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版本的问题开始吧。 

综合胡适政振铎罗尔纲的考证，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年间郭勋刻本版，只残存一卷，经对照考证明万历十七（1589）年天都外臣（汪道昆）序刻本是郭版的复刻，明万历三十八（1610）年杭州容与堂刻版也出于郭版，皆为百回，称《忠义水浒传》。其中容与堂本保存最为完整，后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本（1973），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从这个刻本而来的。我家里存的小时候读的，应当就是人民版的，包括梁山聚义，招安，争辽，平方腊等情节。

还有一个所谓“大涤余人”的本子，也是百回的，和郭本有细节的差异。万历四十二（1614）年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书》，就此而来，增加了招安后平王庆田虎的章节。

至于著者，也很难讲，有的是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还有若干版本文献记载罗贯中著施耐庵纂修，或施耐庵或罗贯中单独著作的。 

与这些流行版本并行的说法是，这些都不是原本，而是一些恶意盗改盗加的版本，真正的水浒，只有七十回加一个引子，截至于一百单八将排坐次。金圣叹所评注的就是这个七十回的本子。不过金本据考证也是由大涤余人本腰斩而来，就是说，也是个盗版。 

这个版本著者的问题，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大争论。部分地归结于古人写书，要么不愿不能或不敢老老实实地署上名字，要么少了几十回不知道是引火还是擤鼻涕了，总之是再也找不到了。也是从前没人想到草根文学居然也能成名，所以身世传不传关系不大。这个和现在的网络到有一点象，大家转来转去的只要“玩儿”的开心是谁写的都无关紧要，如果都象天涯煮酒的写手们一样出书，也许对自己的作品会更仔细一些。

我到是觉得，就水浒这个特例而言，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本未经删改续貂的原著已不得而知，而每一个版本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值得击节赞叹的地方，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对比琢磨的变态乐趣。也许，后人的增补或删改根本就是《水浒》之所以成其为《水浒》的原因。

重要的是，梁山好汉的故事经历了由宋到元漫长的民间流传，它的成书本身就是对已有的民间故事的增删改动，那么后世的“窜改”其实只是延续了此书内在的建构逻辑。某种意义上，最初的民间的流传也罢，施耐庵的著作或罗贯中的编纂也罢，都不过是不同形式的“窜改”，而成书之后的历经增删辗转也不例外。既然都是侵权，对于水浒一书而言，原版这个词语的所有内涵和外延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更倾向于忽略版本的问题而专注于人物的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这一方面来看，没有一种“窜改”真正触及了人物的灵魂，梁山好汉们的性格可说是前后一贯，宋江的招安情结或鲁智深的佛性都没有因不同版本中的文字或情节改动而偏离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不同的版本，甚至包括电视剧电影的改编，都提供了理解人物性格的线索，正是这些线索使我们有了完整的林冲和鲁智深，也同时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例如水浒传之《英雄本色》。

对水浒的“窜改”反倒无意中成全了这部书的精彩而成为它本身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乱用一下罗兰巴特的一个词，水浒无疑是一个 “writable text”。对我而言，这部很“可写”的书凭借着记忆中的碎片和无哩头的想象越来越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除去我自己关于梁山好汉的记忆和对英雄人物的反思，秦无衣的水浒系列是另一个诱使我再次阅读并写水浒的原因。注意，是“写”水浒，而不是写“关于”水浒的文章。我愿意相信，每一个人，秦无衣，或是我自己（呵呵，不好意思），写出的东西，都已经成为写作者自己那部水浒的一部分了。

金圣叹誉水浒为六大才子书之首，曾经对他儿子有一番很酷话。他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又说，“《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以之读遍天下之书，其易如破竹也”。

这番话，总是让我脊背冷嗖嗖的，如闻棒喝的感觉。不管哪一个版本，读出精严，读出“法”，读出“九阴真经”，就是读水浒的乐趣所在。我自己的理解，水浒之精严，在于它的细节。这些细节所试图告诉我的，关于梁山好汉，关于反叛，关于人情世故悲喜无奈，是我在背得出一百单八将绰号的年龄上所不能领会的，与它们相印证需要更广博的阅历，更丰富的想象，和更敏感的同情心，那是超越时间空间和另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游戏规则相印证的领悟。有了这种领悟，无论是读书还是为人，都应当是“势如破竹”了。

我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