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在北京和平解放前的1948年，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二学生，在学校里参加了共青团，解放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年的地下党员。

因为和姑姑家来往不多，所以也很少和她谈起过这段经历，我问过她，那时做地下工作是不是很危险？得到的回答很出乎意料。姑姑说，当时的大气候是共产党迟早要得天下，所以即使是在学校里表现出一些进步倾向，也没什么人会去报告，更不会被抓，所谓的白色恐怖似乎没有那么严重。当然如果你被确认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话，那还是会有麻烦的。姑姑当年是个14岁的小孩，估计她也没参加过什么大的，激烈的活动，顶多是送个信，放个哨，在同学中传些对政府不利的小道信息而已，所以应该是没经历过什么危险。

姑姑对我说过，她作为地下党员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不是解放前地下活动，而是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后，三千名地下党员在北京大学礼堂聚会，欢庆解放，公开身份，战友相认。在那次大会上，见到了好几个以前很熟悉，但不知道身份的人，包括学校里对她很好的一位语文老师，离家不远的一个饭馆的老板的儿子， 还有一个很令她讨厌的小学时的教导主任。

曾经问过父亲，怎么当年你姐姐没把你带上参加地下工作，那样的话你不也成了地下党员，也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了？父亲有些不屑地说，她当年根本不是出于觉悟参加革命，而是对一个同学的哥哥有好感，后来被那个人拉进共青团了。不过几年后两个人分手了，这个引我姑姑走上革命路的人并没有成为我的姑父。

北京解放后，姑姑依然是上她的中学，高中毕业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民委工作。她为人老实低调，工作能力平平，那段地下党员的经历对她的仕途也没什么帮助，直到离休前也只作到个副处长，离休时提成正处级，然后走人。她的退休金是100% 的工资，看医生也不花钱，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