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天下苍生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
“饿死也不要管他”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成都市郊的场镇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涌入大批乡下人，他们不是象往年那样来城里看热闹和购物，也不是提着土特产来城里走亲戚。他们两手空空，一窝蜂地扑向餐馆、糖果店、农副产品市场等一切有现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猛买猛吃，末了还大包小包地带走。

　　这是一九五四年那一幕的重演，只是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可供农民裹腹的选择余地更小。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收，一切农副产品归公，农民的生命系于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进城买东西吃了。

　　城里也今非昔比。粮食是买不到的，城镇人口凭户、购粮证、粮票定量购粮，标准已经降到饿不死的地步。但眼下餐馆吃饭不用粮票，当然也决无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饭加大锅菜，没有肉食，只许吃，不许带走。糖果店里可以买到糕点——掉在地上也摔不烂的面饼、瓦块似的饼干，都是用糖精做的。能买到的含淀粉的食品还有称之为“肥儿粉”的婴儿米粉、凉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应，卖完收摊关门。

　　即使如此，那时候到城里吃馆子、买糕点对农民尚属奢侈行为，一般情况鲜有问津，突然之间，他们在餐馆、糖果店门口排起长龙，肥儿粉、凉粉一上市便被抢购一光。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中传播开来：农民没吃的了！

　　在农业大丰收、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鼓噪声中，这种场面实在有碍观瞻，有损大局。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人，又发现了阶级敌人煽动，企图给大跃进、人。. 民。.公社抹黑、破坏生产等等。然而在一九五九年开始有限纠左的政治气候下，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组，到成都市周边各县调查，结果证明，农民确实没吃的了。

　　双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滚滚，尤如赶场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饭抢购食品的，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基层干部带领成群结队的。工作组走访了离成都市十多公里的簇桥、金花两个公社，每到一处，立即被群众团团围住，哭的哭、骂的骂，诉苦不迭。

　　工作组问他们有没有米吃，能否吃饱？
　　“尽是吃菜，有米？象点眼药一样！”
　　“昨天一人分了几两豆渣，够啥子嘛。”
　　“我们这些老头儿进不了城，死了当柴烧！”
　　“饭都没吃饱，哪有劲搞生产，前天我担尿水摔到沟头。”
　　…………

　　工作组“参观”的八个食堂，不是“断米停火”，就是“断米未停火”。其中断米时间最长的一个三百八十人的食堂，从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时间里只吃过稀饭三次，其余尽吃青菜萝卜。断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给社员，没有就让社员自行解决”。断米未停火的食堂“春节以后一直以蔬菜、野菜为食。”

　　农民有几个钱到城里去“奢侈”呢？于是不得不变卖家产。“将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黄桶等打碎作木柴卖，有的还卖了自己的蚊帐。”妇女杨淑华将蚊帐拿到成都卖了二元八角，向城里人买了七斤高价米（二角五一斤，当时国家价为一角二），“剩下的钱吃了一顿饭就花光了。”

　　下饭馆不光是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为了买到米饭带回家里。这种行为是违反“只准吃，不准带出堂”的规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进行。三营九连的周大娘把床卖了三元三角，在饭馆买了六碗饭，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围腰里带回给孩子吃。〖注１〗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在新都县调查的情况是，全县一九五八年征购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将近二分之一，春节过后食堂陆续停伙。马家公社的六十个食堂，吃三顿的一个，吃两顿的十六个，吃一顿的二十一个，未开伙的二十一个。“开伙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红萝卜等。”

　　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层找群众调查，什么都休想知道。从报纸、广播到各级领导的文件、汇报，农民还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呢，实际上那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早已过去，眼下他们的日子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滑落。而饱受政治运动惊吓的当地干部极少敢在上级工作面前吐露真情，只得信口雌黄。双流簇桥公社书记说成群结队到成都去的社员是“卖柴搞副业”，停伙的食堂是因为“社员把粮食分回去自己吃”。双流县县长目光更敏锐，说停伙的食堂是因为怕把粮食调剂走，把粮食“转移、埋伏”了，举例说簇桥某小社转移了三万斤黄谷到加工厂，某小社将几万斤红苕埋到地里，上面栽厚皮菜掩盖，县上正在开会批判“本位主义”，“对个别坏分子准备打击。”

