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手
遵道贵德，道法自然，健康养生，圆满人生
追忆父亲[1]
张文灿
我的慈父与恩师张龙志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曾多次提笔，但总是写不下去。一则因过于悲痛，不愿接受他离开我们的事实；二来一些事情就近发生，大家都知道，似乎没写的必要。每每只能在梦中与先生相会，再次拜会到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面孔，再次聆听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随着岁月的流逝，始知慈父已去矣，不能生还。然而他的同代人不少已经做古，大家记的事也只能是越来越少。因此很有必要在不至太晚时候把过去的事作为历史资料记录下来。又值明年山西农大暨铭贤学校 90 周年校庆，而父亲一生 76 岁中就有近 57 年与铭贤及农大息息相关。谨以此文作为对父亲的纪念，并且也希望能为校史增添一笔内容。
出生清寒 壮志离乡
父亲于1910年出生在陕西榆林市内的一个中医之家。祖父虽是榆林一带名医，但家道并不很富裕。父亲一代有兄弟三人，姐妹两人，他排行老大。在他初中毕业后就送他到一家中药铺去当伙计，受尽老板欺凌和祖父的讥讽。1929年，19岁的他，终于不甘心现状，抱着雄心壮志离家出走。他和一个商人一道，步行12天到山西太谷县的铭贤学校求学。这次出走为他的一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他一辈子与山西铭贤结下了不解之缘。
铭贤学校当年闻名全国，资金雄厚，师资设备堪称一流，曾为国家培养了许多英才。铭贤授课多是英文，对于没有一点英文基础的他，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更加他身无分文，还要靠打工来维持生计。记得他曾告诉我们那时候白天上学，晚上就在校外的发电厂打工。工作是给机器加油，他就在来回加油路上背英文生字，每趟两个字。一次下班太晚，学校关门了，他只好翻墙而入，不慎将仅有的一条裤子撕破，于是又被迫连夜缝补裤子。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硬是读完高中于1933年考入了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两年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畜牧系，于1939年毕业。
1940 年铭贤在孔祥熙的干预下成立了大专科。父亲在南大毕业后留校与许振英教授当助手一年。1941年回到四川铭贤专科学院任助教，讲师职并认识了母亲曾桂琴。1944 年考得公费留美。他在美国原来只有一年进修计划，但设法在著名的 IOWA 大学动物科学系获硕士学位并且获得博士资助，后来因故未行。他在美国时曾经去过位于
建国初期 成就蜚然
虽然解放时父亲不足四十岁，他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留美的背景加上和铭贤美国人的关系虽然使他成为历次运动的重点。但他一直积极上进。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 “落后” 的话。但政治却一直在 “关心” 着他。也许多次运动使他更加坚强，襟怀坦白，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无怪后来文革中称他为 “老运动员”，这一称号反而可能帮助他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父亲所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可能是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当年的他从美国回来担任畜牧系主任，教授，还是联合国农业复兴委员会的畜牧顾问。他当时有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的聘书，自持不愁。后来王中青副省长在全院大会上却宣布说 :“你虽有十几个学校的聘书，但休想离开山西。”
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54 年又开始了肃反。父亲留美的背景使他被隔离审查三个月。不过最后组织上还是相信了他的交代。到了 57 年反右初期的鸣放阶段，许多老师和学生为父亲鸣冤叫屈，有的人甚至在他常去的厕所墙壁贴上了纸条劝他响应党的号召，站出来提意见。有的学生则画了一幅漫画，说他背上背了一个党员教授，膝下骑了一个非党员教授。他却始终守口如瓶。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在紧接的反右运动中侥幸地幸免于难，没有被划成右派；更使他后来一生中在受到打击迫害后，即使有机会也不寻求报复. 这种政治态度无疑是他的最佳选择。
父亲最钟情的还是他的养猪科学，然而多少年来，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却是人能吃饱粮的大事，在十年九旱的山西则更是如此。大家知道，中西方养猪的最大差异是外国是以玉米大豆为主，而中国当时则是以青粗饲料为主。前者可以发展集约化生产，后者是家户的庭院养猪，科学技术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粮食一直是限制我国畜牧生产发展的瓶颈。在几乎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搞养猪科学研究尤如天方夜谭。而在当时我国农业落后，人畜争粮的条件下摸索出一条中西结合的动物饲养标准和方法，进而发展大规模的杂种优势利用育种体系甚至培育猪的新品种则更是难上加难。
