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肥巷陌皆种柳”

    1176年的南宋边城合肥，当时距离隔淮而治的宋金边界只有百余里。据说当时淮上牛羊的膻腥味顺风可闻，可见是个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草木皆兵的不测之地。

    一个人住在一个没有安全感、充满不稳定因素的地方，会是一种什么感觉？不是醉生梦死，就是苟且偷生；或者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时准备脚踩西瓜皮准备开溜的感觉，一种不会安心扎根准备大有作为的感觉；或者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不是一种建设的态度，而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正如当时的南宋都城杭州不叫杭州，叫临安，叫临时行在，就是临时首都的意思。住在这么一个临时的地方，是让人无心深挖洞广积粮搞什么建设的。所以，1176年的某天，姜夔策马来到目力所及的合肥，并非是个什么准秦淮河之类的繁华烟柳地，而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荒凉凋敝的破败小城。如果真的又是在一个大冬天，那种人发晕马发慌的感觉，无法不叫一个年轻才子不产生那种诸如《扬州慢》之类的黍离之感。地处江淮之间的合肥冬天是特别干冻湿寒的。我甚至怀疑正是在一个特别是冬天的合肥，因无法抵御的寒冷所产生的那种超级郁闷感，让青春激扬的年轻姜夔一路憋屈，一直到憋出《扬州慢》，才算憋出了一口气。所以说，《扬州慢》虽然是在扬州写的，但很有可能是在合肥憋的。事实是，在姜夔十四五年之后1191年再次客居合肥时，姜夔在词序中所描写的合肥依然是一个荒凉凋敝的边城景象。

    尽管如此，一个到处都是柳树的合肥，还是给初来乍到的年轻姜夔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姜夔在此后的词中多次提到过柳树。柳树在姜夔的生命中，几乎可以成为合肥的别称。爱屋及乌，睹物思人。姜夔每每看到柳树，就会想到令他魂牵梦绕的合肥。

    《史记·货殖传》：“合肥受南北潮”，这是合肥这个名称的最早记录。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时改淮南国为九江郡，隶属扬州，统合肥、逡遒、橐皋、成德等县。合肥县名始见于此。可见合肥这个名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称之为一座古城也不算过分。虽然名气不大，但向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当然，这也是千百年来对合肥有据可查的溢美之称。

    让合肥“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事情，可能还是三国时的曹魏与东吴，两国为争夺合肥这一军事要地，发生十万人以上的水陆大会战，竟达十余次之多。曹操曾亲自多次莅临合肥视察指导工作。至今传有“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千古佳话，留下孙权当年纵马窜逃的飞骑桥。此外，与三国有关的还有古教弩台、新三国城遗址等处。这也是如今合肥在开发旅游资源不得不首打三国牌的原因。关于三国的话题，姜夔在1191年离肥经巢湖作出词史上唯一的一首平调《满江红》时，曾在词序中提及：“按曹操至濡须口（今裕溪口），孙权遗操书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合肥历史上在南宋前能够拿得出手的土生土长的合肥人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唐末杨行密，此人是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有一个叫吴国的国王，属于乱世英豪。据说，杨行密在世为王时还是巩固了江淮地区、维护了江南一带；死后葬在今吴山庙附近；传说今阜阳路还留有一口百花井，就是他女儿百花公主当年使用的水井。杨行密虽然贵为大王，但就是合肥人了解他的也不多，无法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包公包拯相比。包公包龙图以清正廉节、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而闻名于世，有天下第一大清官的美称。当时人即称其为“包青天”包大人，并有经典传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如今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合肥除了打“三国牌”，就是打“包公牌”。除包公祠、包公墓外，城南有段护城河叫包河，都是对这位包黑子包大老爷的纪念。包河里有名的特产无丝藕，想必当年姜夔客居城南时肯定吃过。说不定当年合肥女子如同我们今天对外地来的游客一样，曾亲口对姜夔介绍过无丝藕的来历就是藕断无私的意思。

    这些都是1176年姜夔所可能有的人文历史背景。从姜夔留下的诗词看，却没有提及多少，也许是当年离包公死才100年多一点，前朝包公的事迹还没有在后朝流传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还没有形成后来声誉日隆名震天下的人文气候，也许是姜夔心眼里只有合肥女子。

    合肥在南宋时，庐州属淮南西路。自1127年靖康之难后，合肥摇摆于宋金拉锯战；1131年淮南金军北撤，江淮形势趋于稳定；1134年，金齐联军在金兀术、刘麟指挥下，围攻合肥，岳飞派部将牛皋、徐庆率两千骑兵救援合肥，并在藕塘击退金齐联军；1141年曾被金人占据，旋即又被收复；1161年，合肥再度失陷，后因金主完颜亮在瓜洲渡兵变被杀，淮南金军全部北撤。《庐州地方志》记载：“1162—1194年间，合肥无战事”。此后到1176年姜夔至合肥时，虽然已有十多年相对和平的时间，但是饱受蹂躏被折腾的不像个样子的合肥恐怕还没有恢复如初。

    宋金对峙期间，合肥处于抗金前线，当时的金斗城比较小，东西长不过二三里，南北一二里。因此在1169年孝宗乾道五年，当时的淮西路统帅郭振认为城池过小，不利于屯兵防守，遂拓扩金斗河北岸，将金斗河、逍遥津、杏花村一带围入城区，北筑斗梁城，大概属于今环城北路内的范围，整个合肥扩展到今一环内的规模，奠定了合肥老城的基础。郭振拓城后的合肥，应该是1176年姜夔所见的合肥，也应该是1186年前、1191年前姜夔后来曾经“客居”时的合肥。而且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合肥在姜夔的眼里似乎没有多大变化。

