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理和辨别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的方法等等，本来是个简单而普通的常识问题。本来也就不是个新鲜话题，国内国际，毛泽东本人，早就对此有过明确言谈和书著。不赘。

学者将真理标准的阐述视为一个纯理论问题。

政客将之拿为一块敲门砖。

目的只有一个： 拿这块砖打人，打神。

这块砖 有点儿像 打神鞭，就是掀翻华国锋（活该！），打下毛泽东（撼山！）

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者也许还有印象；少小后辈，也应对当年的真相了如指掌。 特按。

来龙经由与去脉：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饮酒吃蟹的方式来庆贺，并积极投身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然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凉水，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胡福明当时很吃惊。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抓住了“两个凡是”，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然而，胡福明感到心里没底，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他敢写也没人敢发。1977年三四月份，胡福明犹豫了一个多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最终占了上风，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蹲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

　　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世纪80年代，胡福明离开南大，调到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仍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个官员，而是一个学者。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08/c_1123960668.htm

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中国 “最美奋斗者” 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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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和内幕： 胡耀邦，罗瑞卿，汪东兴，华国锋，，，，，

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这可说是一种偶然性。当然，偶然性后面总隐藏着必然性：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既然存在，争论或迟或早要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发生在那个问题上。这场争论由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同志（“毛办成员”）有功劳，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吴冷西当天晚上（5月12日晚11点）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吴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严厉的指责。指责的具体措辞究竟如何，胡绩伟和吴冷西两人说法不一，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和“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根据吴后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他说他只说过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即他认为当时仍应当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问题并不限于吴、胡个人之间。看来，吴是代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说话。因为紧接着，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同志于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还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谈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提出防范措置。汪批评这个时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因为《人民日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他特别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党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还有这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提出了指责，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尽管当时尚限于上层内部）。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

http://www.yhcqw.com/34/459_2.html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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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 的公开提出， 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作用是伟大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次，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师霞）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418445.html

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与会者以实践为标准，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议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沈宝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5/0512_2664_534988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