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

　　【一】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虽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1页。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游击战时又说：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352页。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时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的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订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共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重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石叟丛书?言论第5集》，第146-152页。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61页。上述意见，和蒋方震(百里)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大概在1928年左右，蒋方震就对他的学生龚浩说过：“将来中日战争我们应以三阳为根据地”，主战场“在平汉路线以西”。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页。后来陆续发表过相关观点，如：

　　“中日战事必难免，而沿海一带必不能守。”

　　“无论从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

　　“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

　　“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

　　“(战局)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37、139、184、188、229页。

　　他甚至还谈到：“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4页。可惜，蒋方震的上述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至于“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则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1页。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552页。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浙、闽两省以及两广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ndon,p　221　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12月19日，在武昌制订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战，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文章摘自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