    通过姜夔的诗词所描述所反映的情景来看，当年的合肥并非是个繁华热闹的地方。1191 年前姜夔又次回到合肥，离第一次来合肥时已十五年了，离1186年前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合肥时也有五个年头。从《淡黄柳》和《凄凉犯》的词序中，郭振拓扩后的合肥似乎并没有成为热闹繁华的“输会”之地，姜夔在《淡黄柳》的序中道：“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阕，以纾客怀。”在词的上半片，姜夔如此描写合肥：“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可见此时的合肥还是相当的空旷萧条、荒凉肃杀，尽管有边城春色，却仍让人满怀伤春之感，难禁料峭春寒。此种凄凉情景，在《凄凉犯》的序中更甚：“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予客居阂户，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乃著此解；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本词上片中的合肥，在充满悲秋情怀的姜夔眼中，作为一个边城的残破凄凉景象亦更甚：“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两首词写的都是1191年前后姜夔眼中的合肥，《淡黄柳》是姜夔眼中春天的合肥，《凄凉犯》是姜夔眼中秋天的合肥，无论是春是秋，1191年的合肥在姜夔的眼中都透出个“寒”字。这一年，姜夔36岁了，是他的第三个本命年。这一年，据词句中模糊的词义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他魂牵梦绕的合肥女子无影无踪了。也许正是受到无法接受的巨大打击，合肥才在充满凄苦情怀的姜夔眼中变的更加凄凉萧索。

    其实撇开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不谈，客观上看，合肥的荒凉景象应是一个不争之实。合肥在北宋时曾一度是淮南西路的治所，南宋时宋金以淮为界，作为淮南重镇的边城，屡经兵燹，早已失去曾经繁华热闹的都市景象。南宋初人王之道《出合肥北门二首》曰：“淮水东来没踝无，只今南北断修途；东风却与人心别，布暖吹生遍八区。” “断垣甃石新修垒，折戟埋沙旧战场。阛阓凋零煨烬里，春风生草没牛羊。”就是描绘南宋初年合肥一带兵后的荒残破败景象。不仅合肥如此，作为边境，整个淮南也是如此。《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条记宋理宗周端平元年全子才合淮西之兵赴汴京，从合肥渡寿州抵蒙城一带的景象时，则有曰：“沿途茂林长草，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这已经是1234 年间的场景了，离姜夔所见的时间已经40多年了，足可以推知，淮南一带在南宋年间是多么的荒芜破败，合肥仍旧是多么的萧索凄凉。由此可见，姜夔的“合肥情事”是发生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场景里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姜夔的“合肥情事”如何不自始至终注定在一种荒而凉、凄而苦、悲而绝的基调氛围中挣扎，尽管其中仍不乏闪烁一些温煦的、婉丽的、欢恰的光亮点。比如合肥的柳树。

    合肥作为边城，在荒凉萧条的景象中，城里城外到处都能看见的柳树，不仅是姜夔眼中所能触目的难得亮色，而且也是姜夔合肥情事的温馨记忆和美好见证。所以，在姜夔的词中，除了“梅”，“柳”也是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有时就是合肥的代称，两者都可以说是合肥情事的别名。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柳树，姜夔就会想到合肥，进而就会想到合肥女子。可以说，柳树是姜夔合肥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姜夔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在记述、追忆、怀念合肥情事的20余首诗词中，就多次出现对柳树的描述与吟咏。比如“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一萼红》）、“笛里关山，柳下坊陌”（《霓裳中序第一》）、“绿丝低拂鸳鸯浦”（《杏花天影》）、“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琵琶仙》）、“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淡黄柳》）、“金谷人归，绿杨低扫吹笙道”（《点绛唇》）、“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浣溪沙》）、“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解连环》）、“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长亭怨慢》）、“又正是春归，细柳暗黄千缕，暮鸦啼处”（《醉吟商小品》）、“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凄凉犯》）、“柳悭梅小未教知”（《鹧鸪天》）等，无不与合肥情事的景、情、事有关。

    其中1191年的自制曲《长亭怨慢》），整个是一首与柳有关的惜别词，题、序、词章皆满布与柳有关的惜别情意。词序曰：“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桓大司马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予深爱之。”

    词序中的“桓大司马”是指东晋桓温。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桓公（桓温）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此词序中所引六句为北周庾信《枯树赋》中之句，姜夔误以为桓温之语。但这六句深深触动了姜夔身上的某个神经，因此“深爱之”。应该说，可能是古人对柳树的感慨引起姜夔对合肥柳树的深深共鸣，特别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似乎道尽了姜夔作《长亭怨慢》的初衷。

    也许，姜夔与合肥女子初遇之际正是柳树茂盛的季节，给姜夔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合肥情事中的柳树，是秀美的、温婉的、缠绵的，又是可怜的、哀怨的、伤感的。在荒凉离索的破败边城里，幸亏有随处可见的柳树在巷陌深处暗自增色，让一个异乡人在凄凉中感受到一丝生机和活气。如同在战乱中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用一碗热茶或一张笑脸款待一个远道而至风尘仆仆的飘零客，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苍凉风情中，用一支知心知肝的清唱款曲，聊慰萍水相逢的仓促人生，共同抵抗诸如“千古空来去”（《永遇乐》）、“万古皆沉灭”（《念奴娇》）之类漫漫长夜的无边孤寂。

    也许，这就是姜夔心目中所看见的合肥柳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