺术图像。经过思考,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把“摄影就是艺术”说得太绝,如把一切摄影都定位于追求艺术,会误导摄影人滑入“唯艺术为上”的片面偏向。可以设想,若李四光把黄山拍摄成云雾弥漫的画意作品,似乎艺术高雅了,实际却会削弱摄影传播文化和科学的作用。
经过几十年从影修炼,我从“摄影是艺术”,伸延再认识:“它不仅仅是艺术……”,并没有觉得摄影掉价了,反而更认识到它的崇高和伟大。
高洁慧:您认为怎样拍照片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杨恩璞:我当了几十年摄影教师,归纳出攀登四个台阶的思路,或者说要攻克四道难关,这就是:技术——技巧——语言——创新。前两者属于基本功,后两者属于光影“写作”。学习摄影应循序前进,需要经历以上四个阶段的修炼,不能投机取巧,企图一步登天。
第一关:掌握摄影器材的操作技术,就是把照相机、存储卡、灯光和图像处理软件等设备玩得融会贯通。当下有点文化的人谁都会拍照,认为这一关很简单。其实,大部分摄影人对自己的照相机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往往不认真阅读说明书,并不会使用高档照相器材许多调节设施和多种自控模式。我发现有些名家和土豪挎着好几万买的相机,却像使用普及版傻瓜机一样,主要靠“AUTO”拍摄,购买器材大部分的钱白花啦!
第二关,掌握造型技巧,它属于匠艺手法,如用光、构图和影调控制等。这个阶段追求的目标是:四感两调,“四感”是立体感、轮廓感、纵深感、质感,被摄景物有了“四感”,画面就会造型生动、空间有韵;“两调”是色调和影调,操控两调的目的,就是打造出照片的情绪基调来拨动读者心弦。
一般说,摄影技巧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具体意义,只是用来表现客观世界的造型手段。但技巧形成的图像符号,从某个角度还能触发人类观赏愉悦,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形式。所以在此阶段,也可以使用单纯技巧创作出唯美、抽象的影像作品。
第三关,运用摄影语言“发声”,也就是从纯技巧的“照相留影”升华到有内涵的“光影写作”。摄影师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会采用摄影造型元素来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在这第三阶段拍摄摄影作品,其光影、色彩和(点、线、块面)构成等图像符号,不只是美的形式格局,而已演进为叙述故事、隐喻哲理和宣泄诗情的视觉语言,我称它为“无声胜有声”的伟大哑语。
通过摄影语言关难度很大,摄影师不能仅靠课堂学习,关门提高来过关,还需要深入社会生活和不断创作实践才能升华涅槃。只有经历过“光影写作”这个阶段的磨练,摄影人才能成长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摄影家,开始真正的摄影生涯。
第四关,发扬创新精神,开拓独特摄影风格,这是成为高级人才的台阶。一般摄影师在第三阶段产生的作品就能被社会承认,就能发表或获奖;但同时也容易满足自己的业绩,养成靠吃老本经营的惰性。摄影师一旦故步自封,就只能模仿他人或重复自己,导致照片陈陈相因、平庸雷同。我认为:摄影师真正走向成熟,成为影坛领军先锋,还得他开创自己风格,不断涌现别开生面的新作。
开创独特的摄影风格,不是故弄玄虚玩噱头,制作唬人的“皇帝的新衣”。货真价实的创新之路,是与时俱进,采用崭新的摄影语言来更深刻地反映民意国情。作品中既有突破前人的哲理高度、思想深度和生活底蕴;还有在继承传统精华基础上的艺术探索,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高难度的技巧。这样就能从一般摄影师发展成专家、乃至大师。
跨过四关,最后登上第四个台阶很不容易。从摄影史看,许多名家为此奋斗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临终还不知何谓开创风格,只能在第三台阶上迷茫。也有的死后才被人发现,原来此人是大师,如在美国当保姆的波兰移民薇薇安女士,她耗尽业余时间,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精彩记录了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社会的众生相。
高洁慧:您从老一辈摄影家那里学到经验,又将严谨的治学精神传递给摄影新生代。在这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当代摄影?