　　类似的情况哪里都一样。工作组来到华阳白家公社的一个食堂，发现煮中饭时，一百五十一人吃饭只煮了二十斤米，其余全是菜。炊事员说，这顿饭都是做来给你们看的，平时一顿只煮两三斤米，一人两瓢儿，米都见不到。说话间二十多个男女老幼围了上来，“干部吃干饭，我们就吃这种菜汤汤”，“娃儿饿得拉倒妈妈要吃饭，喊他们咋个长身体啊！”说着妇女们全都哭了。背着孩子的妇女杜秀英从屋里端出半盆菜汤，哭着问：“我们一天吃这么多够不够？半岁娃儿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组干部安慰说，这些情况上面不了解，了解了会解决的。杜秀英泪水涟涟地说：“毛主席是对的，粮食是给我们配够了的，就是他们（指干部）不拿给我们吃，每顿吃两瓢儿菜汤汤，锄头都拿不起，哪有劲搞生产。我背上这个半岁大的娃儿吃不下，请队长给点米拿回去煮，队长都不批。”

　　她当即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她断了奶水，娃儿又吃不下菜，请求给五斤米给娃儿煮稀饭，要工作组“盖章证明”。工作组爱莫能助。

　　因为是贫农出身，爱人又是党员，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组面前直言不讳说这么多。大部分社员则左顾右盼，欲言又止。一个女社员刚说了一句，他男人便骂道： “你多事，人家都过得出来，你管这些事干啥？他们问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言，“今后”之意。──编者）总要把你整惨！”工作组走出食堂，四名妇女尾随而至，见四下无人，说：“杨队长跟我们说了的，检查团来了要说每天吃三顿干饭，每顿三菜一汤，哪个乱说割他的舌头。还说有困难大家克服，为啥子他天天吃干饭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组干部拉到屋里，一开腔就泣不成声：“社里叫我搞生产，我这么大岁数了，肚子又饿，咋个做得动。”又指着她三岁的小外孙说：“娃儿一天拉倒衣服要饭吃……”工作组问吃不饱怎么办，妇女们说，有的捡点草药卖给供销社，有的弄点柴去卖，卖了钱就在成都吃饭，买肥儿粉、面包、带点回来给娃儿吃。

　　工作组转身找到干部，听到的完全两样。管区会计说，我们的食堂没停过伙，主要劳力每月四十斤米，妇女三十斤，每天两顿干饭，吃得好，吃得饱，“有的还拿给亲戚朋友吃”。到成都吃饭的现象，“可能是坏人钻空子”。公社党委书记杜金元对为啥尽吃菜稀饭的解释是：“凡是吃稀饭的，都是社员要求的，因为他们喜欢吃稀饭。”谈到社员到成都吃东西的情况，杜一口否认：“这种情况不会有，我们还未发现，如果有恐怕是个别坏人，或富裕中农从中破坏。”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绍勋干脆说“我们还未掌握到这种情况”。〖注２〗

　　不论形势多么严峻，所有的干部，不论真心或违心，对外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五八年的粮食是大丰收，目前出现的缺粮现象是一种假象，是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怪和坏人挑动，他们装穷叫苦，把粮食隐藏起来，怕增加征购，怕被“共产”，有的则是跟着起哄。

　　“所以跟倒喊没有粮食，夜晚却自己做饭吃，即所谓‘大锅菜、小锅饭’。社员把粮食打回家了……不是蒸干饭就是煮稀饭。一家妇女正在蒸饭，当工作人员去了，这妇女跑进鸡笼里，怕见面。”

　　“生产队干部知道有粮食，怕增加征购任务，怕调剂别人，就喊没粮食……还有的社主任半夜叫炊事员起来煮饭，悄悄叫社员来吃，但在白天的伙食同其它食堂一样，全煮菜吃……清白江公社八村干部，把谷子挑了四千多斤去沟边埋藏，被邻社广汉县石羊乡干部发现，取走了，经县委打电话才要回来。”〖注３〗

　　类似的情况的确存在，任何面临饥饿威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动机，然而它被夸大到戏剧化的程度。如此普遍的饥荒爆发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确有些反常。拿温江专区来讲，即使考虑到高征购的因素，也不至于一开年就停伙断粮啊，粮食都到哪去了呢？

　　相当一部分粮食是被共产风卷走的。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自家开伙时，人人精打细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粮食不够好好歹歹也要过下去，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瓜菜代之，各家心头有个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一旦进了“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态顿时逆转，唯恐吃少了吃亏。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没有如此憨吃憨胀过。本来就紧张得要命的粮食，经得住这样几吃呢。当人们发现仓库已经见底，而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华阳中和乡朝阳四社就是这样被迅速吃“垮”的。

