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在大陆遭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作者的父亲，在那次的大饥荒中饿死了，因此他执著了写了这本书。作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有很多采访和查找资料的方便处，因而用让人震撼的血淋淋的事实，给世人展示了共和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本书的电子版，我在一些地方看到过，但是都被删除了，无法下载。
感谢博友波斯·小昭http://bosixiaozhao.blog.sohu.com/，我昨天在她的博客中下载了这本书的电子版，是ＴＸＴ格式的。
今天，在新浪的共享资料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436654下载了另外一种格式的《墓碑》，是ＥＸＥ格式的，看起来稍微方便些，不过比起ＴＸＴ格式来，表格的数字不方便看，因为没有对齐，很难弄清楚互相对应的关系。但新浪共享资料的下载需要１分 的积分，可能许多人无法弄到积分。
在牛博网，有一位网友把《墓碑》改名为《相约１９５８》http://www.bullog.cn/blogs/vip94me/，连载，尚未被和谐，也许可以一看。
１９６０年前后的事， 我自己还没有生下来 ，没有记忆，但是，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都对于当时的苦难，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年死里逃生的劫难。在我们村里，一百人的小村在，有大概十来个中年人被活活饿死。据父母讲，那时候是集体食堂，而食堂只有清汤寡水，后来是清汤苦菜也没有了。家里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榆树皮被吃完，苦菜根本等不及长出地皮，牵牛花的根子也是被掘地三尺挖得一点不剩，平时给猪吃的草，糠，甚至建筑用的石膏都吃了。那时候，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因为那几年风调雨顺，之所以根本没有粮食，一是大量的粮食被国家强行调走，官府成立了穷凶极恶的搜粮队伍，任何藏匿粮食的举动都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有被立即处死的可能；二是大搞引洮工程，农村大量劳动力被拉到工地去了，没有劳力收割；而着劳民伤财的工程，却根本任何效益，不得不在造成巨大的损失的情况下下马。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的第二章写的就是我们甘肃的事，题目是《甘肃不甘》。大饥荒中，甘肃饿死了多少人，谁也弄不清楚。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在《甘肃经济日报》当编辑的时候，当时的甘肃省副省长员小苏曾经署名在《甘肃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甘肃的农业问题，其中有一句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甘肃饿死百万人等等。追踪甘肃大饥荒饿死人数的杜博智老先生，是我们的校对，敏感地保留了这份报纸。但是其他公开的材料都不会谈及这些敏感的数字。
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可能永远隐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杨继绳估计是３０００万人，而新老左棍们则极力否认，认为一个人也没有饿死。相关的档案材料已经被篡改。《墓碑》记载说，对于甘肃通渭饿死大量人口，造成人吃人惨剧富有重大责任的某位大人物，当后来《通渭县志》编纂出版的时候，利用手中职权，强行修改，致使一个历史的罪人，在《通渭县志》中被改成积极向上级反应情况，带领干部教师深入农村救人的救世主，活菩萨，大救星。
饿死的已经永远死去，不会开口说话；幸存的也逐渐死去，不会再作为证人；当局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国家的档案永无公开的时候，即使公开后也一定是面目全非；而一帮左棍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仍在极力否认大饥荒的存在；无论是饿死的人的家属还是虎口逃生的幸存者，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势的农民百姓，无力也无法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发言。城市居民没有遭到那样的灭顶之灾，国家干部尤其高干更有特供，所以，当迫害了老干部的文革随着强势的老干部被解放很快被否定，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也因知识分子具有的有话语权被不断地揭露的时候，造成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却仿佛不曾发生。因为饿死的是种粮食的农民，是用自己的血汗养活这个国家的最弱势无助的农民，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没有代言人，他们只能这样静悄悄地在历史上消失。
下面是该书中涉及甘肃一些地方的惨状（甘肃是我的家乡）的一些记述：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637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银元272枚，铜404斤，布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