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九夫妇应邀赴美上台讲话

1978年，曾宪九(左三)指导医生手术

初登讲台

牵头成立胰腺病协作组，成员左起：钟守先、陈寿坡、张孝骞、曾宪九、陈敏章、陆星华

伏案工作

为学术讲课

　　曾宪九教授高瞻远瞩布局学科，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使协和始终保持了在新理论、新技术上的引领地位，甚至赶超国际水平。曾宪九教授挑选基本外科中最具挑战性的胰腺外科，进行了几十年艰苦探索研究，成就让国际同行钦佩。

　　在他的领导下，协和医院在国内率先创办了肠外肠内营养、重症医学科、血管外科等新兴学科。他主编的《临床外科手册》和《外科护理学》是当时国内外科医师开展临床工作的重要指导手册。他还被美国专家赞为“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曾宪九(1914-1985)，湖北武昌人，一级教授。我国杰出的外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基本外科重要奠基人。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56年起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至1985年逝世。

中美建交的功臣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前期准备，秘密来到中国。随行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先生因急性阑尾炎及阑尾周围炎发作，于17日下午四点急送北京反帝医院(1966年至1971年底北京协和医院的院名)第二门诊(后来的外宾医疗科)。

　　总理办公室非常重视，委派医科院吴阶平、外交部新闻司负责同志来院。经全院专家会诊，决定当晚手术，手术大夫为吴蔚然、曾宪九、朱预。手术非常成功，但术后患者出现血尿。

　　小小阑尾手术的成败关乎国家形象，总理办公室多次来电询问。问题没解决，曾宪九主任不回家，彻夜到图书馆查阅国外文献，最终找到相关线索。原来国外有研究发现青霉素可致血尿。曾主任果断撤药，一日后患者血尿消失，即日康复出院。协和因为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表扬。

　　为周恩来总理主刀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常规体检时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3月、1974年3月，医疗组为总理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自1974年6月1日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之前，周总理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吴阶平担任医疗组组长，曾宪九是重要成员。

　　1975年3月6日、18日的肠胃检查发现，总理的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医疗组决定为总理实施结肠癌手术。当时总理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病情严重恶化，手术难度很大。手术能不能成功，牵系着国家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心。重大的责任沉甸甸地压在医疗组每位成员的心头。为总理做手术，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谁最合适呢?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曾宪九可担此重任。

　　3月26日，毛泽东同志批准，为周总理做第三次大手术。曾宪九主刀、吴蔚然协助为周总理做结直肠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3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手术成功了，耗时8个小时!当晚曾宪九回到家中，对夫人葛秦生说：“今天还真有些紧张。”

　　术后，总理的身体还很虚弱。曾宪九紧绷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头一周，普外、心内、泌外、麻醉每天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轮流值班。曾宪九平时夜间常被叫去医院处理危重病人，有时活儿忙完了天还没亮，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结果练成了坐着睡觉的功夫。所以轮到曾宪九值班，他总是整宿地坐在椅子上，守候在总理身边。

　　外甥女韩小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75年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舅舅的深沉。他来我们家坐在沙发上，也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沉思。这样沉重的面容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即使在‘文革’早期他白天在医院挨批斗回到家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表情。这让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问舅舅，他只是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多思考，都要能担得起，你们要准备承担更大的不幸……’后来，我才知道，舅舅是因为总理病危而悲痛，他不仅为总理的身体担忧，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在目前公开的文献中，鲜见关于曾宪九参加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描述。第一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主要在北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承担会诊任务。第二，曾宪九去世较早，历史资料还未公开。长期担任首长保健工作的301医院外科专家顾倬云教授说：“北京地区普通外科界的保健工作主要是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和301的陆惟善，而他俩的大‘后台’就是曾宪九。遇到疑难手术和会诊，他们常请来曾宪九教授一起讨论并参与医治。”

　　突如其来的打击

　　1979年3月23日，带着外科医生查房的曾宪九接到医院干部门诊的电话，催促他去放射科拍胸部X光片，这是医院为老专家们安排的健康体检。他不愿耽误查房，不想去。在同事们劝说下，匆匆赶过去。二十分钟后，曾宪九又出现在病房里。

