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妈在外婆“老虎灶”的往事回忆（上）

话说1975年元月10日清晨我和邂逅于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山羊胡”在镇江的江边码头，挥泪分别后就直奔中山路上大伯的住处。

我穿街越巷，没有询问路人，很快就找到308号的既狭小又简陋的老式庭院。一推院门，只见内屋敞开着，一位发白目善的老太正在和两个大小差不多的男孩来回纠缠穿衣裤。
凭直觉不用问那准是咱的朱家奶奶，后来我也知道调皮好动的小顽童正是她的曾孙、我的堂侄。
咱和奶奶有八年之久没有见面了，瞧着我又高又壮的，老人家咋一看还以为我是堂兄镇江焦化厂的同事呢。
大伯一家欢天喜地的款待我，叙长问短的竟一夜无眠。

第三天大清早，我便又前往大西路上清真寺街13号的外婆住处。
外婆姓沈，外公姓陶，所以自从嫁给外公以后，她的名字就叫陶沈氏，原来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外公原籍淮安，由于父母早亡，加上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生活逼迫，由镇江的远房亲戚引荐便来到这里，在清真寺街附近山巷的一家名为“沈致富烧饼店”跑腿打杂当学徒。  
两年以后，沈老掌柜见他淳朴憨厚、相貌堂堂，手脚也麻利勤快，便将自己的千金女儿许配给了他。
掌柜原本有意让他入赘当招女婿，但个性执着的外公不想寄人篱下倒插门，一口谢绝了。老丈人无奈，只得在两人成亲后拿出一些银子借贷给他们自立门户。
于是有远见和魄力的陶沈氏便自作主张，在清真寺街的南段购置一块地皮，简单易就的做起了“老虎灶”的小本经营。

简单介绍一下“老虎灶”，它是江浙一带的古老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卖开水的小店铺。早先这种烧开水的大炉，炉面平整，下面埋口大锅，靠里面又砌两口小锅，人们远远望去，两口小锅像双眼，大锅像老虎的血盆大口，那通向屋顶的搞搞烟囱，极像一条竖起的老虎尾巴，故而大家皆称这种店为“老虎灶”！
最初盛行“老虎灶”的时候还没有煤、煤气等方便的燃料，所以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就有了这么一个专门供应热水的地方，还附带卖茶水。全部是有人力来开办，如木桶挑水，舀子打水，人工烧火。

外公外婆夫妻俩一个踏实肯干，另一个精明泼辣，没过多久就把生意整治的红红火火、远近闻名。
我来镇江的这年，外公早已作古，“老虎灶”也一个花甲，风风雨雨的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了。可以这样说，无论兵荒马乱、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政治运动，“老虎灶”总能让陶氏家族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的顺利渡过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关口。

眼下的外婆正是退居“二线”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了，“老虎灶”便有“老姑娘”(指从未出嫁的女性)的三姨和怀才不遇躲避下乡的表兄接手经营。
在安徽全椒县农村的二姨生活清贫，青黄不接的时候也会跑回娘家搭手帮忙过日子。
我到“老虎灶”的时候，她正拖着板车，在去木材加工厂拉回烧锅炉用的木板边角料的路上呢。

外婆见到我自然是满心欢喜，但聊着聊着就突然伤感起来，埋怨咱老妈忘本，记不得穷困潦倒在“老虎灶”混穷的时候了，在繁华的大上海“十里洋场”日子好过了低头就能捡到银元宝，便把她这个“苦哈哈”的娘放在脑勺后面了，整整十年竟然不回家看望她一次。

外婆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我知道老人思女心切，但更了解咱老妈也非常之不容易。
其实上海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象南京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辉煌，也有很多很多都市里的村庄。就比如咱家居住的大杨浦简陋石库门的顺成里，它贯穿的那两条南北平行的周家牌路和杭州路上，有错综复杂的小巷，排列着奇形怪状的棚屋，砖泥作墙，柏油毡为顶的的棚屋密密麻麻。狭窄的街道，小弄堂里布满自制简易自来水水槽，每户门口都有一只煤球炉，这就是民以食为天的厨房......