知难而进，创造条件，科学家的素养和训练告诉他，一切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实验。在试验中发现真理, 探索客观规律。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跑饲料，搞试验上。而经常任务就是组织人手去太谷火车站卸从大同糖厂购回的喂猪用的甜菜渣。一次他的试验母猪下仔，天寒地冻，他竟然把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西装脱下来包在猪仔身上。当时在学校蹲点的王谦省长听说后，很受感动，遂与家父建立了莫逆之交。后来几次拨专款给他扩建了试验站和饲料加工场，并授予他培育山西省长得快，耐粗饲料的新品种任务。特别是在大耀进三年困难时期后 (59－61)，粮食更加贵重. 尽管如此困难, 他的实验猪一直享受到特批的粮食供应. 领导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使他领导的养猪科学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父亲毕生和省委王谦，王大任书记有着肝胆相照的关系。他们总是在关键时期给予他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他们都属于铭贤校友，后来抗战时二王去了延安。王大任在反右之初的鸣放时期告诫他说，王自己一贯小心谨慎还不知什么时候犯错误，要父亲“夹紧尾巴”，使父亲躲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
我国在 50 年代曾经大量引进苏联和西方的所有优良猪品种，这些品种对于我国的猪种改良和新品种培育曾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在北方寒冷和贫困地区这些品种却难以适应。特别是在 59-61 的三年困难非常时期，许多引入品种都发生了繁殖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而本地品种则相对安然无恙。这种现象启发了父亲领导的科研小组，他们证明了在我国北方中等饲养水平下，采用四川内江猪与山西本地猪杂交，可以获得 20% 的杂交优势，效果优于外国猪种。这些成果密切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自从 50 年代末以来，经历了三年困难，文化革命直到 80 年代近30 余年的考验，该项成果一直被北方农村的农民广泛采用。协助我们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当时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报导了这一重要消息。
为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他还首次提出了玉米单位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群众养猪经验。这些经验联同他们自己及其他学者多年呕心沥血获得的科学数据成为他编著的“养猪六关”和主编全国高校通用教材 “养猪学” 的主要内容，使其成为中西结合的典范。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光荣的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且被选为三届人大代表。记得他在 65 年出席三届人大回来兴奋不已，逢人便讲，因为他发现他们和党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合照登在报纸头版，山西的山按笔画排在前面。做为山西省的代表，他有幸站到了前排。
尽管他那时已经 50 多岁了，除了紧张的教学，科研，运动和繁忙的事务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每天背古文，学俄文。那时也没有复印机，他曾经利用外出开会硬是将一本俄文 “繁殖学”用手抄下来准备译成中文。后来才听说不巧别人已经翻译出版完了。他常常为了工作彻夜不眠。他还主动为畜牧系开设了生物统计这门新课。那时最好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摇计算器。
文革起始 晴天霹雳
1966 年，他刚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正是踌躇满志，经历了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的风风雨雨。他还是见缝插针地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已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在当时党内正确路线领导下，科研教学逐步走向正规，各行各业呈现出一些生机。他经过多年努力而成为学院的“一杆旗”。
文化革命给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带来毁灭性灾难，父亲则是首当其冲，毫无例外。记得 66 年夏天的农学院已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除了在餐厅，宿舍，教室外，畜牧系还专门为他设立了大字报馆。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记的在全院批判大会上，父亲被定为三反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和漏网右派。学生教工轮流批判发言，罪名不外崇洋迷外，崇美亲美；宣扬成名成家，和党争夺下一代；反对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争夺领导权等。最后发言的一个竟然是母亲，她刚才从榆次四清回来，工作非常积极努力，正在申请入党。她脸上的浮肿未消。她显然被迫上台与父亲划清界限，用她颤抖的声调做了十分钟发言。谁知招来竟然是双重批判，母亲被扣上包庇开脱的罪名，第二天在她工作的图书馆外又贴满了她的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宛如晴天霹雳，母亲一气胃出血住了医院。