　　三天后，病房的电话又一次急促地响起，保健科说“请曾主任马上到放射科，要重新做一次检查。”大家听后都感到有些意外，曾宪九却笑着说：“没什么，让再去就再去一次吧!你们继续查房。”这次他离开病房后，就一个下午再也没回来。

　　原来在23日的例行体检中，曾宪九的胸像显示左肺下叶有团块状阴影，26日下午的胸片复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肿块的存在。这个消息震惊了医院、医科院和卫生部各层领导。时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的崔静宜、院长欧阳启旭，召集本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日坛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及北京医院的十几位胸外科、放射科、病理科专家共同讨论，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和医科院院长黄家驷亲自出席会诊。

　　肺癌!太残酷了。曾主任才65岁呀，“十年浩劫”抢走了他那么多时间，好不容易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晚上，钟守先医生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曾宪九家。老保姆开门后，曾宪九照例迎了出来，脸上是平和的微笑。曾宪九说道：“我已经决定要住院手术了，但之前要先抗炎治疗一周，这样也正好留点时间，对一些事情做些交代和安排。”

　　“曾主任，这个手术风险不大，您别担心啊。”钟守先竭力安慰。曾宪九微笑说：“钟大夫，谢谢你。我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你们在我治疗期间一定不能放松临床工作啊!等我手术后，再带你们一起查房。”此刻，钟守先忍了很久的眼泪再也无法忍住。

　　4月11日，曾宪九接受了手术。后在副院长王志明的陪同下，前往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放疗加速器的北京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短暂的休养后，曾主任很快重返工作岗位。术后不久，他就像往常一样，每天到办公室孜孜不倦地伏案工作。为了等待学生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有一天他直到凌晨1点才回家休息。

　　一颗平等心

　　曾宪九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然而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外科工作者。大病初愈后的曾主任比生病前更努力了。他不止一次地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真是着急啊……”

　　曾宪九的日子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填满了，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查房、门诊、手术，实验室，开会，写文章。每个星期日上午，他照例去病房看望病人，完全忘记自己也是肿瘤病人。遇有约请会诊，不论本院还是外院，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不论炎夏还是寒冬，他总是欣然接受，准时赶到。

　　在门诊走廊里，本院一位清洁工拦住曾主任，想请主任为母亲亲自看看病。曾主任马上请他将母亲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仅详细地问诊查体，而且精心安排了下一步治疗。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脉管炎，下肢疼痛，行走困难，曾主任就主动到他家里为病人看病。这样有名望的大教授亲自上门诊治，让病人感动得掉下眼泪。

　　“有一次，我们正在查房，一位护士跑过来说，隔壁病房有一病人突然不行了。曾主任带着我们迅速赶过去，这时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曾主任一个箭步冲上前，毫不犹豫地为病人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这一动作激励了周围所有的人，大家争相上前交替参加抢救，最终使病人脱离危险。原来这是一位肝硬化门脉高压行分流术后的病人，因肺动脉栓塞而突发呼吸骤停。”回忆起往事，钟守先教授多次哽咽。

　　韦军民医生有一次听到曾主任给张振寰医生打电话：“我昨天看过的一个病人是内燃机厂的工人，我觉得当时的考虑可能不完全对。你帮我跟厂里联系一下，把那个病人叫回来，我再给他看一次。时间随他的方便。”

　　“曾主任家里的门从来不锁上，我那时在协和进修，夜里手术一遇到难题，我就到家里去叫曾主任。曾主任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来医院，手术下来常常天已破晓。如果天还没亮，他就合衣睡在值班室里，第二天仍旧照常工作。”北京军区总医院张百云回忆说。

　　儿子曾泓回忆，“那时，早上常常看到父亲和衣而卧。阿姨说，父亲深夜被叫去做手术，早晨才回来，一会儿还要去上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次夜里，父亲走得匆忙，或许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没有注意到家里的一扇玻璃门，就一头撞了上去，结果玻璃撞碎了，父亲的脸也被割破了。”

　　关爱工农兵大学生

　　“文革”时造就了一批 “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许多单位“一刀切”，重新对这批学生的工作进行了安置。但在协和医院外科，曾主任力排众议。他说：“这批学生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他们本身不应当受到歧视。”在曾主任的呵护下，协和外科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学习、工作和培养未受丝毫影响。当他们中有人感到有压力时，曾宪九就真诚地开导说：“这样的年代是历史造成的，不能埋怨，也不要介意，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中发挥水平。能到协和工作是你们的幸运，勤奋一些，从一点一滴学起，就能在协和生存下去。”

