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志(1910—1986),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养猪专家,中国养猪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辛勤耕耘近五十年,教书育人,培养畜牧人才。长期从事养猪研究,培育出“山西黑猪”新品种,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的猪饲养标准和饲养方法,进行了猪胴体品质研究,为我国的养猪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张龙志,字树民。1910年7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城内。父亲为祖传中医,4岁时母亲去世,随父生活。由于家境贫寒,从15岁起就开始在几家中药铺当学徒工。幼年他经常接触城乡看病的贫苦的人们,深感国家之贫穷,人民生活之艰难。他想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应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他立志科学救国。为了念书求知,他19岁那年从陕西榆林步行半个多月,历经艰辛,来到山西省太谷县铭贤学校高中部学习。铭贤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全用英语讲课,而他一点英文基础也没有,起初学习十分困难,加之身无分文,还得靠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来维持生活。此间他学习非常刻苦,进步较快,成绩连年上升,毕业时已名列前茅。之后他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35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畜牧系,由于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1941年又转入铭贤农工专科学校任助教,讲师。1944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依阿华州立学院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47年他怀着拯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返回祖国,任铭贤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系主任。此间,他一面从事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一面开始国外引进猪与四川猪杂交效果的研究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他兴奋不已,欢欣鼓舞,对新中国无限热爱和充满信心。1951年铭贤学院改为山西农学院,他仍任畜牧兽医系教授,系主任。一面讲授养猪学、动物遗传学等课程;一面在全国近六十个单位的养猪场进行了在中等饲养水平条件下“猪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农业落后,人畜争粮的情况下,进行科学试验绝非易事,但他硬是在条件十分简陋,饲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不懈地进行试验,一次在试验中,天寒地冻,为了使仔猪成活,他竟将自己从国外带回的西装脱下包在仔猪身上。
50年代以来,我国曾引进苏联和西方国家优良品种猪进行饲养繁殖,但这些品种都不能适应我国当时的饲养条件,他在总结多年试验和参考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1957年改变
了过去只能用外国引进猪改良我国北方猪的观念和做法,开始进行国内南方猪和北方猪的杂交试验。为改良我国北方猪,培育新品种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期间,他还带领和团结全系教师,制定了教学计划,进行了教材、师资队伍、实验室建设,并扩建了学院的畜牧场,使其成为猪马牛羊鸡品种齐全的教学实习和生产基地。
60年代初,他仍继续从事教学、管理及改良北方猪、培育新品种的科研工作,同时,为了发展养猪事业,他总结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吸收农民养猪的经验,编写了《养猪六关》一书,推动了农村养猪业的发展。1961年他主持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养猪学》统编教材工作,为提高养猪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里,畜牧兽医系在他的带领和组织下,全系人才济济,科研成果累累,教学质量提高,团结齐心奋进,在全校以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中走在了前列,享有一定声誉,是建国以来教学、科研和管理最好的时期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多次受到批判,后送牧站猪场喂猪,这些都没有动摇了他对养猪事业的追求,没有放弃对养猪课题的研究,而是利用这一条件和工人一起边喂猪边进行饲养试验。寒冬腊月,他为了给母猪接产和防止野兽的袭击,就睡在猪圈里,为了节约饲料,他冒着酷暑严寒到处收集菜叶野草喂猪。三年里他不仅积累了许多饲养经验,还为国家节约了近千公斤精料。
70年代初,随着一些政策的落实,他开始获得一定的学术自由,看到当时育种过程中的血缘混杂,品种退化,本地品种消失的状况,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亲自率领助手对山西50多个国营、社队猪场进行调查,那时许多猪场偏僻,交通不便,他经常扛着行李,步行几十里,决不让助手帮他背行李。在几个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写出了《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对养猪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很受畜牧工作者的欢迎。
1975年,在“学朝农,办分院”的影响下,他被分配到塞外高原地区的雁北农学院。那时他已是65岁的人了。许多人劝他:“一过雁门关寸草不生,你那么大年纪,还是别去了”,他坚强地说:“我张龙志不能下软蛋”。那时的雁北农学院,还不具备教学科研的基本条件,他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的筹备工作外,还利用学校离他蹲点多年的大同猪场就近的有利因素,在那里开展了“山西黑猪”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杂交试验。此外,他还积极地到全省各市县举办报告会、讲习班,普及科学养猪知识,推广他们的科研成果。1975年的冬天,在天镇县举行的全区养猪会上,他结束了三个小时的报告后说:“我老了,希望你们年轻人把接力棒接过去,我时时刻刻准备倒在这个养猪事业的讲台上。”几千名代表热泪盈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雁北农学院三年时间里,他以出色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写下了“塞外高原春常在,年纪虽高心不衰”的感人词句。