过了没几天，农学院又掀起了游街邪风，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父母亲尤如惊弓之鸟，一听到锣鼓声就心惊肉跳，知道难逃脱这一劫，但又不知哪天会大难临头。果然在七月底的一天清晨，我家门前突然由远而近，锣鼓声大作，学生前来造反。母亲急作一团，如卧针毡，一再催促我赶快起来。我们像被围困在山洞中的几只无处躲藏的羔羊一样，必须面对前来的造反和冲击。学生将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家里外的墙壁，说父亲是猪头，利用养猪学来反党。更有甚者，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一顶高帽子，一个大牌子，让父亲戴上。然后命令母亲出来，将另外一块写有污辱字句的白布让她缝在父亲背后。我看到母亲匆匆进屋拿上针线，用颤抖的双手匆忙缝上，她面无表情，只有极度的恐惧和惊慌。学生临走命令父亲站立在门前再认罪一个小时，并规定从此出门必须戴帽子，挂牌子，穿衣服。可怜的父亲在学生走后还默默地站立在院里，表情麻木，受到一些小孩的围观，更多的人则在窗后偷偷观看。我曾一次碰见父亲戴着那些东西，穿过学校大院。他面孔苍白，眼睛看着地，缓缓地走向劳改农场。他一定看见我了，但目中无神，似乎谁也不认识，只是低着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他一定不愿让我见他如此尴尬，但又无法躲避，所以如此面孔凝重；他一定心如刀绞，但又不愿在他自己儿子面前表示出来。我还隐隐看到他更有一种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的坚毅神态。难以言表此刻我们彼此的复杂心情。我当年仅是一个 15 岁的少年，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整，心中似如万箭钻心，十分不是滋味，觉得他好可怜。学生们也真是别出心裁，别人游街也就一两个小时，过去就渐渐淡化了，而我父亲则变成了天天被游街。那时根本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能默默忍受，甚至绝对不能有任何不满表示。文革对人格的污辱是令人发指的。
文革初期无疑是对父母毅力的最严峻的考验，一个是兢兢业业的知名学者；一个是积极上进的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甚至丧失了人的起码尊严，遭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劫难和污辱。父亲表现出来的是茫然和麻木。母亲则多次因为胃出血住了医院。怎么让他们理解这场运动？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过任何不满表示，只是把一切痛苦和希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我们也开始了 “狗崽子” 的生涯。那年我们兄弟三人都正在读太谷中学，大哥文炳高二，二哥文焕初三，我初二。那时讲究阶级成分论，家庭成份和家庭情况成了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从那以后的十年，我们都没有抬起头来。
学院已有人自杀了，父亲也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母亲一再宽慰他，劝他说孩子们还在成长，为了我们弟兄三个，他不能那样做。他知道死的不清楚，罪更重，活着就有希望爬起来的一天。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是他的罪孽害了我们的前途，他不能自私地一走了之，而是要卧薪尝胆，悔过自新。为了我们去再次向命运挑战，争取党和人民的宽恕，为我们的成长铺平道路。就当时的情况，活下去要比轻生难的多。后将面会多次提到，父亲其实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却在此刻选择了更难的生路。
牧站喂猪 脱胎换骨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和其他一些被“揪”出来的几十个 “牛鬼蛇神”，包括各系的主任，主要教授，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被集中在农场劳改，不许回家。后来，他们又被送回各系接受“群众专政”。畜牧系很快就宣布决定他到畜牧试验站去喂猪，接收工人阶级劳动改造，完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量，那是 1967 年春夏之交。
虽然父亲和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这次却是真正大批量饲喂母猪，必需完成每年仔猪生产指标，而且就在他多年苦心经营的试验站里。他已经多年没有参加重体力劳动。现在却每天要担几十担猪饲料，割苜蓿，打扫猪舍。更重要的是要为母猪配种，接产和护理仔猪。作为一个劳改对象，他不仅要接受工人的监督，而且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如发生任何问题，就属于阶级敌人破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并承受巨大的压力。
开始我曾去帮父亲喂过几次猪，和父亲一块配饲料，担担子，咯咯地叫着赶猪，割苜蓿，清猪粪。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他不但逐渐进入了角色，而且开始琢磨如何能干的更好。夏秋季节，学院里经常卖蔬菜，他总是拉一个小推车，到菜摊上去拣菜叶，拉回到几里外的牧站喂猪。他还经常冒着酷暑去找野菜喂猪。他是在做一个试验，试图证明少用粮食，多用青粗饲料喂猪。文革开始有人批判他的猪是只吃粮食的 “老爷猪”。牧站工人也说，你是个养猪专家，应当知道如何不用粮食喂好猪。因为他大量用青菜野菜喂猪，他在那几年中曾为国家节省了几千斤粮食。如果按 10-15 斤菜顶一斤粮食换算，他在那几年中至少额外收集了几万斤青菜野菜喂猪。很难设想当年一个 60 多岁的他是怎样一根根地把那几万斤野草菜叶拣起来，用小平车拉回去，切碎煮熟，再担到猪圈饲喂。真是颗颗粮食，滴滴血汗，他实际完成的是几个工人的工作量。
为母猪接产护理仔猪是养猪生产中的另一个难关。因为母猪会压死仔猪，有时母猪半夜临产，他就彻夜蹲在圈里护理。由于牧站比较偏僻，冬天饿狼吞食仔猪的事时有发生。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为了保护他喂养的母猪小猪，他竟然常常点一堆火，通宵守侯在母猪旁，一窝一窝地为母猪接产，护理。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如果狼来了乍办。他说:“如果狼来伤害我的仔猪，我就和它拼我这条老命!” 他不怕死的思想可见一斑。虽然那时求生万难，但死也要“死的其所。”在他劳改喂猪的三年里，他在猪圈里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无从考证。