　　“公共食堂吃粮，从开支上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社建立前，开始收中稻时约一个月，那时只吃三顿，大小人平均一斤米。第二阶段，大战四秋时约五十天，公社让社员敞开肚子吃……每天吃四顿大米饭，平均每人每天耗大米一斤半还多。第三阶段：从五八年十二月到五九年一月底，这段时间晚上加班少了，一般吃三顿，同时用粮也有点计划，但仍是三顿干饭，平均每人每日吃大米一斤二两左右。第四阶段：从二月份开始，由于粮食少了，开始定额定量，每人每天大米十二两。最近几天（三月上旬）每日定量已降到四两了……”

　　被共产风卷走的粮食还很多。公社建立初期，粮食的余缺由公社在全社范围内随意“调剂”，甚至由上级跨公社“调剂”，数百数千人的生产兵团运动作战，象蝗虫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产队食堂损失惨重。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生等组成的检查团、参观团、支农大军也在这块残缺的饼子上咬上一口，动辄数百千人的现场会、誓师会、评比会让“先进单位”的粮食大遭其殃。人数众多的脱产文工团、体育队、武装民兵、红专学校在吃粮，修路开矿、大炼钢铁调人又调粮……有多少粮食经得住这么折腾？

　　公社化的前景固然诱人，尚不足以根除农民世世代代积淀下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还是偷偷摸摸藏下一点粮食，这些粮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时积攒下，公社化时又没全部交出去的，数量极其有限。眼看势头不妙，一些有心计的基层干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组织地隐藏一些粮食，或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这就是当时喧嚷如雷的所谓“瞒产私分”。

　　毛。.是相信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的，“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他说，“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想什么呢？他发觉公社在所有制上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共产风吹过头了，引起了普遍的瞒产私分和消极怠工，必须来一次清理整顿。〖注４〗否则粮食收不上来，大跃进将难以为继，这是他内心最为担忧的一件事。他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毛。.相信“产品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续跃进。

　　从三月份开始的整社运动规模空前，从省到县都召开“万人大会”，又叫“万人算账大会”，内容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清理退赔被共产风刮掉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是中央的主旨。在四川则演变为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六级干部大会。李井泉在第一天的报告中为大会定下调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稍稍打了一点折扣后质问：“这样大的成绩不叫大跃进叫什么跃进？”他说，五八年是大丰收，征购完成以后，口粮应该是富裕的。接着他就点温江的名：“但我们看见，偏偏是产粮区拿不出粮食来，如温江有几个县出现瞒产是很普遍的。”他说所谓缺粮是“乱闹”，把权力下放一点，他们就会把粮食拿出来。

　　“五四年统购统销多了一点就发生闹粮，是少了五八年的大丰收，但在所有制问题上未搞好，就增加了本位主义，也在闹粮，这是乱闹。只要承认是他的，把所有制问题处理恰当，他是会多卖的。”

　　他把权力下放称之为与农民的“等价交换”。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可以说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由于我们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子太快，农民的觉悟达不到，所以就不交粮食，不搞生产。他把权力下放描述为迫不得已对农民的让步、应付危机的一笔交易：我们在所有制上退一步，让你们捞了好处，你们就得把隐藏的粮食交出来，把万斤田搞上去。

　　李井泉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队。就在省委万人大会召开期间，毛。.又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注５〗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

　　“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注６〗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县有高级社三百五十六个，初级社三十八个，共计农业社三百九十四个，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户，耕地八百九十六亩。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县有十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管理区，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一百零七户，耕地八百一十一亩。〖注７〗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产队。李井泉如此大胆的自行其事，是因为他相信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在接着召开的各县算账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农民要为李政委的退让所付的第二笔代价，是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令干下去。“这也是等价交换。”他威胁说，“分权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说，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注８〗

　　提起这件事，他的火气就上来了。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集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

　　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井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看到李井泉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井泉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五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井泉向没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举起来。〖注９〗

　　这就是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李政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毛。.要求大鸣大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疑派、算账派们就按捺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八只渔船，二十八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二十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十二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三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一本是假账，每亩多报一千多斤，所以连谷种交完都完不成国家任务。郫县友爱公社徐文安说：公社化后出来三种人，一种歪人，一种懒人，一种装病的人。大邑小组有人说：公社化以后积极的消极了，消极的更消极了。小猪不大，大猪不肥，有公无私，光进不出。温江永安公社生产队长岳体富说，公社化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带来这么多消极因素，要搞好生产只有坚决办好原来的农业社。金堂县洪福公社管区分支书记刘顺清说：现在还有啥子搞头，从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现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编者注：四川人称用薄木板钉的棺材为火匣子），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死了人，只有睡米树子（谷草帘子）……

