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派华罗庚等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 - 摘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汽笛响过，威尔逊总统号缓缓驶离港口，开始了去往太平洋彼岸的漫长航程。

这是1946年8月的上海。在船舷一侧，有几个人聚在一处，久久凝望着他们来时的方向。天空海阔，此去故国千万里，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何种处境。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水天一色，大陆上的一切反倒愈加清晰起来。

和别的乘客不同，这几个人肩负特殊使命，是奉蒋介石派遣，一起去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本来，还应该有两个人与他们同行，但曾昭抡此前已先行一步到了美国，吴大猷也因为要到英国开会，下个月才能转赴美国，没能和他们会合。所以，一同在这条船上的几个人是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駪、孙本旺、朱光亚和李政道，以及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已在此前 留学美国的杨振宁早就为他们在国际学舍预订了房间，做好了接应准备。

朱光亚后来曾回忆说，在他们几个人赴美国的途中，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但他自己对蒋介石却毫无印象。除了由于事隔多年而遗忘之外，一个可能是他没有经过南京，而是直接从云南的西南联大去了上海，与大家相会登船的。另一个可能是他虽然先到了南京，却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没有参加这次接见，所以也就无从想起那样的场面了。而杨振宁也曾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也许是从李政道那里听来的，说蒋介石接见这几个人时，手里还摇了一把大蒲扇。

在当时连辆自行车都造不好的中国，却想制造代表了世界科技最尖端的原子弹，是因为偶然得到了一个可说是从天而降的契机——1945年秋，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刚到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有一次与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交谈时，曾经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俞大维是数学博士，他的曾外公是清末军机大臣曾国藩，从小就有科学济世实业救国的志向。这期间，因为中美是同盟国，美国曾将一册绝密的史密斯报告①交给中国，该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所以，和魏德迈告辞回去以后，俞大维越想越觉得良机易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在此期间，中国科技教育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胡适和梅贻琦就曾到处游说上层，张罗人才，邀请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俊、袁家骝、钱三强和何泽慧等人，企图实现一项国家大计。胡适还向白崇禧和陈诚写信，请他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此事。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后，也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积极着手筹划铀的提炼。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等人也在中央研院准备进行铀矿含量测定的工作。作为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本人还为此找到了所需的某些设备。

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原子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想法，都想要搞的。蒋介石的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这是说政府派了，其实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也都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收到过张文裕、王承书和胡宁他们三个人写的信。字面上都没说这个东西，都只说要联合着一起干，其实不言自明。后来金星南过80岁生日时，我去看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那时在法国是学数学的，为何找钱三强也要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来。他说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才决心要回来搞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说咱们回去一起干，干什么呢？这不言而喻，反正学物理的就得干这个，这个非干不可。在中国，不管你是哪个政府的，不管你是留学哪个国家的，留美的也好、留法的也好、留英的也好，都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趋势，是时代趋势。

李寿枬当时正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虽然年轻，但对于美国用两枚原子弹轰炸日本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李寿枬说，记得当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的国民党，特别震动了科学界。1946年吴有训曾在中央研究院做过这方面的报告，也有过一点想法，蒋介石说吴有训他们搞的计划是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我们班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想请王淦昌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有一次，我作为班里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还有一个同学和我一块去的。王先生是教我们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兴，满口答应给我们作报告。过了三天，他就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全班同学，还有物理系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其他系也有参加的。他的报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浅出。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图，讲了原子弹的历史、原理、威力和预防。他这一讲之后，大家脑子就比较清楚了。只是没想到后来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弹。

此前不久，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机学家顾毓琇于1946年初去日本与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及汤川秀树等会面时，就想向日方索取原子能研究设备，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可惜仁科芳雄原本拥有的这些设备，已被美国占领军拆毁沉入海中，顾毓琇失望而归。八月份，他又到美国拜访了加州大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E.劳伦斯，谈到了原子武器的事情。劳伦斯参与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和顾毓琇见面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建造加速器，校方也承诺资助研究费用。顾毓琇心里高兴，马上就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为国家民族树立科学救国、国防救国的百年之基。现在又得到了俞大维的报告和建议，蒋介石看到美国人愿意帮忙，并不全是中国一些文人雅士心血来潮的书生作为，自然为之心动。于是便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