在他还被劳改的时候，我们兄弟三人也从太中回到农学院待业，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是株连九族的时代，父亲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前途，甚至煤矿或建筑工也因“政审”不行，这是对父辈的惩罚，对于父亲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后来我们这些招工剩下的“小牛鬼蛇神，”都到农村插了队，在他的日记里说“自己在政治上的落后的情况，集中于孩子们的分配工作上，我这一代不好影响了下一代。”既然全家人的命运都和他分不开，他就勇敢地用自己的行动向命运默默地挑战。记得那时他劳改回来，还给我们办“学习班”，提倡艰苦奋斗，要全家“卧薪尝胆”去打政治翻身仗，这可能是他和豺狼“拚命”的原动力。
在那样的年代里，豺狼并不是唯一的危险，真正可怕的是两派武斗的形势。文革开始不久，学院也和全国一样，革命群众分成了大两派。各自宣布自己为响叮当的左派。两派间的文攻武斗代替了运动初期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和斗争，继而演变成为文革的主要形式和内容。1967 年 8 月 10 日，山西太原的工人决死纵队 (造反派名称) 武斗队，乘几百辆卡车，手持长矛大刀，去平遥解救陈永贵回来路过农学院，洗劫了由对立派山农火炬占领的教学主楼，将整个五楼的玻璃窗户，仪器设备砸碎，图书资料遗失殆尽。从那以后几年，学院主楼一直是两派武斗争夺的焦点。后来到了 68 和 69 年，武斗升级，用起了现代化武器。两派武装火力割据，每天高音喇叭，枪弹，手榴弹，地雷声不断。学院成了整个晋中太谷地区的武斗据点。时或有学生工人被打死的报道。学院里家家都用床板，砖头筑起了工事，学生教职工都大部回家躲命。父母匆忙把二哥和我送回了榆林老家，大哥则躲到了乡下。 学院空了，基本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两派武斗人员，另一种则是被改造分子及其家属。他们不得不留下，不敢贸然离开。
父亲牧站劳改的三年，正是学院武斗最凶的三年。父亲劳改的牧场离主搂不远，是火炬一派的领土。而我们家住的南院则是红旗一派的领地。那时候围墙上到处是枪眼，又是工事，又是雷区。父亲上班回家都要经过两派的岗哨和中立区，经常遭到举手盘问。用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一点也不过份。农学系留美教授，系主任，黄率成先生就是在大田劳动过程中，两派互相追逐至实验地的两端对射时惨无人道地被冷枪打死的（同一天的情况上文有所记载〕。父亲能从那形势中奇迹般地活下来确属不易。尽管那些武斗人员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对立派，没有太难为他老人家。但谁能保证不走火“误伤”，私报私仇?
父亲那时基本上吃住都在牧场。有时回家拿点吃的东西。除了喂猪外，他自己还要烧火做饭。他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玉米面和咸菜。三年来，他吃的和工人一样，就是每天三顿玉米糊糊就咸菜。穿的也是补丁落补丁的布衣服，和工人没有两样。从来没有度过一天节假日，甚至几乎没有到澡堂洗过热水澡。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他算是真正经历了脱胎换骨，死里求生的改造。
清队过关 意志考验
1969 年 7 月 23 日，中央政府终于颁发了布告并派军队占领了两派武斗据点。山西晋中两派两年武斗终于正式结束了。
如果文革的目的仅仅是将父亲改造成一个普通劳动者，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他晒得漆黑，两手老茧，穿着褪色的衣服，戴一个草帽，活生生的一个老农。他只挣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们一样，吃住都在牧站。在除了劳动以外，每天顶多看看 “参考消息。” 他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的转化”。他的血压高心脏病在那几年虽从未检查过，实际上可能是好多了。
武斗结束后，文革也重新走向了“正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他被告知，猪场劳改正式停止，今后集中精力交代历史问题。虽然在解放初的 1954 年间经过肃反隔离审查已经做出了相信自己交代的结论，在经过时隔近 20 年的考验后，还是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过滤一遍。父亲再次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学校成立了专案组，将老人家隔离起来。留美三年，和美国人木易尔(果林专家，OBERLIN在铭贤的代表)的关系在过去 20 年间已交代过多次。难道还要有什么新东西吗? 父亲实在左右为难，不交代新东西说你态度不端正，不老实，抗拒运动；硬是无中生有又会引火烧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他人。父亲被逼迫实行白天晚上 24 小时的轮番审问和交代，有时加温度，站在板凳上；有时罚站认罪，一连几小时低头对墙。我们真怕他老人家顶不住，或是自杀，或是胡诌乱编，自讨苦吃，连累别人。真不知道父亲那几个星期是怎么熬过去的。那真是一场意志的磨炼和较量。不过他老人家可能也有老主意，知道他们也没有证据，所以比较坦然。他宁可受罚也不胡说，更不连累他人。学生后来讲，看见父亲口供前后一致，态度诚挚，而且睡觉时酣声如雷，才觉得他不会隐瞒重大问题。清队把解放后 20 多年的整人推向了巅峰。学校又有人自杀了。显然，他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每次都不能逃脱的经历帮助了他再次渡过这次最大的难关。因为经过肃反，他知道共产党最终还是会排除种种“假设”，重证据，讲事实的。
惊魂未定 又上征途
1971 年，自从清队结束后，学院在军管会领导下开始局部落实一些政策，父亲的工资得到恢复，也被允许作为改造对象参加教研组活动了。他当时的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五年来，他终于从“低头认罪的阶级敌人”，熬到了“夹紧尾巴”做人。是从5％变到95％质的飞跃，一般人很难体会到此刻对于一个劳改分子的意义有多么的大。因为他可以作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是有起码的“人权”罢，他无疑看到了翻身的曙光和希望。
