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楼的工作开始了，情况跟程莉想象的很不一样。她认为律师助理就是帮助律师处理一些书面文件，而在这个地方，处理文件只是她的工作的三分之一。

程莉的实际工作是紧张、繁重又繁琐的，她要接待来咨询的客人，记录下他们的基本情况，然后把客人带到陈先生那边谈案子；为新接的政治庇护类客户填表格，那是一份整整１１页的表格，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空格，需要耐心细致地填入很多信息；她还要帮客人准备申请移民所需的文件，包括很多证人证词的陈述和翻译；在客人要去见移民法官前，带着他们到律师那里做“演习”；对于办结婚绿卡的客人，也要帮他们填一大堆的表格，准备很多的文件，去移民局面谈前还要准备很多的问题给客户做演练。

每一个客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案子，每个客人都要准备不同的文件。程莉的工作要求的不仅是英文水平，更多的是耐心、细致、任劳任怨的态度，以及跟客户打交道的技巧。

程莉来这里工作以后才知道了地下室女人说的“上庭赢”的真正意思，也知道了他们福州人大部分都是偷渡来美国的，很多人通过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而拿到了绿卡，这些令程莉很震惊。

而且程莉吃惊地发现，来她们这里办理移民案件的，７０％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福建人，他们的普通话全带着跟地下室那对“夫妻”一模一样的口音。在等待处理他们的案子时，他们之间还会很大声地用程莉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来交流。　

这个办公室正对大门是接待区，程莉和另外两个中国女孩在敞开的接待区接待客人，连做表格、文件这些细致工作也得在这里完成。每天程莉的耳朵里都是那些福州客人的喧闹，她觉得非常反感。

程莉没想到每天来律师楼办案子的客户会有那么多，有时人多得连门都被堵上。而且很多人并不预约，随时都有人会破门而入。怪不得中文报纸上那么多移民律师的广告，每天不知有多少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在为“身份“问题奔忙呢。

程莉当初来面试时，陈先生说每天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可现在程莉才发现，这个办公室根本没有饭厅，更严重的是她连５分钟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每天她都要面对着客人，端着自带的饭盒，匆匆忙忙地往嘴里扒饭。更恼人的是，有的客人竟然在程莉狼吞虎咽的时候，没眼色地向她咨询移民问题。

每天下午４、５点是办公室人最少的时候。偷渡客９０％都在餐馆打工，而那个时间正是各个餐馆忙着准备晚餐的时候。

每天到了这会儿，程莉和另外两个女孩才能喘口气，倒杯水湿润一下说了一天话的嘴唇和干得冒烟的喉咙。也只有到了这会儿，程莉才能静下心来填一些表格、准备一些文件。可是似乎在这个办公室里你永远别想有安静的时候，每次程莉一把某个客人的文档打开，还没弄几分钟，陈先生又会把员工叫进去开会。

才上了一个星期班，程莉就快扛不住了。她觉得每天都在打仗，从早打到晚，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每天下午大伟去接她时，车一开她就累得睡着了。

大伟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还要多做点给程莉第二天带。程莉回到家吃了饭根本就没有精力再背单词。不但如此，她还从一个温柔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怨妇”，每天都跟大伟唠叨又遇到的让她气愤的事。

大伟看到程莉的样子很心疼，建议程莉不要去上班了。程莉发挥她一贯吃苦耐劳的作风，咬咬牙说，“再坚持坚持吧，每月１２００大洋也不是好挣的。坚持到月底再说吧。“

依旧是每天的忙碌。偶尔与那些福州客人无关案子的交谈，成了程莉最好的休息机会。她从客人那里听到了不少新奇的故事，长了很多见识。

福州人偷渡的方式形形色色。有人藏在渔船甲板下面飘过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他们只能爬行，无法站立；有人是先到与美国临界的墨西哥，然后从那里徒步穿越国界线，还要在漆黑的夜晚从山上往下跳，跳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的人是拿着蛇头做的假护照，乘飞机直接入境，很多都被海关识破而被关押拘禁。一部分人真的就在偷渡途中命丧黄泉了。

每一种偷渡方式都充满着极大的危险，每一个故事都听得程莉心惊胆战。她实在无法理解，那些福州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背负着６、７万美元的巨债，面临着与配偶孩子１０年的分离，过着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生活，却依然要偷渡到美国来。他们在国内老老实实作农民不好吗？　

随着跟福州客人交流的增多，程莉越来越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对他们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反感了。那些客人告诉程莉，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每周做工７天，每天１２小时。这样拼命工作，大概３年可以把债还完，以后挣的就是自己的了。

当程莉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卖命地去还债，而不老老实实在国内待着时，一个见多识广，曾经九死一生的客人告诉她，“我们在美国卖命就可以挣钱，挣的还是美金。在国内就是把命卖了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哪。我们没什么文化，在国内实在没有出路。我现在不但还完了债，还自己开了两个中餐馆。我每年寄２万美金回去给我老爸，他已经用我的钱盖了４层的楼房了！”

那个客人比程莉还小，才２５岁，可是脸上已经写满了沧桑。他还告诉程莉，“我们福州人不像你们有文化，可以找高级工作，公司给办移民。我们办政治庇护，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谁愿意说自己的国家不好？其实我们最爱国，挣的钱都往回寄。等我再过１０年挣够了钱，我才不稀罕什么绿卡呢，我卷起铺盖回国养老喽！”

不知怎的，程莉慢慢被这群没有文化、整天扯着嗓子叫喊的福州人感动了。他们其实既单纯又重情谊。

本来程莉只是把律师楼的工作当做任务来完成，可是她渐渐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么重要，她可以促成更多的福州夫妻早日团聚、家庭团圆，而她也可以使更多的福州人艰难的美国梦变得更为漫长，甚至永远无法实现。

没多久程莉手里的案子就获得了第一次胜利，一个２４岁福州小伙子的案子在移民局面谈就被批准，无需经过移民法庭审理，他第二年就可以申请老婆孩子过来。程莉看到批准文件时高兴地叫出了声。她自己都没想到会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人这么开心！

这就是程莉，她在极其同情别人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别人联系起来，把帮助别人当作自己的责任。

那天晚上，程莉高兴地跟大伟讲了这件好事。大伟看到程莉兴奋的样子觉得她变了，不再是前段时间的牢骚满腹了。

大伟感慨地说，“想想挺不公平的，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近十年，才有可能拿到绿卡，他们这些人把那些所谓的故事一讲，绿卡就到手了。不公平！”

程莉笑了，“你就别愤青了，其实他们付出的也是很多的，只是跟你形式不同而已。你只看到他们拿绿卡的时候，没看到案子失败面临驱逐出境的惨状，还有天天提心吊胆怕被移民局抓到的狼狈。要是你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你肯定还是会选择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