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客梦长在江淮间”

    自1176年遇见合肥女子，1186年突然有怀念合肥女子的合肥情词，1191年与合肥女子最后一别，1197年留下最后一首怀念合肥女子的词，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这无论在十二世纪的古代，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都是罕见的难得的。如果说姜夔是1209年去世的，那么可以说，合肥情事占据了姜夔生命中的主要部分。根据姜夔自己在诗中的说法，姜夔不论人在什么地方，所思所梦都是在合肥，所念所想都是合肥女子。因此，对于1155年出生的姜夔来说，发生合肥情事的南宋是个什么时代呢。

    22虚岁的年轻姜夔，虽然是在一个大冷天来到破败凋敝的合肥，是骑马来到一个还没有从兵燹祸灾中恢复元气的合肥，但1176年的年轻姜夔以及1176年的边城合肥所共同寄存的南宋，离1164年的隆兴和议已经过去整整12个年头了。此后一直到1206的开禧北伐，其间足足有四十余年的和平时光供一个文人写诗作词谈情说爱了。这是姜夔9岁到51岁的时间段，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开始成年记事并刚刚步入衰年的美好时光。1155年出生的姜夔是在1209年他55虚岁那年逝世的。开禧北伐虽然胜败未定并在两年后签订了宋金间南宋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但一直到1235年宋蒙战争始，期间仍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和平年代。姜夔虽然在开禧北伐后不久辞世，从姜夔的诗词中看似乎影响不大。倒是1204年的杭州大火，对他的影响更大，让晚年的姜夔流离失所，举家毁室。

    总体而言，姜夔生活的时期是南宋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和平时代。对于一个南宋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大幸运。正是有了这么一段夹在战争之间时间相对充足的和平时光，才可以让一个不走运的文人很走运地在和平的环境中，沉湎于自己的感情世界并专注于个人的爱好兴趣，而少被外界的不可抗拒因素打搅。

    此外，作为一个南宋人，还有另外一个大幸运，就是生活在南宋真正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在位期间。1176年，孝宗在位已经13年了，又一个13年后在1189年孝宗禅位给光宗，正是中兴的成熟期。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太高。对于一个古人来说，生活在一个好皇帝时代，肯定有幸于坏皇帝时代。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姜夔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南宋“太平犬”。姜夔历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高宗禅位于太祖赵匡胤后裔七世孙孝宗，姜夔时年8虚岁，才刚刚记事，应该说对高宗朝没什么记忆；1189年孝宗又禅位于太子光宗，姜夔时年35虚岁，由此可见，孝宗朝是姜夔由童年到壮年的成年期。期间，姜夔的主要经历是漫游、应试、谋生、结婚等，其中也是与合肥女子相遇并相恋的时期。虽说姜夔在1186年到1197年止，突然在十余年间有二十余首怀念合肥女子词，其中包括光宗朝（1189——1194）、宁宗朝前期（1194——1224），但是，姜夔与合肥女子相识、相知并相思的主要时期是在孝宗朝。可以说，姜夔的前半生是生活在孝宗朝的，因此可以说，孝宗朝决定了姜夔前半生的遭遇，也决定了姜夔后半生的命运。那么孝宗朝是个什么时期呢？

    “孝宗在位时，注意吏治，慎选官员，惩治腐败，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是南宋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真德秀称颂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为羞。’孝宗关心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改善纸币流通状况，关注学术自由，其在位时期也是南宋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陈振《宋史》）。

    1162年孝宗即位时35岁，正是英壮之年。然而宋金战争正在进行。面对宋金对峙的局面，南宋君臣在战与和的两难抉择间举棋不定，一派主张北伐收复失地以雪“靖康耻”，另一派主张维持现状苟安江南。血性犹存的孝宗决意抗战，毅然为岳飞平反昭雪，召见抗战派将领。不料发生在距离合肥不远的符离战败使南宋大好形势发生剧变。1164年，宋金议和，宋称侄，金称叔；史称“隆兴和议”。对于即位伊始便不得不吞下一枚耻辱果的孝宗来说，“恢复中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坎与结。其实也是整个153年南宋朝最大的坎与结。此后，孝宗终其朝都在准备北伐，可以说“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以至到了他孙子宁宗与1206年发达“开禧北伐”并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279年为忽必烈所灭，南宋终其朝未迈过这个坎未解开这个结。

    不厌其烦罗里罗嗦掉了这么一番书袋，主要是为了说明1176年，年轻的姜夔策马来到合肥不小心遇见他终身的坎与结，以及他作《扬州慢》前后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综观历史，一个人活在南宋，不能算是活在一个特别好的朝代；但是，一个南宋人活在孝宗朝，绝不能算是活在一个糟糕的年头。为了雪耻洗辱、恢复中原，孝宗励精图治，做了许多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事，也给南宋人民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年轻的姜夔就是在这个和平的档里开始吟诗作词、谈情说爱的。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年。举国上下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南京敲了警钟哈尔滨拉了警报，不忘南京大屠杀、不忘731部队。就连令姜夔魂牵梦绕的合肥，也在为修建“拱辰桥纪念碑”而纷纷慷慨募捐。胡主席胡总书记还对全世界发表了由发扬抗战精神上升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人类文明精神高度的重要讲话。其目的当然已远远超过“不忘民族恨，牢记血泪仇”的狭隘心理。但如果东三省、台湾岛至今仍插着太阳旗，我们的纪念活动还能如此温文尔雅、精神来精神去的吗？纵使小小的钓鱼岛东海油田都是双方的一块心病，遑论什么精神什么文明，全国不是一片“打回东三省，解放台湾岛”的吼叫声才怪。国耻就是国耻，过了几十年隔了几代人，只要身上还有点血性，就不可能忘记曾经的国难家耻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800多年前的南宋人，对1127年“靖康之难”（金军北撤时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后妃宗室及大批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等，携去囊括礼器法物、天文仪器、书籍地图、府库蓄积等）所带来的文明浩劫与毁家灭族的亡国之恨，以及1164年“隆兴和议”所带来的剧烈耻辱，要说能轻易忘怀那也是很困难的。在姜夔作《扬州慢》时才分别事隔50年及12年左右，“靖康之难”的巨大阴影仍然笼罩在南宋半壁江山的上空，“隆兴和议”的羞耻仍然不时啮咬着南宋臣民们实在是脆弱的不能再脆弱的神经。可想而知，雪耻洗辱、恢复中原的呼声虽然余波未平，时起时伏；但是，同时更多的是又无法不让人担心战争的结果，特别是害怕失败的战争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恶果。因此厌战倦战的情绪也确实普遍存在。

    所谓“犹厌言兵”，一方面可能是指不堪屡屡重提当年的兵祸之灾，仿佛每每说一次便是每每再遭受一次兵祸之灾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更可能是指苦于累年兵燹之灾的老百姓们，就像困乏至极疲于奔命的难民，只想好好歇一下，既不想再提旧事，也不想讨论雪耻复仇之类一时两时不可能实现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姜夔的《扬州慢》反映出了当时南宋民间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苦于复仇言恨而不得又厌倦战争的复杂心态。说不定姜夔当年遇到的合肥女子就因为曾饱受战乱之苦而怀有这么一种心态。或者说，姜夔当年就是在这么一种心态中与合肥女子相识并相恋的。

    1176年的一个冬天，22虚岁的姜夔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下，策马踏雪来到南宋边城合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