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Lukács在《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从阶级的角度分析被压迫的主体性，虽然没有涉及民族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个了解商品化了的民族背后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理论框架，当然，也把我们指向最终目标：韦伯的新教伦理。 

Lukács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意识”（consciousness），其理想的形式就是阶级意识，超越了主体和外部世界的分裂，不再是个人认识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对自身的批判所达到的对历史的整体理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将通过此种阶级意识而实现对自身和其它所有阶级历史的转变和超越。 

Lukács关于阶级意识的分析基于对商品化这一物化和异化过程的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同一个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对同一客观现实的不同评价决定了后者的批判立场和对变革的渴望。 

对Lukács而言，无产阶级无疑是反抗的角色，但是在他的分析里，这个角色的形成有着相当程度的模糊：她既在商品之内而同时又在商品之外。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意识是“商品的自我意识,” 她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商品化了的存在然后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存在；另一方面，劳动这一产生了主体性的过程中必须存在某种没有被异化的东西使得主体有可能去认识这一异化过程。如此，Lukács给我们一个悖论，劳动做为有其历史性的具体的社会行为，同时又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超历史的超验前提。 

Lukács对于劳动和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有三个可以用于分析民族的框架。 

第一是时间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一个现在时的概念，这个“现在时”使得同一主体可以同时具有完全相反的主体性：压迫和反抗，商品和非商品，暴力的受害者和暴力的超越者，现在和对现在的超越，商品化和对商品化的超越。但是，这个包含有若干对立元素的进行时结构必须有一个外力的推动使之成为可能，这个神秘的外力，Lukács说，就是“人性”和“灵魂。” 

其二是叙事性，无产阶级有着线性发展的趋势，从被压迫（异化和商品化）到自我觉醒（阶级意识的形成）到全人类的解放（阶级的消灭），而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角色正是耶稣基督的角色：无辜的人牺牲自己并通过自身的毁灭拯救人类。 

其三是叙事的更深一步，关于无产阶级的叙事是一个关于禁锢的叙事（narrative of captivity），具体地说，后启蒙时代关于和平文明宽容的现代概念必须依赖于将诸如暴力野蛮原始的不宽容投射到过去，而“过去”扮演的是一个时间上的“他者”，禁锢与解放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二元对立：必须首先想象一个人性被禁锢在野蛮状态下的过去，才有可能谈论现代文明的解放含义，这是结构主义最基本的absent presence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如果禁锢的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历史话语，那么和“人性”相关的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并符合逻辑的抗议（protest）的概念，无疑也应当是一个现代的发明。由此看来，无产阶级正是代表了被禁锢在野蛮的商品化状态之下的人性，必须通过反抗来达到更文明的状态。Lukács的问题在于，如果禁锢的根源（商品化）即是主体性的根源，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自己的存在前提？在这一点上，Lukács回到了非历史的“人性”上面，“人性”是无可质疑不会被商品化的。 

尽管Lukács的分析有着内在的自相矛盾并不得不借用唯心哲学的词汇来解决最终极的问题，后来各种以身份认同为出发点的理论所却都或多或少地复制了他的关于被压迫的主体的分析框架，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性研究，等等，当然同时也复制了他对于人性和主体性的理想化。特别是在民族研究（ethnic study）中，因为和异化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民族在表达上常常相当于被禁锢的致力于解放的无产阶级，劳动不被承认，劳动成果被窃取。最重要的是，正如Lukács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模糊身份，现代话语中民族的用法以同样的方式放大了其内在的模糊：如前面所说，一方面，我们应当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民族的，我们应当宽容民族之间的差异，而另一方面，我们始终认为某些民族仍然被禁锢在他们独特的历史状态之中――一种对我们而言陌生和异类的民族状态。不宽容的想法虽然无法被理性驱赶，但是却可以投射到一个外部的，民族的“他者”或民族的“过去时,” 如此特殊的，异化的，被限制的民族形式被推到一个原始的野蛮的领地，从那里，我们是不难脱身的。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批评要建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明界限之上，那些要宽容所有民族差异的普世的道德决心，根本的基础，竟然是不宽容甚至是暴力的，而这样的暴力又进一步产生关于禁锢和反抗的叙事，循环往复。 

既然民族被习惯性地想象为受禁锢的无产阶级，关于民族的话语，通常是以抗议的形式表达的，谴责不公和伤害，要求承认和补偿，最终获得进步和解放。但是不要忘了，普世的道德原则是建立在分明的界限的基础上的：对暴力的不宽容，对压迫的不宽容，对商品化的不宽容。如果普世的道德诉求必然包含了它所否定的对立面，那么它所推动下的抗议的文化（culture of protest）又是怎样的呢？ 

与Lukács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这里不再把抗议做为人道主义的行为本质化，一旦认识到抗议做为一个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伴随着这一行为的普世的道德诉求就变得颇为可疑，如此建立在你我界限分明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是如何从一个没有界限非道德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中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