1978年他从雁北农学院返回山西农学院任副院长,1979年任山西农业大学校长,主管研究生的培养,科学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他为农大的恢复、整顿、提高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78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荣获“先进工作者”奖,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一年,他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夙愿。1980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81年召开了“山西黑猪的培育品种鉴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一致认为该品种“耐粗饲,生长快,抗逆性强,可做为北方地区的当家品种。”他高兴地说:“经过20多年,我现在终于可以向省委交帐了”。1982年,面对养猪发展的新形势,他再一次主编了全国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养猪学》,同时与助手一起翻译了英国的《猪的营养》一书。发展瘦肉型猪的饲养,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他退居二线,这时虽年事已高,但他仍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工作。他经常向党组织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了党的现代化养猪事业,宁可死在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死在医院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顾年迈体弱,去内蒙,赴青海,到南京,多次应邀参加各种学术会和鉴定会。旅途中,他能坐硬座,从不买软卧;在会上,他头晕眼花,汗流满面,但还是要坚持讲完自已的话,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1959年,1964年和1978年两次被选举为山西省及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参政议政,为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和养猪事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6年9月6日,他和助手一起研究了筹备主持“全国养猪学教材修定会”一些事宜后,安祥地睡下了,再也没醒来,就这样年老不服老,生命不息,奋斗不已,为祖国的养猪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张龙志一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生活上从不苛求,粗茶淡饭足矣。工作上兢兢业业,学术上治学严谨,政治上襟怀坦白。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在各种条件下,不畏艰难,创造条件献身于养猪事业的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年轻一代学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张龙志兢兢兢业业从事农业教育近五十年。他为祖国培养农业建设人才,倾注了满腔热血。他培养学生,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的成长。他把思想教育结合在业务教学之中,一贯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是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研究观,只有运用这一世界观、方法论才能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经常针对学生学习畜牧专业思想不巩固的情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晓之以理,并以畜牧业发展前景和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畜牧上作出贡献,使学生树立了牢固的专业思想。
他在教学中,先后讲授过“养猪学”、“饲养学”、“动物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等课程,讲课前他总是翻阅大量国内外资料,认真作好教案,编写讲义,讲课内容充实,新颖,既有较深的理论阐述,又有生动具体的例子,并经常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带有地方性特色。同时指出怎样去进行才是科学的发展道路。如他讲到山西雁北地区发展养猪,由于气候寒冷,而且时间较长,是制约猪快速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温,并增加饲养次数,才能使其长的快长的肥。他讲课时板书清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教学中,他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重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经常组织和带领学生到校内畜牧站养猪及校外太原农牧场、大同市养猪场、忻定农牧场、潞城猪场等地进行教学和生产实习。组织学生到农村收集农民养猪的经验,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还经常将生产中遇到问题作为学习作业,或者以考试题目,让学生查阅资料,运用学过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启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曾两次主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养猪学》教材。