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四清”运动（二）

在公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张会计说抄近路吧，要不天黑赶不到了。开始，我还觉得庆幸，终于不走这扎人的石子路了。所谓小路，其实就是稻田的畦埂。成都平原地少人多，每户分不了多少自留地，他们就把田埂也当自留地一样分了。各家在田埂两侧栽上了辣椒秧或种上了蚕豆，本来就窄窄的田埂剩了一条缝。张会计是当地人，在供销社工作时也常下乡；葛义蓉是成都人，大概也走过这样的乡间田埂路。唯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最后独行。没赤脚走过，在泥泞的田埂上费老大劲脚丫也抓不住地，一不小心有几次滑到稻田里，好在没摔倒弄个满身泥浆。

千难万难终于在掌灯时分到了黄家楼大队部。

这是一个过去地主的四合院。正北三间是大队办公室，东厢房是大队库房，西面一间半，现在住着“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里包括我们共有六名成员：队长姓李，是新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三十多岁，瘦高个，长脸，人显得很干练，说话办事看得出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小王是县武装部中尉参谋，二十多岁。小陈是个女青年，只比我大三岁，是前一次“四清”新都镇上的青年积极分子。再加上张会计、我们两个大学生。他们四个人比我们先到四、五天。

西厢房是个套间，进门是一个大间，北面用墙隔出一小间。男的睡外屋，女的睡里屋。所谓的床是用门板临时搭起的，门板上铺了层稻草。

除严家桥镇上外，所有村都不通电，家家点的都是煤油灯。灯吊在屋中央，点上后，屋里便充满了昏暗的黄光。

张会计前脚刚迈进院门，就大声喊道：大学生们来了。李部长和其他三个人都迎出屋，王参谋和小陈抢上前一步，分别把我和葛义蓉的行李夺过来，进屋就帮我俩铺起来。褥子铺在稻草上，换洗的衣服叠成一摞当了枕头。王参谋又找来四根竹竿，立在门板四角，用背包带穿起，帮我把蚊帐挂起来。

洗过脸和脚，我们坐在外屋各自床上，六个人作了自我介绍。队里人少，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李队长说话简练，先简要介绍了黄家楼大队的情况，接着给我们五个人分了工。

黄家楼大队是个自然村，但村民们住得很不集中，东一砣西一块，也没有北方的村街，按片分成五个生产队。李队长负责全面，重点抓党组织的整顿。我作为付队长，协助队长工作，主抓农、青、妇及大队的生产。所谓农、青、妇就是指贫下中农协会，共青团和妇女会。我一听就有点傻眼，我是头一次到南方农村，可以说是什么也不懂。李队长看出我为难，他笑着说，你是团里任命的付队长，那些工作就是付队长的职责。不过，你不要怕做不好，还有我呢。听他这么说，我才放了心。他又把我们分成三个小组，我和小陈一组，负责第一、第二生产队的“四清”。张会计和葛义蓉一组，负责第三和第四生产队。王参谋负责五队。

会后，天已黑的看不清路了，我实在有些累了，但也只好跟在大家后面，踉踉跄跄地走到老乡家去吃晚饭。

中央对参加“四清”工作队成员的生活提出了严格要求。规定所有工作队都不能自己开伙，不许在农民家里大吃大喝。有条件的，争取做到“四同”，即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我们在的大队农民家里很少有空房，大队部里又有闲屋，所以就集中住在了一起，吃饭则到农民家里。成都平原虽号称“天府之国”，旱涝保丰收，但公社化并没有让这里的农民富裕起来。大多数家庭也就刚能填饱肚子。我们到那家吃，人家再困难，也会如招待客人一样招待我们，这无疑给人家增加了负担。大队想出了一个办法，上边来了工作组，就到村里各家吃“转转饭”。但也不是每家轮着来。村里安排的还很周到。要去的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里没幼儿，主妇要干静利落。上面规定不许主动让人家给做鱼炖肉，如果人家做了，盛情难却，要按市价付钱。到谁家吃饭，社员们还是欢迎的。一来是给的饭钱不少，最喜欢的是给全国统用粮票。用它不单可以买粮食，还可以买食油呢！

黄家楼村的房子除大队部外，都是稻草房。用稻草作屋顶，最大的优点是屋里冬暖夏凉，但隔几年就要换顶。因为天长日久雨水浸泡，屋顶的稻草有一部分会发霉腐烂。家里条件好些的，鸡、鸭和猪舍单盖，厨房和住室的气味小些。条件差的，厨房连着猪圈，屋里的味就很难闻。成都平原上人多，地又都是高产良田，一分地都特别珍贵，所以农民家的院子都不大。多数没篱笆墙，用各自种的楠竹隔开。竹有节，倍受历代中国文人推崇，以竹咏诗作画常常出名篇名作。我初来，也被楠竹高大挺拔的气势所折服。走家串户，常有种“绿竹入幽径”的感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