杨恩璞: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国摄影的未来希望,也要靠当今新一代摄影人来创造。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携他们,向他们传承中国摄影事业的好传统,鼓励他们改革创新,让他们尽早成熟超越我们这些老家伙。
新生代是思维最活跃、创作最超前的摄影群体,他们给摄影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难免与老辈形成某些“代沟”。如何来对待他们那些“前卫”,甚至违反常规的观念和作品?我想从三方面谈一谈。
第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从人类历史看,新思维在开创时往往只是少数精英人士的看法,所以,遇到创新的观点和另类作品,我们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
创新的主张和作品大家很陌生,初看似乎“离经叛道”,其主流是否切合实际,揭示了事物真谛?即使并非全部正确,但有没有局部合理的成分?应给时间让大家仔细了解和认真研究。那样,才有助于鼓励发表创见,促进摄影事业的改革开放。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传统的新观念和新作品,是否有利时代发展和国家进步?是否能得到大众的欢迎和认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作出判断的,也不是依靠个别权威和专家就可马上下结论的,最好的检验办法是通过社会实践。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验,从社会效果来判断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高见还是谬论,然后再提出处理方案。
第三,新生代摄影创作正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为了冲破陈旧观念的羁绊,难免急躁冒进,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欠缺,甚至走入某种误区。我们应该耐心善意地帮助摄影新生代克服初创的稚嫩和极端,而不是简单排斥,让他们保持改革的锐气,创作出富有新意的作品。
高洁慧:您认为摄影师对自己要有哪些要求?
杨恩璞:做好摄影工作,涉及到摄影师的艺品和人品两个方面,也就是德艺双馨。摄影师应注重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也不应忽视对人品的自我修炼,例如:拍摄新闻弄虚作假、影赛黑箱操作、组团摄制伪民俗、侵害他人版权,外出采风破坏环境、个别人不择手段争名夺位、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记得吴老生前曾给军旅摄影家刘铁生写过一个“睁眼闭眼”条幅,他的意思并不是对社会负面现象不闻不问。这“睁眼闭眼”是个幽默双关语,有两层含义:其一说的是摄影的操作状态;其二说的是睁眼认真观察生活才能拍好作品,而对待名利和荣誉要闭眼不屑一顾。他在电影学院也经常对青年教员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奢望,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拍片。”
我从事摄影已有60年,摄影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生命的归宿。人活到老,要学到老,我愿与大家共勉,牢记前辈的谆谆教诲,提高自我修养,不断端正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我还想补充的,端正创作态度也是摄影师自我修养的必要课题。当下我国摄影极其繁荣,影赛获奖、商业聘请和组团外拍等报酬不菲,在巨大的名利诱惑下,摄影队伍中出现了忽视深度开拓重大题材和追求精品创作的苗头。有些人被名利牵着鼻子转,不再在深入生活和艰辛拍摄上下功夫,整天忙于打沙龙比赛得奖,热衷于在各种摄影活动中抛头露面。我很担心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会使许多有才华的摄影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耽误了探索具有传世价值的创作课题。
高洁慧:从历史纵向和社会层面探讨摄影、思考摄影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师要怎样做才会让影像更有价值?
杨恩璞:如果说,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依靠文字和印刷促进知识传播,那么现代文明的繁荣,科学文化达到核爆冲击波似的扩展,就是因为摄影图像和数码网络发挥的媒介作用。要让摄影真正发挥出社会价值,首先要营造推广和评介摄影的社会氛围,发挥专家权威和报刊网络的舆论引导,当广大民众具有了读图的审美能力、明辨摄影的美学能量和传播力,他们一定能真正热爱摄影。这样社会各界不仅会投资收藏摄影佳作,而且会大力运用“互联网+摄影图像”来开展自身业务,这样摄影就会走进千家万户、深入各行各业。
其次,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国家级影展的社会影响。近几年,全国影展的优秀作品深入到中小城市、工厂与农村基层单位展出,不仅发挥了摄影作品的审美教化作用,而且推动并普及了“摄影热”。另外,发动各行业举办专业性影展,也会对提升国民素质有很大好处。
高洁慧:今年是本报创刊30周年,作为最资深的专家级作者,您能否给我们一些寄语和期望?
杨恩璞:我是中国摄影报创刊之初的特邀作者,同时我也从贵报学到了许多东西。
近年来,贵报推出的一些综合性报道和学术项目,像“伯奇杯”中国创意摄影展、“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郎静山杯”中国新画意摄影展等活动都归纳梳理得不错,有较高的学术性。同时,我也希望报纸能增加一些互动内容,让读者较快地了解中国和世界摄影界的新动向。文章、图片不落俗套,摄影报道言之有物。
办报还有个作用,就是提携选拔新人,把各地摄影事业推动起来。除了开展热闹的地方月赛,还可以组织研讨和设置版面评述基层人才。中国摄影报的前辈编辑历来就有推荐新人的传统,你们新一代报人应该继续发扬这一特色,尤其是对草根新秀们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