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定格在了38岁

妈妈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年轻，永远那么美丽。她的头上永远不会出现白发，她的脸上永远不会出现皱纹，她的身材永远不会失去苗条，因为她已经被永远地定格在了38岁。

我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总是跟挨饿有关。而我后来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不挨饿了，所以，妈妈以及和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淡出了我的生活。

在我自己为人母快三十年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挨饿，而且想来我此生挨饿的可能已经没有了，虽说没有什么类似的生活触发我对往事的记忆，但我却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多的想起我的妈妈。那往事的碎片也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连成一个整体，并且这整体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顿时醒悟，原来女儿对妈妈的记忆，并不只是与吃饭有关。

妈妈像她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一样，从出生起就没有被赋予上学读书的权利，并且也没有被赋予自己找丈夫的权利。所以妈妈在四岁时就因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与一个只有一岁的男孩订婚了，这一岁的男孩就是后来我的父亲。

我的外祖父家解放后被定为上中农，推算下来他们在解放前大约是不经常饿肚子的吧。但我外祖父家接受我父亲家的订婚聘礼时，我的曾祖父却是当地著名的绅士，我祖父本人又是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所以，我外祖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父亲，好歹也算是高攀了。

少女时代的我妈妈，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未婚夫是什么样子。只在妈妈十八岁的那一年，有一天走在街上，与我妈妈同行的一个小媳妇偷偷指着前面一个背着书包的十四五岁的男孩说，那就是你的男人。

而很想看未婚夫一样的我妈妈，却口是心非地急忙低头跑开了。

当时，走在前面的我父亲也被身边的同学悄悄告知，你看，那个跑开的大姑娘就是你的媳妇。而据我爸爸事后说，他只来得及看见我妈妈身后的一根大辫子。

妈妈年轻时没有照片，我不知道她那时到底有多么漂亮。而等我有真正记忆的时候，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在当时已经被计算在中年妇女的群体中了。但中年的妈妈依然很漂亮。苗条的身材，瓜子脸，挺直的鼻梁，一双淡淡的眉毛下闪动着两只柔美的眼睛，薄薄的双眼皮轻轻地忽闪着，什么时候都透着慈爱与深情。走起路来款款碎步，体态轻盈。仅从这一点来推测，妈妈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大美人，小时候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否则身为当地大绅士的我曾祖父，也不会把她聘给自己的长孙做媳妇。

按常理来说，我妈妈形貌美丽，又能嫁入富家，应该是一生衣食无忧的了。

然而，也许是命运向来爱捉弄人，也许是红颜从来都薄命。我祖父在不到满三十岁时，却因一场意外哗变而横死军中，我祖母受不了打击而精神失常，继而瘫痪在床。后来，土匪又对我家的两代嫡传男丁们实施了数次绑票，每次都需家里拿出相当于全部家产的几分之一的钱财去赎人。几次以后，我家的土地变卖殆尽，家道便迅速衰落，渐渐地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了，我的祖母也去世了。

这时候，我妈妈已经二十岁了，我父亲也十七岁了。我的曾祖父张罗着给我父亲完婚，我的外祖父家也压根儿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家道衰落而产生悔婚的念头。于是两个年轻人就因陋就简地完婚了。

新婚没几天，我父亲就出门学手艺谋生路去了。妈妈独自守候在那已经落败贫苦的婆家，常常饿着肚子。妈妈后来多次对我说，她夜里经常偷偷地哭，叹息自己的命如此之苦。

好在妈妈的性格温和宽厚，做人谦卑谨慎，出嫁前与娘家嫂子关系不错，每次回娘家返回婆家时，她的大嫂子——我的大舅妈总给她烙两张饼子让她带回婆家，好填充她那辘辘饥肠；当然妈妈也尽心回报我的大舅妈，那就是施展自己的一手好女红，给我的大舅妈纺线、织布、做鞋袜。

我的老家曾被日本鬼子占领，妈妈对我说，曾有一个日本军官看中了一户人家的年轻妻子，竟然在每天傍晚时派一队日本兵强行接走那女人，留宿一夜后再让日本兵列 队将那女人送回自己的家。为此妈妈和所有年轻女人们总是耽惊受怕。从不敢轻易出门，万一要出门，就用锅底的黑灰将自己的脸抹得脏里吧唧，以躲避禽兽不如的日本兵。