在稍微能喘一口气时，他又琢磨着干起他的养猪事业来了。文革搞乱搞垮了全国各行各业，养猪业也不例外。当时山西刚刚从两派对峙的武斗中解脱出来不久，清队也刚刚结束。国务院终于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那时人人都关心的是大至“反修防修，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小至每天请示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 的政治口号。政治运动是核心，是生命，是雷打不动的首要任务。父亲却以极大的胆略提出要对全省的养猪生产状况进行一番全面调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项工作他在文革之前就想作了，经过 5 年的风风雨雨，他还每忘记该做的事。经过研究，院系领导终于同意由唐显作和冯永富两位教师负责，一同出发。父亲的身份是组员。
全省的国营牧场及社队猪场有几十个，分布在各地，不少的还位于偏远地区。那年头，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和公共汽车。许多地方不通汽车，住宿吃饭都不方便，他们还必须自备行李。有时他们每天要步行几十里，年轻老师要帮助他扛行李，他坚持自己扛着走。他们师徒三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硬是完成了调查任务。在晋北大同市种猪场，当时饲养着十几个品种，血缘混杂，品种退化，更不能够适应农村饲养条件和晋北寒冷气候。企业亏损，频临倒闭。父亲据多年经验，建议他们淘汰屠宰所有的白色种猪，引进南方的内江猪。山西黑猪的培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从那年后，父亲他们每年都到大同蹲点几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晋东南长子县关村猪场是他们的另一个点。父亲非常喜欢农村的新鲜空气及农民的憨厚朴实，在那里甚至操起了文革中的老本行，帮助小脚饲养员老大娘担担喂起猪来。师徒几人还总结调查结果，并根据文革前的科学实验数据，写出了“猪的杂交和育种”一书。他们就住在关村老乡家里，坐在砖头上，用炕头当桌子。这可能是文革中期当时全国第一本养猪专业手册。
回校之后，父亲的几年来的事迹受到学校重视，1972 年，他做为旧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在学校作了几个报告。记的母亲去听了报告回来，十分高兴。说父亲讲的生动风趣，说到他三年喂猪的日日夜夜，说到他怎样拣野草菜叶喂猪，说到他怎样彻夜守候在猪圈里为母猪护理，在说到在关村帮助老大娘喂猪时，他幽默地说，“她是小脚，我是大脚。” 引起哄堂大笑。父亲欣喜地把打印材料给我看。几千字的报告，字字千钧，浸透着他老人家文革以来，呕心沥血，卧薪尝胆，兢兢业业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全部血汗。也许他自己的体会比别人更加深刻，想让他自己的儿子和他一快分享他的喜悦，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了他们老两口的微笑，还有在他们的微笑背后隐隐做痛的辛酸。比较起六年之前双双被批斗的情景，如今不能不算有了一些进步与希望。当然，父母亲最关心的莫过于我们兄弟三个的前途。那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雁门关外 再创业绩
到了 71 和 72 年，经五年停课后，学校开始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教学和科研工作得到逐步有限恢复，父亲也被恢复了畜牧系主任职务。这也就是四人帮所谓的“回潮”。1973 年甚至有了高考，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后，刚刚吹到的一点春风又被打撒。1974年，四人帮又在全国掀起了学朝阳农学院办分院的邪风，说是“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见鬼。” 硬性将一个个好端端的大学分到几个没有校舍，没设备的地方去办分院。
学院派到朝阳现场会的代表回来后，经省革委批准，农学院一分为四，分别在雁北，运城，昔阳和太谷本部办四所大学。因为遣散铭贤遗老是这次内部掌握精神，所以对他来讲是去那里，而不是走不走的问题。那时学院人人自危。父亲那年已经 64 岁了，经过文革8年折腾，身体有多种病患，而且才从太原住院出来不久，不宜去分院。要离开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校园，全家也面临着分居两地，有很多具体困难，思想上一时也想不通。和学院领导陈情不果。学院里甚至在他同意之前就贴出了向他学习的大幅标语。一些人还到家里和他说，是想好走还是想歹走，是被抬着走还是被鞭子赶着走。并告诫他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铺平道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上了大学，他会为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
他被通知去雁北农学院。面对当时局势，对他的选择只有走这一条路，他也是这样表态的。既然已经被组织上宣布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只能在家不出门养病。他是一个“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人，绝对不会养病在家的。好心人劝他说，一过雁门关寸草不生，他却坚定地说:“我张龙志绝对不能下软蛋。”他知道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即使要意味着牺牲。记得他在离开太谷之前，他作为系主任，专门见缝插针给毕业班的学生们安排了一系列的专业讲座，并亲自作了学术报告 “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受到学生们的欢迎（甚至外系的同学也参加〕。在文革反回潮的时代，这些举动可谓“胆大包天，引火烧身。”他对学生专业的培养确实达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也许是他送给毕业班的最珍贵礼物。