　　这种情况，毛。.是早就估计到了的，他说：“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李井泉说得更明白：“不怕，等他们说得不成话了……我们还有五七年大辩论的经验。”不知利害的人一边“放”，温江地委的内部简报一面跟踪记录：“个别人否定人。. 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人员虽然还未敞开讲话，但已看出苗头……”；“今天的辩论中，有的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继续出来向我们攻击和反扑……”摸底排队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三天鸣放辩论结束，人人头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记号。全区到会干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丰收、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拥护公社体制方针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错误观点的九十二人；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四十二人。后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个是在会上暴露的，有十四个是“在家里放了，在这里没有放”。可见话一出口，很难滑脱。〖注１０〗

　　这些观潮派、算账派、反对派是毛。.一再指示要选择安排到会的，给他们暴露的时间是三天。三天后，反击开始，温江专区小组的简报形容说，“他们的恶意攻击，引起绝大多数同志的无比愤怒，争辩异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开交……。”讲了几句实话，斗到深更半夜脱不了手，其他人见势不妙，赶忙转向。纷纷承认隐瞒私分了粮食，粮食不仅有，而且“吃到大春还有余。”农工部长申培林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向宣传部长景廷瑞叹息：“错误不纠正，又批说真话的人！”

　　“算账”的本意，是清算共产风。毛。.最初提出共产风的“旧账一般不算”，后来看了许多反映干部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材料后，又说原来的提法“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否则“对群众不能解除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掉……须知这是劫财，不是散财。”而继省万人大会后各县进行的万人算账大会，却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粮食丰收账。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温江专区各县的算账大会从四月下旬开始，直到五月中旬结束。十六个县参加会议人员达九万多人，其中社员代表一万五千多人。省委定下的会议主旨是：“加强对基层领导的教育，及时批判右倾情绪，自始自终抓住农村一切矛盾的焦点——粮食问题，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来，还是围着那笔永远算不清的大糊涂账转，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存在的瞒产私分数来凑。让我们从邛崃、蒲江两县的算账大会，看看窟窿是如何填的。

　　第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抓住典型，批判斗争，坦白交待。到会干部八千四百六十三人，查出有贪污、挪用行为者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贪污挪用金额近十五万元，人均五十元。集体隐瞒、私分现金十万元。

　　第二步，报瞒产私分。算账进入高潮，“旋即全面转入粮食问题”。宣布省委政策：报出私分数量，一不增加征购，二不调剂共产，三不追究责任。不报，则要追究责任。打消顾虑后很快全面突破，经坦白交待，全县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共报隐藏私分粮食三千六百万斤，平均每队二万四千斤。

　　第三步，落实产量。对五笔账：国家征购；社员分配：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副业用粮；食堂用粮：隐藏、私分、盗窃。一笔笔加起来，五八年的大丰收“落实得实实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私分坦白了，生活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办法是“必须把隐藏私分的粮食拿出来办食堂”。到会人员人均自报投粮二百六十斤，又对各户社员逐一排队，计算出全县可交出私分粮食一千一百五十五万斤，“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注１１〗

　　全专区经过算账，共“揭露”出隐藏私分粮食近二点八亿斤，现金近九百万元，成果巨大。把这些粮食都翻出来，“投入”到停伙的食堂，闹粮的叫嚣自然应该平息。况且省上的政策宽松仁慈，不增加征购，不共产，不追究责任，全部自投自消，投入的粮食或付现金，或换成粮票自己受用……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了，唯独欠考虑的是这些粮食是否存在。

　　什邡县四平公社是全县“闹粮”最早的公社，从三月起，全公社七十六个食堂勉强有十九个在支撑外，其它要么尽吃菜，要么关门大吉。“闹得最凶”的第十耕作区全体党团员联名写信，签名盖章，要求公社解决口粮，保证实在无粮，若查出来愿受纪律处分。公社党委按照县委指示，“首先把五八年产量同五七年比较，扎死向国家要粮的口子”，然后拿他们开刀。公社党委总结的逼粮经验是：

　　一般说服社员要有六个过程：第一，开腔就说没有粮食；第二，不开腔；第三，“打敏笑”；第四，承认有点不多；第五，承认比较多的数量；第六，回家商量一下拿出粮食来。

　　一颗粮食没有，还能来开会吗？不把吊命的几颗粮食抖出来，就不散会。“回家商量一下”还是不拿出来就搜，搜出来便组织全社干部开现场会，由藏有粮食的干部社员现身说法。接着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户大搜查，所有藏粮的花样都被“查出和揭穿”，连藏在棺材里的都搜了出来，留的谷种也当作“隐瞒的吃粮”，如此彻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两万人，共搜出二十一万斤，人均十来斤。公社向县委报告“这样闹缺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注１２〗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所谓自报投粮完全是强制性的。邛崃太平公社对“顽固户”采取“评出他们该投多少，就要他们投多少”的办法。抄家式的搜查比比皆是，广汉向阳公社陈世秀由于未报投粮，被干部将房子拆毁，令其跪地交待，把全家十多口人赶进一间破房。