　　1984年，当这批医师应该升主治医师的时候，又有人站出来提不同意见，曾主任为此亲自去卫生部要政策，在医院做工作，使他们顺利晋升。在曾宪九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医师，有的已经担任外科三级学科主任，有的成为技术骨干和专家，填补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才空缺，成为协和外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有生力量。

　　桃李满天下

　　原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从青年医师起长期在曾宪九手下工作。因中央保健工作需要，吴蔚然大夫1970年调至北京医院，但长年坚持每周都回协和参加病例讨论，参与重大手术。曾宪九一直把吴蔚然的工作关系留在协和，始终作吴蔚然在保健工作上的支柱和主心骨。遇有重大保健任务，吴大夫总要请曾宪九去北京医院会诊。1970年前后，吴蔚然大夫常常下班后，带着收集好的病例到曾宪九家，向主任一一汇报，曾宪九认真听取并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交流完病例，曾宪九就亲自下厨，为吴蔚然做他爱吃的辣豆腐、热干面。70年代中期，年事渐高的曾主任为放手培养年轻人，已很少亲自上手术。但在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有病需要手术时，曾主任仍勇于承担责任，亲自与吴蔚然一起上台做手术，术后参加夜间值班。

　　徐乐天教授说：“1961年，卫生部分配我到协和工作，由于环境生疏，我情绪不太稳定。曾主任看出来后就来开导我，指出技术人员只要有好的工作条件，靠自身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只要功夫下到了就会有成绩。曾主任对下级医生没有歧视偏见，他诚恳而亲切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励我在协和一直工作下去。1985年初，重病在身的曾主任亲自到我办公室，鼓励和要求我接任外科学系主任”。

　　刘彤华院士回忆：“60年代末，每个手术下来，曾主任身着手术衣，拿着标本，来病理科指导我切片，与我探讨有关问题。这样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教授，没有任何一点教授的架子，能与我这样低年资的医生交流，帮助指导我工作，着实不易。我从曾主任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给小大夫送吃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外科住院医师十分辛苦，很多人得了浮肿病，钟守先也没能逃脱。为了给他补充营养，曾宪九将供给高级知识分子的黄豆转送给他。有一次天色已近黄昏，曾宪九来到钟守先他们的值班宿舍敲窗户，“钟守先、陈德昌，出来一下。”起初这俩年轻人以为是病房有紧急情况了，急忙冲出去。只见曾主任左手托着一小袋蜜桃，右手晃着一大串葡萄，略带“顽皮”地、笑眯眯地盯着两位爱徒，“你们看这是什么?快拿去吃吧，这些水果现在可稀罕了。”钟守先、陈德昌接过水果，心里感慨万千，“曾主任对我们的感情，不单是严师，更像是慈父，真让我们永生难忘啊!”

　　世界外科学的明灯

　　1985年，曾宪九的病情在第五年复发。住院期间的一天，曾主任向病房请假外出开一个中华外科学会的重要会议。原来，这个会上大家要讨论商定计划于1986年在中国召开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细则。早在1981年出访，曾主任就与美国著名外科学家汤普逊教授约定发起在中国召开普通外科国际讨论会。由于曾教授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令人遗憾的是，当1986年11月3日，众多国际一流外科专家们云集北京时，曾宪九教授却已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外科事业。

　　曾宪九去世后，美国外科学会原主席、得克萨斯州大学医学院教授汤普逊发表纪念文章，题目是“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曾教授是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是中国外科界应用现代科学的倡导者。他对我们理解诊断和治疗肠道、胆道和胰腺疾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教授知道，对任何新观点或新手术的真正检验，是看其在实践中是否合乎科学的准确性，是否在临床应用中对病人有实用价值。曾的思考方法是清晰思想的典范，他能对复杂的事物透过多层外壳直达中心，然后设计简单实用的方法解决它。”

　　曾宪九去世那年，只有71岁。尽管一生辛苦遭逢，坎坷艰难，但他所造就的外科业务架构，奠定了今日协和外科的地位;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至今深深影响着后来人。

　　北京协和医院人才培养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拥有曾宪九这样一批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医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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