一天中午，他特意将畜牧毕业生中雁北藉的学生招到家来，想找一两个文笔好，愿意干的毕业生作助手。那年头，学生们都想毕业后到行政机关谋职。再说虽然办分院叫的凶，大家知道条件艰苦，最终也没有一个毕业生愿意跟他去。至今我还记得那天中午，一群学生在我家看着报纸，对一个行将离开的老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当然和当时整个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地位低下分不开。但父亲却充满了信心，他看到的是仍然是光明和希望。
另外一方面，我当时在太谷一家工厂当金属切削工人，连续两年想上大学不被推荐。自学高等数学和英语已有几年了。虽然一心想读个理工科大学，在当时却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急切想找机会上学读书。平时在家，耳闻目睹，对父亲从事的畜牧科学也有所了解，特别看到杨纪珂先生在全国养猪会上介绍粒子遗传学的文章，很有兴趣。于是向父亲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一起去雁北学农，作他的学生并且照顾他的生活的建议。父亲觉得这倒是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于是向当时负责人提出，要想把他拴在雁北，就要给他在雁北立个桩子。雁北农学院当时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因为雁北条件差，气候冷，为了保留太谷这个家，母亲也不计划随同前往，因而同意将我调去做我父亲的教辅。负责人事的王嘉很快通过雁北为我办好了手续。父亲当时非常高兴，说打仗还是要靠我们“父子兵。”于是我们开始登上了去雁北的征途。从另一方面说，这次办分院又是对我的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的这次出征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正式追随父亲，加盟畜牧业。
在 74 年冬天，我们父子二人来到了塞外的雁北农学院。那里的冬天寒冷，零下20多度。校址是原来的一家劳改农场旧址，叫落阵营，离大同市 50-60 里。我们分到的是一间小土屋。一切活动都在里面。我们第一次离开母亲，远离家门，父子相依为命。只是苦于不会做饭，父亲文革中只会做糊糊，节省时间。所以我问他吃什么，他说吃点糊糊算了，但我至少还会作连汤面条一锅烩菜。饭后，我们就在油灯下念拉斯里的《遗传育种原理》和莫瑞逊的《饲料与饲养》。父亲英文功底扎实，一句句的教我读，我用一个小本将单词记下来，而家父就是活字典。也是我造化，不是文革中知识贬值，那里轮的上我这个初中生去读研究生教材？
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于当时的那一套极左思潮下产生的种种荒唐说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不要基础科学，轻视课堂教学。有的人对当时一无校舍，二无设备的新情况无所适从，因而牢骚满腹。父亲却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条件，去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影响，作出他的贡献。他总是看到问题光明的一面，不管它多么微小。没有校舍和实验站，他却看到了全省养猪生产这个大课堂和大实验站。学校离大同市种猪场仅仅几十公里，可以就近安排实验，指导那里刚刚开始的山西黑猪的培育工作。另外一个有利因素就是虽然文革批判了那么多年，遍布全省各地的学生也还都是他的基本力量和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学校里很难开展科研，到实践中还能做点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能够找到他在学校找不到的感觉。虽然他才到了雁北不久，他的工作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
刚到雁北不久，我们就参加了在大同市猪场由他和其他老师主办的全省猪育种训练班。我第一次领略到他老人家和学生，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鱼水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讲起课来生动风趣，深入浅出，逻辑性很强。随后又到了天镇县安排暖圈养猪对比试验，雁北属于塞外高寒地区，冬天非常冷，推广类似塑料大蓬的暖圈养猪经验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他的倡议下，雁北地区商业局和农业局在天镇县召开了现场会，专门请他作科学养猪的报告。他老人家不拿讲稿，连续三四个小时讲的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妙趣横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最后，他老人家站立起来，面色通红，表情凝重，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 “我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希望你们年轻人把这养猪科学的接力棒接过去。我自己时时刻刻准备倒在这个养猪事业的讲台上!” 老人家一席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全场几千名代表热泪盈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不由的肃然起敬，才知道他老人家原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事后我劝他说，他有血压高，心脏病，不宜那样太激动，很危险。他只是泰然一笑。想到他一生忠烈，却总把讲台看作自己的归宿。当然当时提倡的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和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前面曾提到他视死如归，其实他是想以一死留下一个清名。