妈妈说，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盼丈夫将她带离老家。然而在战乱的年代里，这一梦想总难如愿。直到一九五○年，妈妈终于被父亲接到身边，这已经是她结婚的第六年了。
夫妻团聚后，日子比老家时强多了。但后来的数年中，由于多子女，疲惫的妈妈一直没有机会休息养生，不久又赶上了举世闻名的“低标准”年代。

“低标准”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曾一度停工关门，到离县城25华里的一个叫做“后磨河”的地方开荒种地去了。开荒期间，父亲单位有一位姓王的青年职工突然发生剧烈的腹痛，我父亲拉着架子车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将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肠梗阻，说必须尽快做手术解救病人的生命。可医院血库中却空空如 也，动员本单位职工献血吧，大家都还在几十里之外的开荒工地上，派人去叫往返也得六个小时，再说人人都饿得面黄肌瘦，谁能忍心动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献血。结果父亲便眼睁睁看着那位职工死在急诊室里，死者妻子抱着幼子哭得死去活来。

发生了这事后，妈妈更操心父亲的健康了，她经常从我们娘儿几个的嘴里克扣下一点粮食烙成饼子，补贴我父亲的生活，因为父亲毕竟在从事着强体力劳动。

而父亲便常在深夜时偷偷溜回家，拿到饼子之后再连夜返回，要在天亮上工之前赶回工地。可叹父亲拿到的饼子不知能否抵消这一整夜步行的体力消耗？

有时不见父亲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赶几十里路将饼子给父亲送去。托别人带吗？据妈妈说，谁也靠不住，因为人们已经饥饿到顾不得礼义廉耻的地步了。

由于经常接济父亲，家里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到吃饭时，妈妈用勺子给每个孩子分两勺野菜糊糊，几个孩子趴在锅边，眼巴巴地瞅着不走，等待有可能的第二轮分配。妈妈于心不忍，只好一边给每个孩子再添一点，一边叹息着说：“我就是吃一个虱子，也得给你们每人撕一条腿啊。”

年幼无知的我们，“满足”地端着自己的碗离开了锅台，却从没有想过妈妈给自己留了多少菜糊糊。那些年，我们就是这样吃着妈妈的生命，致使妈妈数次饿昏在大街上，被人发现才扶回家来。为了喂养她可怜的几个孩子，夏收后她就带着我大弟去田里捡麦穗。有一次不幸被农民发现了，他们就拿着棍子打了过来……

那时我常跟妈妈去居委会开会，听领导在会上讲：“最近阶级敌人又造谣生事，说什么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大家说，我们的粮食够不够吃？”

会场上那些饥饿的人们便有气无力地呼应说：“够吃。”

主持会的人看见还有人不表态，就指明了问：“你们那个角落，怎么不说话？”

于是被逼得无可回避的人们便只好也说：“够吃。”

这时主持会的人就说：“那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增量法，如何用一斤米做出八斤米饭来……”

唉，既然粮食够吃，谁还有必要去研究和推广什么增量法呢？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一天学也没上过，只是解放后进过几天扫盲班，但却能大段的唱出那些古戏的唱词，包括那些押韵的有点文绉绉的词句。晚上在煤油灯下，妈妈常常一边做着针线，一边指导我女孩子家处人为事的原则和方法，有时就对我轻声吟唱着豫剧《陈三两》、《穆桂英挂帅》、《花木兰》、《杨八姐拒婚》等戏文里面的唱词：

陈三两迈步上宫廷，
举目抬头看分明。
衙门好比阎罗殿，
大堂好比剥皮厅。
可怜我青楼苦命女，
今日落入虎口中。
放大胆我把公堂上，
问一言我应一声……

这是豫剧《陈三两》中的唱词。妈妈唱到这里，往往泪光盈盈。我不大懂这出戏的情节，但看妈妈那样动情，我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非是我临国难袖手不问，
见帅印又勾起多少前情。
杨家将舍身忘家把社稷定，
凯歌还人受恩宠我添新坟。
庆升平朝堂里群小争拼，
风烟起却又把帅印送到家门。
宋王爷平日里宠信奸佞，
桂英我多年来早已寒心。
誓不为宋天子领兵上阵，
今日里挂帅出征叫他另选能人……

刘大哥你说话理太偏，
谁说那女子不如男？
男子汉打仗到边关，
女子们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这分别是《穆桂英挂帅》和《花木兰》中的唱词。母亲唱到这里，往往又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激情。有时她沉浸在其中，便停下了手中的针线，痴痴地注视着眼前的煤油灯。看到我目不转睛看着她，就不好思地低下头继续飞针引线。这些情景是我终生都喜欢回忆和咀嚼的。在她的吟唱中，我既羡慕那征战杀敌的女中豪杰穆桂 英和花木兰，也同情那供养亲弟和义弟读书的青楼才女陈三两……

