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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腋断臂之重农抑商


漠北大战以后，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战争暂时从汉武帝的视线里淡出。借着这个短暂的空隙，汉武帝把精力转移到了国内，要用心调整一下经济政策。提到汉朝的经济政策就不可避免的提到重农抑商，这是一个贯穿了西汉始终的主题。
重农，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指重视农业，而是指人民能够“足食”、“足衣”的一种状态。抑商也不是抑制商人，而是整个商人阶层。
这个话题比较大，讨论起来也是没完没了。简单地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度，这些人是国家的大多数。只有这些人丰衣足食了，封建君主的统治才能坚如磐石。所以梁山好汉才提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是国家承包制的主体，他与官僚、富豪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商业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而流通的过程又能很快地聚集大量财富。钱多了就要买地、置房子，就要娶小妾，就要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过多地占有社会资源本身就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这种快速致富，必然吸引人力资源向这方面倾斜。都去经商了，没人种地，没人生产，吃啥、喝啥、臭美啥？
汉朝建立以后一方面离不开商人，让你做；另一方面还严厉打击，控制这个阶层。 汉朝的时候人分成两大类：良民、贱民。良民，良家子，那就是根红苗正，三代贫农，清清白白的人家。很遗憾，商贾不包括在内。这个东西合理不合理，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它起码体现了朝廷对商贾的态度。
铁盐公营只是汉武帝的第一个措施，随后，汉武帝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诸如整顿币制，收取财产税，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等等。
这些政策都是有针对性的打击豪商巨贾，当然也有为国揽财的目的。 有钱人是有一定特权的，这个特权就来自于他们拥有的钱。尤其是自汉文帝废除盗铸令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百业凋零。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与民休息。到文帝的时候，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也逐步恢复了。商业一恢复钱币就走到了前台。
由于钱币的特殊功能，一个职业蓬勃发展起来：造假币业。假币有两种，一种是偷工减料，钱的重量比规定的轻，另一种在铜钱里添加铅、锡等其他金属。汉文帝的时候这个行业非常发达，也说明利润非常大。为此，文帝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解决办法，取消盗铸令，使私人铸钱合法化。人人都能做，大家就都去做，最后就是没人做，利润被稀释了。
汉文帝的政策也产生很多恶果，一个就是钱币不统一，人们无所适从，甚至各郡国制造的钱币长的都不一样。老百姓是没有验钞机，不敢买东西。另一个就是使地方诸侯，豪强巨贾逐渐做大，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造钱毕竟使一个很专业的工作，小老百姓是做不来的。所以，这个政策只对巨富、诸侯有利。
钱币制造这么混乱不可避免的影响正常流通和政府的财政状况。为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几次改变币制，先后用过四铢钱、三铢钱、皮币，最后在元狩五年的时候确定五铢钱。元鼎四年更将铸币权收回中央，在上林苑铸造防伪功能强大的五铢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人之所以成为商人就在于流通。正常的流通获利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应该鼓励的。但是逐利的本性会使商人变成奸商，囤积居奇才能获大利。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了钱抛妻别子在所不辞。而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反而陷入了困境。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两个措施来打击奸商：平准、增收财产税。平准就是高抛低吸，同股民炒股票的道理一样。国家利用控制的大量物资，高抛低吸，把物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这就防止了奸商囤积居奇，搞乱物价，牟取暴利。
收取财产税这个比较狠。有钱人要自动申报财产，然后按照比例交税。谁愿意交税？对于藏匿不报，或者少报的政府也有办法。鼓励举报，举报有奖。
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不增加人民赋税的前提下，能够保证战争的花费，政府的支出，实属不易。
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弊有利，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再好的政策也有一个执行的问题，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至于这几项政策的弊端，以后再说。
经过这一番改革，总之，钱是有保证了，而且是源源不断。但是汉武帝这个企业不是开源节流，而是开源开流。钱哗哗哗的流进来，又哗哗哗的流走，汉武帝君臣成了过路财神。河西就是钱的一个主要流向。
汉朝在忙着内部调整，那么，大战之后单于怎么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