他主编的教材,以世界先进理论为依据,结合我国实际,吸收了近些年国内外养猪事业新进展,新成就,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思想性,为培养养猪人材和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后,他主持山西农大的教务工作,积极拥护并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狠抓了全校的恢复、整顿、提高和发展工作。他认为学校工作应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上来。而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是有一个高质量的教材,有一支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有现代化的教学和研究手段,所以他积极组织培养研究生,广泛开展与美、日、英等国的学者互访,学术交流活动,并送去一批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使师资队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与此同时还恢复和进行了实验室建设和校内外教学、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使一些实验手段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他治学严谨,博学多知,但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青年教师、青年学生,还是猪场技术人员及养猪农民,只要向他请教,他都热情接待,给予解答。他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教授,但没有一点架子”。几十年来,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的畜牧科技人才,这些人才现在都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声誉传中华。
张龙志在养猪方面几十年潜心研究,矢志不渝地执着追求,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解放前铬贤学院任教时期,就在许振英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国外引进猪与四川猪杂交效果的研究。从五十年代起,在山西农学院任教期间,带领学生深入华北农村,从事我国猪种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他主持了全国近60个单位参加的“猪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工作。接受了省委关于培育长得快、耐粗饲新品种猪的任务。他在经过多年试验和参阅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国内南方与北方猪杂交种在增重速度等方面的优势,等于或大于国外引进猪与北方杂交种的优势。于是他冲破了当时“用国外引进猪改良我国猪种”的樊笼。1957年,第一次把我国南方地方猪种“内江猪”引进山西,经过多年的杂交试验,筛选出了“内本”和“内巴本”的优良杂交组合。首次提出用南方优种猪来改良和提高北方猪生产性能的观点。这一观点,打破了只能用外国猪改良我国猪种的观念。在营养标准和饲养方式上,他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广大群众的经验,提出了以玉米为标准的饲料单位和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饲养方式,改变了过去一直沿用国外的传统做法。他主张养猪的研究工作,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因地制宜地走我国自己的道路。从1971年起,他和助手们在大同市猪场等地,将“内巴本”经过横交和多代选育,到1983年终于培育成了既有中国猪优点,又有外国猪长处,耐粗饲,生长快,抗逆性强的“山西黑猪”新品种。这一成果,1983年荣获山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1994年又获农林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山西黑猪”新品种培育出来后,在山西得到普遍推广,而且对河北、内蒙、青海等许多地区改良地方猪的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作用。
70年代初,他发现全省猪种血缘混杂,品种退化,本地品种“马身猪”濒临绝种的状况,心急如焚,他认为本地猪虽有长得慢,瘦肉率低的缺点,但它有产仔高、肉品质好、抗逆性强的优点,群众喜欢喂,日本等国也喜欢进口,应该保留这一猪种。于是他一方面和助手在山西50多个猪场进行调查,针对当时问题写书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大声疾呼“山西猪的当家品种应该是本地猪”,并跑遍全省各地宣传、寻找、收集和保存本地猪种,他的倡导不仅挽救了本地猪种,而且引起了国内一些养猪学者的高度重视。
1979年、他和其它同行与助手一起主持了“山西本地猪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以青饲料为主,形成了“约内本”最佳结合,此项科研成果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2年,他和助手们针对国外出现的盲目追求瘦肉率,导致肉质颜色灰白,柔软、表面汁液渗出、品质下降、市场销售为劣质肉的状况,进行了“猪胴体品质的研究”工作。经过5年时间,进行了42个组合,300多头猪的试验取得了既保持了瘦肉率达50%多的标准,而肉的品质没有下降的科研成果。完全达到国家有关肉质标准的规定。保障了猪肉出口的要求,也满足了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此项科研成果1991年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龙志近五十年来先后发表了近篇(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他总结自己多年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编写了《养猪学》、《养猪六关》、《猪的杂交与育种》、《怎样使猪多长瘦肉》等专著和科普读物,合译了《实用猪营养》一书,在省地报纸发表了“科学养猪”等文章,还经常利用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进行科技咨询服务,及时指导养猪生产。将自己所学到知识无私地奉献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
张龙志是我国养猪科学老一辈奠基人之一。他那种对养猪事业执着追求、锲而不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山西农业大学 王河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