几乎与此同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英国海战的海军部长陈绍宽也拉上陈诚和钱卓伦，向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群的计划，在此之前蒋介石曾经答应过陈绍宽造舰60万吨(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舰)的设想。蒋介石明白，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没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既然最高统帅能这么上心，陈诚和俞大维便约见了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商议拨一座大礼堂和10万美金制造一颗原子弹。其后，吴大猷和华罗庚两人在所住的海陆空军招待所拟了一个建议书，上书军政部，陈述其培植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的思考。李政道说，蒋介石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出来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陈诚和俞大维认为吴大猷言之有理，同意拨款培训，并由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学生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几个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王瑞駪和唐敖庆。吴大猷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1945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科学工作的开展。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材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二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疑地决选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这五位青年才俊虽然学业优秀，出类拔萃，但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毕竟是一门全然陌生的学科，有必要在赴美前作一定的了解。吴大猷为此专门给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讲解相关的基础知识。吴大猷说，当时一方面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史密斯报告(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的)分作五份，由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王瑞駪、唐敖庆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然后送军政部。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被该部遗失了。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认为原子弹的应用前景事关重大，今后对这类事情的决策，如果只由少数人作出是极端危险的。为此，早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就开始动笔，想从学术和研制计划实施两方面为原子弹写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弹面世之时即向公众公布。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军政各方围绕如何控制泄密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指明不许透露与实际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千份。吴大猷所负责组织翻译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送给中国军政部的。

　　五个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是聪慧超常，且年纪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闹，交谊至深。

　　得知要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美元，去美国学习考察有关原子弹事宜的时候，朱光亚起初还有些不大情愿。从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避战乱，他和哥哥们颠沛流离，从武汉挤上船到了重庆，在那里的合川崇敬中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来的校训。张伯苓力主抗战，时常激励学生发奋报国，再加上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四处宣传呼号，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后来的密歇根大学都和朱光亚同学的佘守宪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经常看到进步书籍，受苏俄和共产党思想的一些影响。那时候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去演讲，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去，大家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也去讲过，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八个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地方更是处处火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民族复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声。同时，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都既痛又恨，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所以，朱光亚对于这次赴美机会自然就有了些疑虑。

　　临走前，朱光亚先去南京，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见面。兄弟俩分别日久，一见之下，自然是倍感亲热。寒暄了一阵，朱光亚告诉大哥，说他很快就要去美国了，是为蒋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弹研制的。

　　看到弟弟皱着眉头的样子，大哥想了想，劝他道：这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了，各取所需么，先学的是技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怕什么。

　　1946年9月，华罗庚师徒几个人带着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取来的旅差费支票，在旧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没几天，吴大猷也绕道英国赶了过来，并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P.F.Bacher博士，与这位曾是同窗学友的美国科学家商谈关于协助中国建立研制原子弹机构的可能性。华罗庚则带着朱光亚等人，一边左顾右盼着这块陌生大陆的异国景致，一边走进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先生会合。

　　但是，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前，虽然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苏联都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国毕竟是抢先了一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宣布，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厂，都不准外国人进入。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给予技术封锁，自然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

　　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不可能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美国人说话不算话，非常气人，可东西是人家的，不给你学你也没办法。

　　但是，人已经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空手而归吧？

　　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也没想到中国真的要来美国学这个。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许多重大的国事要务都无暇顾及，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议论了半天，曾昭抡对众人建议说：你们可以选择一下，分别到合适的大学教课，或者选择好的专业学习深造。

　　虽然断了原先定下的学习原子弹的路子，但好在他们这时还有国民政府资助，先不必为生计太多犯愁，所以，他们就商量好另辟蹊径，分头学习这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和朱光亚一起选择了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进行核物理实验的学习。

　　1946年6月30日，美国计划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上进行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邀请各个同盟国的有关人士参观，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的身份，会同驻美使馆武官乘坐美国潘敏挪号驱逐舰前往那里。

　　赵忠尧除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很早的时候，他就觉得国家太穷，所以要工业救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的实验室，还在德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铅芯机，回国后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个三星铅笔厂，即后来的中华铅笔厂。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自己做肥皂来贴补家用。在美国参观完原子弹爆炸之后，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考察，并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他设法回到自己曾于1927年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聘用了赵忠尧，给他提供条件，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一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金，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