改革开放后，河南豫剧《花木兰》等剧目被解禁了，我坐在电影院里耳听那熟悉的唱腔，恍惚中似乎觉得耳边回旋着的仍然是我妈妈的吟唱。

最饥饿的年代过去了，妈妈的体质还是没有缓过来，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身体极度虚弱。后来一个小小的卵巢囊肿扭转就成了压倒妈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妈妈的忌日是五月三十一号，它和孩子们最快乐的“六、一儿童节”紧连在一起。那天，我们兴奋的等着过自己的节日，但妈妈却被抬进了县医院。被抬走时正是中午放学时间，我刚进家门就见父亲送出诊的大夫走出去。没等我放下书包，妈妈就将我叫到身边叮咛我说：“妈有病了，要去医院。你请几天假在家看着弟弟，要听话，不要惹你老子生气，你知道你老子脾气不好，小心他打你。”

妈妈满脸的虚汗和痛苦的神情以及那喘息的语调都使我异常惊愕，我傻呆呆的，没有问 一句妈妈的痛苦，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妈妈的话，只是惊恐而机械地答应着妈妈的叮咛。但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非常可怕的预感，我的妈妈此一去将不会再回来 了。这预感像一只巨手紧紧攥紧了我的心房，让我恐惧得发抖，这预感让我这从来就自诩唯物主义者的人，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妈妈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我一岁的小弟在我的怀里声嘶力竭地哭闹着，他拼命舞扎着小手向外挣扎，想让我把他抱到屋外去找妈妈。我抱着他满地转来转去，百般哄慰也哄不住，最后我自己也哭了起来。小弟直哭到满身是汗精疲力竭才沉沉睡去，而我却在恐惧中祈祷那可怕的预感不要被证实。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下午，我约了妈妈的一个要好姐妹郑娘娘一起去医院。刚走到城关二小门前，看见父亲的同事刘怀义叔叔迎面走来。他拦住我们说：“不要去了……人已经……待会儿你爹领你们一起去吧……”刘叔叔边说边摇头。

我只觉得大脑中轰的一声，当即在街上放声大哭。等我与郑娘娘一同哭着走进家门时，见我家已经挤了一屋子人，父亲木然地坐在凳子上不住地叹气，屋里满地都是父亲扔下的烟头。据父亲说，妈妈断气前已经不能正常说话，但她还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哪！可不能让我死啊，我就是到了阎罗殿，我的六个孩子也会把我哭回来 的……

在县医院后面那旧城墙上挖出来的，权且作太平间的窑洞里，我抚摸着妈妈冰凉的身体，预感到我的求学希望，将会做了妈妈的陪葬。我的所有在课外阅读中建立起来的美丽理想，我的不做平凡女孩的高远目标，一切的一切，都将被无情的狂风吹得无影无踪。这是与失去母亲一样让我痛断肝肠的事啊，我的泪无声地流着，流着……妈妈呀，我还要继续用优秀的成绩为你增添骄傲，让你与邻居说话时底气更足呢，我还要给你讲秦香莲自学武艺自己报仇的故事呢，我还准备长 大挣钱让你过好日子呢，可你怎么什么都不等了，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我悲愤地问苍天：不应有恨啊，你为何偏在儿童节前夕，让死神带走六个儿童的共同母亲？
六月一日那天，全世界的儿童都在欢庆自己的节日，我们却在给妈妈下葬。那是一个沉沉的阴天，妈妈的灵车顺着东关街向东门外的“冀鲁豫坟地”行进，沿途看见不 少孩子带着鲜艳的红领巾。而我本该也和他们一样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但此时作为妈妈长女的我却穿着白孝衣，带着白孝帽，连鞋上都蒙着白布。与作为长子的 大弟用肩膀套着妈妈灵车上的拉绳，向着墓地沉重地走着。我哭得泪眼模糊，早已不辨方向，只是机械地走着，走着……
老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好 像是为我们六个可怜的孩子洒一掬同情的眼泪。
到墓地时雨更大了，并且没有停的迹象，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们冒雨挥动着铁锹为妈妈打墓坑，雨水和湿土使他们两腿上都是泥浆。实在不能再深挖了，妈妈的棺木便被草草埋进墓坑中，当一锨锨湿溜溜的黄土带着砰砰的响声盖在棺木上并且逐渐将它埋没时，雨却神使鬼差地渐下渐停了。