　　地县两级对算账拼凑出的隐蒇私分数字，并非完全心中无数。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参加了大邑县的算账大会，县上坦白交待批判斗争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就下到安仁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搞调查。这个食堂七月份以来便断断续续停伙，是所谓“关了食堂闹粮”，隐瞒私分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这个队有田、地四百三十亩，人口四百五十人，公粮统购十七点六万斤，平均每亩负担四百斤以上，哪里还有什么存粮。“动员”了半天，连地委干部都带头到亲戚家动员，也没弄出几颗粮食。景廷瑞对公社总支书记说，我小时候在华北老家，经常是糠菜半年粮，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应该向社员提倡。总支书记为难地说，我们这里解放前也没吃过糠啊，未必现在还吃？给我们点粮食算了。大地主刘文彩的大院和他侄子刘湘的公馆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景廷瑞想，这可关系到党的威望，于是给宋文彬打了份报告，要求给这个队供应粮食，以保证人均每天吃到半斤大米。

　　地委从年初一直有工作组呆在安仁，却没有反映过缺粮停伙的问题。情况如此不好，怎么不据实报告？这使他无法容忍。宣传部一名蹲点干部所在的食堂停了伙，他问他有无其事，对方称没有。“你不老实！”他火了：“我们的乌纱帽要紧，还是党的事业要紧？”

　　能够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乌纱帽更重要，或者说竟可以为此不惜丢乌纱帽的人肯定不多。问题还在于，你如何判断什么是“党的事业”呢？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私分，难道不是党正在进行的事业么？这一切在当时是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处山区的邛崃宝林公社被算出一百多万斤存粮，“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地委工作组邓朝贵调查后向宋文彬报告：该社三月份以来已两次由国家调剂粮食共六十八万斤，但粮食仍然十分紧张，农民家里都被搜查过，存粮可能性极小。现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四两米稀饭，社员干活到中午“就喊饿得不行”，工间休息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来填肚子，“情况很不好”。有一个大队秋收后留三、四万斤谷种，卖统购粮卖去三万多斤，又吃了几千斤，现在还剩一千多斤了。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崃县委解决。

　　金堂县算账大会挖出一大堆浪费、私分粮食，把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凑足后，到会的社队干部心惊胆战，“把数字搞出来，拿啥子去跟社员兑现呢？”心照不宣的县委给他们出主意：

　　小社应把以下四笔账算在支出账上。即一、小社隐瞒私分了的；二、公共食堂无计划浪费掉了的；三、收起来保管不好而霉烂的；四、过去账上记掉了的。

　　把这些账合计起来，“就按人平均摊派到社员户作为伙食支出”。
　　本来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对空支，令基层干部松一大口气。
　　一面报算账成绩，一面从衣服下面伸出手要粮。广汉县委的一份请示报告说：

　　“去年大跃进确实增产不少，最低的估计，也在两亿斤左右，应该说有粮食的。可是，由于当前生产季节已经紧迫，要把工作做了拿出粮食来，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不误农时，把种子、口粮问题解决好，除补报原已用八百四十万斤贸易粮外，经县委研究，再借贸易粮三百万斤……”

　　一般说来，地委对下面的要求多少会给点救助。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意味着全区将承受更大的征购重负，一旦闹到无种下田、农民无力种田的地步，结局将是灾难性的。

　　小春收割开始，新一轮“国家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打响。五月十八日，亲自督阵的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重申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

　　“……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

　　“……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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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省委工作组：《关于了解双流簇桥、金花人。.民。.公社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２〗省委工作组：《关于对华阳白家公社社员生活情况的调查汇报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３〗省财贸委工作组：《关于新都县当前农村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注４〗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三月。
〖注５〗毛。.：《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注６〗《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７〗《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二五一－二五四页。
〖注８〗《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９〗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０〗省委六级干部大会材料《温江专区小组讨论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十六日。
〖注１１〗《中。.贡邛峡、蒲江县委关于五级干部算账大会解决粮食安排生活的简报》，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注１２〗《中。.贡什邡县委批转四平公社关于发动群众投出粮食办好食堂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１３〗温江地委办公室：《李政委五月十八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出气筒（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