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那时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省市自治区虽已成立了为毛主席认可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造反派内部为争权夺利不断以“文攻武卫”为借口，进行派性斗争。各地的 “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维持社会治安则靠派性十足的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文革前有些毛病没得志的人，还有一些造反积极的社会痞子，此时成了“群专”的主力。在这种所谓的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口号下，到处充满着“红色恐怖” 。在这种群众整群众的高压下，人们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行，生怕那句话说错了，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被 “专了政” 。
        那年初春，我和我的女友（现在的老伴）一起回老家。那年月坐火车的人多车次少还常常晚点，车上人挤得站着都没了缝隙。经过大半夜的颠簸， 拂晓时分终于到了衡水火车站。下车后我俩急忙奔长途汽车站，赶着去买汽车票。候车室里人不算多，看到一条长椅上有空位，我俩便挤着坐下。在火车上挤着站了一夜，又乏又困，坐下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 “你俩站起来！”的一声吼叫，把我俩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眼看到面前站着一高一矮的两个年轻人，袖子上都戴着“红胳膊箍”。他俩一人一个，凶神恶煞般地把我俩拽了起来，不容分说，又连推带搡地把我们带进挂着“车站群专指挥部”牌子的屋里。
        因为天还冷，窗户关得很严，满屋都是烟气汗臭气，满地都是随意扔的烟头。一张长条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横肉”人，也就三十多岁。他嘴里叼着烟卷，翘着二郎腿，看来是这里的小头头。带我俩进来的那一高一矮向他耳语了几句，就站在了窗户边。“满脸横肉”一拍桌子，用一种鄙视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是哪来的?到这来耍流氓。立刻写检讨。检讨要是不深刻，把你俩送学习班！”
        “耍流氓!”听到这刺耳又带污辱性的三个字眼，我俩一下都愣住了。我分辨到：“我们耍什么流氓了？你不要随口骂人”。
         带我俩进来的“高个”说：“你俩挨得那么紧，那个女的把头枕在你肩上，手还摸着你的膝盖。只有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才那样亲热，好人谁这样？这是败坏社会风气，就是流氓行为。在我们这早已批的臭不可闻了。”
         那年月，不管是恋人还是夫妻，在公开场合，男女之间都不许有肢体接触。在街上拉拉手都会遭到鄙视的目光，更不用说接吻了。男男女女都成了革命的圣徒。听高个这么说，我赶紧解释道：“她是我多年的女友，我们都准备结婚了。现在是一起回老家。因为坐了一夜的火车，实在是太累了……”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一脸横肉”就截断我的话问：“你俩有证件吗，别是城里的‘保皇派’到我们这搞反革命串联吧。”
         那时，我被四川省革委会抽调去清查国民党西康省敌伪档案，国民党统治时期西康省的省会在雅安。为工作方便，我的工作证是四川省雅安军分区发的。他们看到工作证上赫然盖着军分区司令部的大印，，又见我穿了一身旧军装，摸不清了我的来头，态度明显软了下来，就没再说话。
        “矮个”见僵了，就把我拉到另一间屋里说：“你其实没啥，都是那女的太不像话。”我气愤地回了他一句：“那是我的女朋友，她累了，靠着我睡一会，怎么就是耍流氓？我们犯什么法了？”我俩正争吵着，女友推门进来，催我说：“咱们快走吧，一会该赶不上车了。
         她是被这帮人的架势吓坏了。那时她的父亲还关在 “牛棚”里没解放，她属于毛主席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社会地位矮人一等。这帮人威胁说要把今天的事写成材料，寄到她们大学去。她们学校里两派斗的很厉害。那材料若落到对立派手里，肯定会借机大做文章，不知会把什么样的脏水泼到她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她更担心，这帮人无法无天，惹恼了他们会把我俩打一顿。在这儿我们人生地不熟，到那儿去说理？她便和他们说了几句软话，算是做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这些人也就“就坡下驴” ，不再要求我们写检讨。
        我们走出“群专指挥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想起来就愤愤不已。可冷静下来，又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对我们做出更出格的事。假如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我们不也得受着？要是当场给我俩挂了黑牌，说是我们是一对流氓游了街，又有谁能给我们辨白洗刷耻辱呢！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在一个只凭领袖的几本书和语录判断是非的年代，人们还会有什么人身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呢！我的这番遭遇也就平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