父亲拿出买来的大饼，将它们掰成碎块。打墓的叔叔们每人象征性地吃了一块，算是招待过他们了，在粮票极为缺乏的年代，父亲只能这样了。

环视周围的坟墓大多都没有墓碑，而妈妈的墓碑也只是一块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大砖。
当所有的人都转身往回走时，我恸哭着朝那座新坟凄厉地叫了一声：“妈——”

打坟的叔叔们当即将我拉住并扯着我转向回家的方向。

那时，我相信今生面对任何人的死亡都不会让我如此撕心裂肺了。

妈妈感到自己不行了时，对我父亲说出，她偷偷存下的十斤粮票放在我家房梁上边……
要知道，那不是吃不完剩余下来的，那是从我们全家的嘴里克扣下来的，是准备 留到万不得已时候用的，那也是妈妈的主心骨。有了它，妈妈感到安全，感到踏实，所以临终的妈妈，什么都可以不嘱托，但这几斤粮票她可不能不嘱托。其实，妈 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瞒过她的长女，那粮票的事情，她也是告诉过我的。如果她不对父亲交待这一后事，我也会对父亲说的。半生挨饿的妈妈啊，临死给我们全家留 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十斤粮票。可怜的妈妈啊，你怎么会想到？你去世十多年后，中国推行了拯救国家命运的改革开放，又过了几年，我们就不再使用那可恶的粮 票了……

母亲下葬的第二天，父亲果然对我宣布说：“你别上学了，回来做饭看弟弟吧。”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知道父亲当年说出这个决定时 心里有没有产生过波澜。可我听到这个决定时可就像天塌地陷了一样，浑身上下都发懵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整个句子没有任何歧义，但我还是像没 听懂一样傻楞楞地站着，等候着父亲的进一步解释，其实是盼望父亲纠正他的决定，或是就这个决定安慰我一番。可是父亲说完这话却没等我作出反应就径自出去 了。父亲走后我大睁着一双泪眼说不出一句话，也哭不出一声。几分钟后我才如梦初醒，突然双脚跺地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头皮发麻，直哭得胸腔阻塞浑身抽 搐，那种痛苦犹如被别人把心撕成了碎片，再踩在脚下用力地揉搓。同院的邻居王大妈和田大妈闻声前来劝解，劝着劝着她们也哭得抽抽噎噎。

哭够了，我也清醒了，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

上学时家务有妈妈全盘包干，有时她让我请假帮她排队买粮，我就眼泪汪汪地不情愿耽误功课。妈妈见状也就放我一马，她自己抱着我小弟弟买粮去了。等妈妈去世后我又要学着做饭又要看小弟，手忙脚乱还是顾了东顾不了西，这才知道妈妈平日里是多么辛苦。

两月后父亲又宣布了另一决定，让正读四年级的大妹也停学回家帮着我搞家务。父亲宣布这一决定时刚好是秋季开学的第三天。和我同样酷爱读书又和我同样成绩优异的大妹，一听说不让她上学了，当场就发疯般的背起书包嚎哭着朝学校跑去，院子里的大妈大婶们拉都拉不住。那情形我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至今都认为那是人世间最凄惨的场景之一。

后来我又辗转迂回到师范学校上学，还函授进修大学课程，但大妹却由于起点太低，终生未再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大妹后来才幸免于下乡插队。

从我们家庭来说，厄运从母亲的去世即开始了。父亲中年丧妻，将要独自养育六个子女；我们是幼年丧母，像一群失去母亲温暖翅膀遮护的雏鸡。先是我的四妹和三妹 被二叔接走，送到我们的原籍河南农村，由我的婶婶养育。后来又把我的小弟送回老家，将三妹和四妹换了回来，再后来，我下乡插队，我大妹小小年岁却被迫远走他乡打零工，我们一家人总是痛分几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群专了我那独自抚养六个孩子的父亲，对我一家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失去了自由，无法得知咫尺之外自己的子女有没有饭吃；我们姐妹们漂泊在社会上，不知该到何处去寻求庇护。

几十年后，当我与我的女儿说起这些往事时，她：“文革中的这些做法都是不人道的！”然而那时我们怎敢想自己还有要求人道的权力。

但对于我的妈妈来讲，从某种角度上说，她好运气，没活到文革也就没有了受辱的机会，也就不会因丈夫被群专而痛苦，也就不会因女儿在乡下饿肚子而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