　　赵忠尧说，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务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只有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报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仅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就只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了。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二百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四十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1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公司供应的。

　　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说，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件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按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局势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定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新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十余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攻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我们初学者作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一日三餐十分省俭，工作时间常达16小时以上。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想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并不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早已盯上了他，他们找到船上，打开他的三十多个木箱仔细查验，又去加州理工学院反复盘问。多亏几位教授作证，核实他本人和这些器材并非敏感战略物资，才算是放了一马。

　　但是，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学者。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在那里，看守人员夜晚每隔十分钟就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无法休息。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钧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罗时钧说，9月12日早晨，船上广播要求我们调整床位。带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拿着名单警告说，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吧。接着就强迫我们到厕所脱了衣服，把我们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等重要东西全部扣留。美国人还威胁我们说，要么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我们没有选择前两个，就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剃成光头，身上洒上六六六粉，还都一一编了号，吃了不少苦头。

　　巢鸭监狱有一个叫做中国犯人部的地方，这里关的都是中国人。牢房共11层，中间空着，便于监视。赵忠尧和沈善炯分别被关押在第二层，罗时钧则关在他们对面。他们在监狱里经过时曾看到了日本战犯，冲着他们喊支那、支那。三个中国人心里非常愤恨，因为这些二战战犯都已经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娱乐，他们却不行。

　　金荫昌说，我和唐冀雪带着我们6岁多的儿子也一道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是一个早晨，没靠码头，但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刚醒来，听见人声嘈杂，说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随船追踪的人带到船下一个小艇，不知驶向哪里去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钧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心想这回悬了，要命了。

　这期间，台湾的国民党派人来看他们，叫台湾驻东京使团，团长是何世澧，秘书长为陈延炯。陈延炯找他们谈，向他们提出两条路，一条路是回美国，继续做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条路是回台湾，那里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让他们选择。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发来电报，聘他们三人为台湾大学教授，要他们考虑。因为赵忠尧他们都是蒋介石政府出钱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他们落到共产党手里。

　　第一次会见时，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到后来才分别谈话。赵忠尧表示，我们回去只是教教书，别的没什么。

　赵忠尧在日本被美军扣押的消息，没多久便传回了国内，家里上上下下自是十分着急。他的女儿赵维志刚刚高中毕业，几乎就在赵忠尧被关的同时考取了南京大学，在俄语系学习。赵维志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就说要回来了，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移民局刁难他，这不行那不行，反正总是阻拦他。8月份拍了个电报，说上了威尔逊号海轮回来，大概9月份到上海。可过些日子船到上海以后，一百多个留学生都下来了，却少了三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姓沈，一个姓罗。周恩来代表外交部提出抗议，吴有训联合198名科学家提出抗议，还有人民团体和各界科技人员纷纷提出抗议。我给我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回来吧，妈妈等你回来，弟弟妹妹等你回来，全国人民等你回来。没想到，爸爸在日本被关期间，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检查，看到我的信就发现了问题，说：你女儿写的信，我们麦帅(麦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信中骂了美帝。

　　栾中新说，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做秘书，赵忠尧到日本时被驻日美军扣押了，国内的人都很着急。郭沫若亲自写信给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向美国提出抗议，希望全世界科学家支持赵忠尧及时回国。因为赵忠尧被扣押，和家里的经济关系也断绝了。郭老知道这事以后，找人核定了一下假如赵忠尧回国以后应该给他定什么级别的工资，这样定了以后就把工资的一部分提早给了他的家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9月24日，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致电美国总统，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在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声中，赵忠尧他们被扣押58天之后，回到了祖国。回家以后，赵忠尧对妻子说，我再也不穿西装了。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个大褂，然后到原来中央研究院门口照了一张全家福。

除了一台电子加速器，赵忠尧还带回来很多金属材料、塑料、釉质、电子学零件、有机材料等等当时国内都还没有的33箱东西。他还带回来一套进行宇宙线研究的多板云雾室，这是他在美国利用人家的多板云雾室仿制的一个，后来交给了王淦昌。

李政道说，赵忠尧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