更使我感动的是他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以身作则，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农学院的老师都知道带学生实习很艰苦，一般是年青人干的事。基层生活条件差，特别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几乎没有蔬菜。当雁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养猪课实习时，他竟然不顾劝告，抢着要去。我们父子带同学去了大同猪场，他又坚持和学生吃住在一块，即自带行李，住在仓库，吃食堂的大锅饭。他老人家整天乐哈哈的，到了猪场比回了家还愉快。看到小猪比什么都高兴，猪场的气味可能就是他的“山珍海味”。他没有一点架子，真真切切热衷于猪场实习，享受着带学生，和工人，技术人员在猪场工作的乐趣。他他生活上是低标准，工作上是严要求。一个月下来，受到学生，工人，技术人员交口称赞。基层条件艰苦，年轻教师都不愿意去，一个老教授，没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大概是他因为他对猪的特殊感情。
在雁北四年里，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跑遍了全省几十个县市，作报告，办培训班几十次。有时一个人出去，一跑就是一二十天。他是在试图在全省范围内扩大他们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统一的杂交育种体系，简要地说就是母猪本地化，公猪优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 (所谓三化养猪)。而本地猪却频临绝灭边缘。他从许多边远地区找到了本地猪，在全省建立了几个保种繁育基地。这些工作显然是文革之前工作的延续和提高。这也是他老人家的重要贡献之一。一次他从偏远的保德县讲学回来说他有收获，发现了本地猪种，派我和苏老师去拉了5头回来成立了雁北农学院的试验猪场。经过学校师生的努力和艰苦创业，雁北农学院也逐渐改善了条件。后来学校任命他为革委会副主任。
他的劲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足。以至有人误认为他吃了超级营养品。因为他71－72年住山大医院身体就很差。可能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在当时舞台上的有限空间里，用他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时间里去奋斗，去拼博，去和时间赛跑，即使倒下来也在所不辞。他的精神感染了许多同志，他的事迹也传遍了雁北和山西大地，尽管当时四人帮极左路线猖獗。待到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时，他被选为雁北地区五届人大代表，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雁北日报、山西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采访他并作了报道。做为他的学生，我也有幸给他写过许多大会材料。在我看来，在雁北的4年，是他在文革中精神最为愉快的4年，因为他基本上在全省各处讲学，象孔圣人周游列国，到处受到尊重，精神和身体状况比71－72（清队〕时要好的多。这也要感谢雁北农学院对他的支持，因为他基本上是自由的，干他喜欢干的事。也应验了他常说的一句话，“灯到暗处才更亮。”雁北之行，使他脱离了太谷沉闷压抑的政治环境，硬是靠精神支柱，熬到了天亮。
历史是惊人地相似，他所获得的名誉和地位和十年文革之前几乎一样。经历了整整十年的风风雨雨和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他终于做到了从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他左右不了历史，却在千方百计地左右自己的贡献和在历史中的地位及价值。
高瞻远瞩 雾指迷津
文革颠倒了黑白和是非，一个最大的挑战来自他对我们教育的权威性。文革前，他对我们的学习关怀备至。 大哥没上了太谷重点中学，他在百忙中为他所在城关中学联系英文教师和仪器设备。甚至在家里面贴上了座右铭，以志不忘。他经常访问我们的老师。不管他在那里，督促我们的学习总是他的第一件事。在他看来，最令这他高兴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学有所成。那些传统教育方式正是文革所严肃批判的所谓白专道路。当他看到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中经年累月参加运动，无所事事，荒废学业，无任何专长。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经常在劳改回家后劝阻我们，要我们学一技之长。有时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痛苦地凝视着我们，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办。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心想您老读了一辈子的书，得到如此下场，为什么要求我们和您读书呢? 我们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工人，做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成份。但是由于我们属于父亲政治历史未定案家属，多次招兵招工与我们无缘，后来被迫插队，父亲的愿望却是让我们上大学，因为他教了一辈子大学，所以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有些机会。这种想法当时许多人认为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因为文革本身就是要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难道你们幻想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们对他的深入理解，是后来勉强当了手工业工人后，开始感到不学无术，于是开始反叛，偷偷自学英文数学。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千方百计为我们创造学习条件。后来我们兄弟数年争取上工农兵大学而不果。我们当时非常难过，让一个纯正，耿直，清白的他为了我们去低三下四地应酬，实在是难为了他老人家。文革中我们都一直没有上成大学，大哥文炳只上了牧校。1973 年虽然我高考成绩优异，但因为四人帮抬出了张铁生，考试不算。1974 年文焕二哥被推荐到县里，又被卡下来。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是继续抓我们的学习，他的这些努力使我们打下了基础。