再说咱蜗居的亭子间，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以及我，全家五口人吃喝拉撒睡彼此毫无顾忌的都在那十点五平方内操作进行。
由于朝北方位，冬天没有阳光照进，冷得象冰窟；夏天的时候，又被烈日烤得象蒸笼。没有煤气，也没有抽水马桶，一幢楼房：前楼、后楼、亭子间、客堂间、二层阁，四户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还有灶披间里会有蚴蜒（像无壳的蜗牛），晚上爬过会有亮晶晶的轨迹。厢房间与客堂间板壁、地板都非常薄，楼上凳子翻倒，拖鞋底硬点，都会很响。半夜有人上楼梯回家，在痰盂罐里小便都会有响声，烧煤球炉，散发的二氧化硫烟气，家用电器的电镀层都会锈蚀……
老爸是渭南路上那家工厂压轧车间的三班倒工人。他所在的班组人称是劳改班组，不但劳动强度高，而且又极其危险。
于是，不管寒冬与盛夏，只要一遇上父亲上大夜班，白天在家睡觉的时候，我们便悲催了。母亲毫不留情的把淘气的我和精灵的老妹轰出家门，我们只能无奈的在弄堂里玩耍，或者在马路上游荡。
可以这样说，从自己懂事的那天起，我那颗追寻远方的风景、清新的绿洲的梦想之心就在这恶劣压抑的生存环境中开始蠢蠢欲动、蠢蠢欲动着了。

在中国人的眼里（包括我的外婆）会觉得上海遍地黄金、只要来上海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上海居，大不易。”咱五口之家仅靠老爸每月四十五元人民币的微薄工资收入来维持日常开销，加上春节期间一年一度镇江的婆家、娘家各自四十元的汇款绝对雷打不动，不平衡开支、精打细算是根本不行的。
最主要的是老妈是咱家的顶梁柱，倘若她一离开上海，全家肯定会乱成一锅粥，说不定房顶都要坍塌下来了。

三姨不好意思直接议论自己的大姐，在外婆感叹的同时，便转弯抹角的数落起咱老爸，说他象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白厂长，老爷一般的养尊处优，在家里扫帚倒了也不扶一把，她大姐起早贪黑的当牛做马，简直就是朱家的保姆佣人，她回不了娘家的根本原因就是咱老爸在拖后腿……

往往听着听着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自家老爸自家最清楚，三姨不了解情况在凭空想象。
老爸除了上班挣钱，他只是一个甩手掌柜，老妈在家里比武则天还要武则天，大权独揽，小权也从不分散，专制到我到周家牌路粮油店买醋买酱菜她都要严格掌控，不是镇江恒顺的一律不要，即使买回来也责令退掉。老爸曾多次无奈的嘲笑自己是“一根灯草拐杖，从来都做不了主。”
咱也认为老妈精明能干，能者多劳，自然就辛苦一些了。

除夕是在解放路附近的小舅家渡过的。
大年初一清早，小舅妈便带领着我和她的茜、楠两个闺女步行一小时到清真寺街“老虎灶”给长辈们叩首拜年……
就这样春节一晃过去了，啰啰嗦嗦的埋怨也听烦听腻了，忽然觉得待在“老虎灶”索然无味，干脆找个借口躲到中山路去了。

在大伯这里活动的范围也就是院子和内屋。
一到晚上便和奶奶一起挤在巷子深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由于没有通电，每逢睡觉之前，老人总是用芭蕉扇将微微亮着的煤油灯死劲拍一下。灯火熄灭了，祖孙俩就躺在黑暗中，一个倾述着朱家的陈年往事，一个则侧耳倾听着，不知不觉两人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到底不是在上海自己的父母身边，新鲜劲过去了，好奇心也没有了，时间一长精神上便有些寂寞孤独，尤其是想念自家老妈。于是我就写信把这里的情况(主要还是“老虎灶”的不满情绪)和自己的想法完完整整的汇报父母。信的最后，我动情的说:

“老妈！儿子吃惯了您煮的‘油面筋塞肉`，镇江的肴肉和宴春楼的蟹黄汤包再好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很想很想见到您！”
也许母子连心，老妈接到信后二话没说，马上买火车票第二天下午就赶到了镇江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