1975 年，我陪同父亲去雁北办分院，成了他的教辅。在他的帮助教育下，居然依靠那几年自学英文数学的基础给学生讲起了遗传学和统计学。那时不仅不讲学历，还提倡所谓工农兵上讲台。我后来甚至也有些沾沾自喜。父亲还是坚持让我转成一个学生，老老实实学点东西。我虽然有点不以为然，但是难违父命。那点大学学历后来帮了我的大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雾指迷津，我还在那里井蛙观天。我追随先生在雁北4年，与先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是他手把手地在油灯下教我英文，遗传学，统计学和营养学。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雁北农学院给我享受先父的恩泽的机会。也后悔没能照料好他老人家，只是相随相伴。不过，学有所成才是他所希望的最好报答。
文革后我们兄弟三人一举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大哥文炳上了山西农学院，二哥文焕上了太原工学院，我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成为我国数量遗传学奠基人吴仲贤的研究生。后来又相继留美，实现了 “龙腾虎跃” (我们兄弟三人的小名是龙，虎，狗)。完全得益于那段时间的自学教育，和他老人家不懈的教诲。当然也得益于后来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大气候。
回想起来，我们对他老人家毕生最感恩戴德的竟是他在那些岁月里冒天下之大不韪，苦苦劝学，助学。使我们能在后来国家需要时脱颖而出。这也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对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在黑暗中的高瞻远瞩。他得道于教育子女之精髓，并且有着惊人的耐心和爱心。对父亲来说，我们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于他多年辛勤培养的回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点不错。
苦尽甘来 云开日出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十年文革内乱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极左路线逐步结束。党和国家在邓小平领导下恢复了文革前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进而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崭新的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局面。父亲终于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有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百业俱兴，特别是畜牧业大发展的昌朝盛世。父亲可以实现多年梦寐以求的“科学救国”的愿望和抱负了。
1979年，山西省委决定撤消雁北，运城和昔阳三个分院，在太谷本部成立山西农业大学。父亲回来任副院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亲自关心，帮助他入了党。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农大校长。党委书记冯毅很有修养和水平，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经过 30 年后，他再次担任了校级领导。1979 年山西农业大学也和 OBERLIN 大学重新恢复了中断 30 年的关系。铭贤学校的历史地位也得到肯定。父亲已步入 70 古稀之年，终于盼望到了安心做学问，教书，搞试验，带研究生的一天。
1978年，他再次出任全国农业院校通用教材“养猪学”主编。并且和他的同事和学生一道投入了瘦肉型猪的发展和培育。他老人家每天忙于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1981 年竟然又和卢德勋，路兴中合作地翻译了英国的“猪的实用营养”一书。这对于一个 70 岁的老人绝不是一件易事。他事后高兴地说 :“我这一辈子就是搞运动，运动间隙见缝插针做点事。但是我就是坚持不懈。以前翻译几本俄文书都没出版，这次算是抓紧机会办完一件事。”
1983 年夏天，来自全国的养猪专家学者在大同市和原平种猪场鉴定山西黑猪培育成果，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学生。他的同事北京农大的张仲葛教授，他的铭贤学生，中国农科院的李炳旦教授。人称中国养猪界的三张一李 （还有江苏农学院的张照教授〕。更有多年与他同舟共济的郭传甲，谢文采，陈榜伟、张绍增先生。我从雁北算起，追随先生十年，也在论文集中贡献了几篇。大家对父亲领导的从 70 年代初文革之中就开始培育的的育种工作予很高评价，一致认为该品种结合山西本地条件，耐粗饲，生长快，产仔多，抗逆抗寒，为北方山西地区的当家品种。父亲高兴地说:“经过近30年工作，这下我终于完成了王谦省长的任务。”
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国情，解决实际问题，是他老人家受美式教育熏陶下所形成的的学术思想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