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共起家的真相

                                          (转自差生中国博客)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句话没错！电视剧是编造的，这话也没错！可两个结合起来就有点让人承受不起了。一个编造的人物打着历史的旗号大肆忽悠那些脑袋受共党灌粪汤的群众就太无耻了！

首先列举一下一些数据让大家了解下历史真相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场大型会战、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伤亡、失踪约321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据统计包括民兵活动在内一共发动了
111,500余次各种形式的攻击。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约为3800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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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在中国与国共两军作战战死的日军将领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林大八，陆军少将，1932年3月1日，死于上海。
仓永辰治，陆军少将，1937年8月29日，死于上海吴淞。
家纳治雄，陆军少将，1937年10月11日，死于上海。
浅野嘉一，陆军少将，1937年11月14日， 战伤致死天津。
加藤仁太郎，海军少将，1938年7月31日，死于长江下游 。
杵春久藏，陆军少将，1938年8月2日，死于山西运城。
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1938年9月3日，死于江西德安。
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
饭野贤十，陆军少将，1939年3月22日，死于南昌。
山田喜藏，陆军少将，1939年5月12日，死于湖北大洪山。
田路朝一，陆军中将，1939年6月17日，死于安徽南部。
小林一男，陆军少将，1939年12月21日，死于内蒙古安北。
中村正雄，陆军中将，1939年12月25日，死于广西昆仑关。
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1940年1月23日，死于山东。
左藤谦，陆军少将，1940年3月2日，死于江西鄱阳湖。
木谷资俊，陆军中将，1940年3月20日，死于江西。
水川伊夫，陆军中将，1940年3月22日，死于内蒙古五原。
前田治，陆军中将，1940年5月23日，死于山西晋城。
藤堂高英，陆军中将，1940年6月3日，死于江西瑞昌。
大冢彪雄，陆军中将，1940年8月5日，死于晋东南。
井山官一，陆军少将，1940年10月16日，死于湖北宜昌。
大角芩生，海军大将，1941年2月5日，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1941年2月5日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上田胜，陆军少将，1941年5月13日，死于山西中条山。
山县业一，陆军中将，1941年12月25日，死于安徽。
酒井直次，陆军中将，1942年5月28日，死于浙江南溪。
冢田攻，陆军大将， 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藤原武，陆军少将，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浅野克己，陆军少将，1943年5月，死于广东东江。
仁科馨，陆军少将，1943年6月1日，死于湖南。
黑川邦辅，陆军少将，1943年6月28日，死于云南。
布上照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3日，死于湖南常德。
中？护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5日死于湖南常德。
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1944年4月19日，死于湖北应城。
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1944年6月11日，死于浙江龙游。
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1944年6月11日，死于河南。
和尔基隆，陆军少将 ， 1944年7月21日，死于湖南衡阳。
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1944年7月25日，死于湖南长衡会战。
左治直影，陆军少将，1944年7月27日，死于湖北荆州。
志摩源吉，陆军中将，1944年8月6日，死于湖南衡阳。
藏重康美，陆军少将，1944年8月16日，死于云南腾冲。
南野丰重，陆军少将，1944年9月8日，死于云南芒市。
与野山寿，陆军少将，1945年2月9日，死于华中。
山县正乡，海军大将，1945年3月7日，死于浙江椒江。

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沼田德重，陆军中将，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军击伤死于山东。
阿部规秀，陆军中将，1939年11月7日，与八路军作战死于河北涞源。
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年5月17日 被共产党员刺杀于河南开封。
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1940年11月28，与八路军作战死于华北。
吉川资，陆军少将，1945年5月7日，与八路军作战死于山东半岛。

注：以上全为战斗死亡， 不包括病死，自杀，飞机失事，死于苏蒙军、中美联合航空队和抗日民众之手(无资料分别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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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抗日战死将官名单（师级以上）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浙江湖州
吴国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蕃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年6月 山东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8年1月13日 广东清远
李巩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龙里
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迁安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年2月3日 广西昆仑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年5月9日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年5月12日 山西县山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年9月29日 山西东峪
朱士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5、4 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年5月4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年5月26日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96师副师长 1942年7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年8月 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年5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年7月4日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追授），暂5师师长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颖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年9月7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131师师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追授），31军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年5月13日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丰

另：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新军第四军在整个抗战中，未有任何一团级以上军官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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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言：中国统计之歼敌数字不可尽信，日本厚生省之统计更为真实确切。战争统计中，在人员统计上，“歼灭”、“阵亡”、“损失”等所指皆有不同。观为国军所毙之日军高级将领数量，及国军阵亡将领数量，对比共军数字，即可知是时“抗日的中流砥柱”究竟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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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确是孙元良所说。我手头上更有长长一列共军阵亡将领名单，这些将领的划分标准是怎么样呢？在这份名单中的标准是，“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的干部，新四军取团以上干部，抗联取支队以上干部。”听起来貌似挺好听的哦，那我问问，这些所谓的“旅”、“团”、“队”，整编编制多少？打得都是些什么样的仗？整个抗战期间拿得出手的只有在平型关歼灭了一个辎重队，和一场百团大战。名单上，也是长长一大串的“支队长”、“支队委”、“游击”。相反看看国军阵亡名单，都是师一级以上干部，师长、师参谋长、军长、集团军司令等一大批。我说我们的御用文人就算脸皮厚，也没想到厚到那一些什么“支队长”跑出来和市长并列在一起比较。当然我完全没有对这些阵亡将士有任何贬斥之意，他们都是伟大的。可耻的是那些编造历史，诋毁国军抗战功绩的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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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毛泽东赞成张闻天“学习列宁在一战时采取的战略”（期待着鹤蚌相争），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周恩来对此很不以为然，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跑去了山西，组织了个平型关大捷，损失了1000余人，毛泽东很生气，“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时是越打人数越多（真乃奇景）
1937年改编为国军时：5.5万
1937年底：9.2万
1938年底：18.2万
1939年底：32万
1940年底：50万
1941年底：44万（减员）
1942年底：45.1万（增长缓慢）
1943年底：46.4万
1944年底：75.9万
1945年抗战胜利：127万（大幅增长，因为在反攻中人民踊跃参军，而且收编了很多地方武装，争取了很多伪军反正）

日军整个八年一共在中国关内地区死亡人数是45.6万人（厚生省统计），至于国共占多少比例，众说纷纭，但肯定一点就是共军是绝对没有国军多的。共军宣传歼灭“118万伪军”，歼灭包括“毙、伤、俘”。伪军最多时也就100万，整个抗战伪军总共才200万左右，很大一部分后来都投诚了。对于参与抗战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都是伟大的。我所鄙视的是那些提出“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的所谓“伟大的人民领袖”（罗荣桓部抗战结束时近30万，但最后两年几乎不与日军发生作战。刘伯承部也差不多。 ），和后世那些可耻的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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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万八路军在日本投降时的数字。
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作为正规军，国军在八年里，打了22场大型会战、1117 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要面对得都是日军得精锐师团、坦克大炮飞机。所以才会出现伤亡321万，战死141万的悲剧。这跟土八路躲在山区农村搞游击可是没得比的。
像在山东的罗荣桓，44、45年确实有打过仗，但打的都是伪军，确实是尽量避免了和日军接触，不然的话估计也发展不出到45年时30万正规军，90万民兵的规模。国军自韩复矩临阵逃脱、徐州会战至缺花园口之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被中共军队排挤，最后被迫退出鲁南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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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所以让华北日军那么头疼，是因为当时在华日军精锐的10个师团（甚至将关东军第27师团南调参与作战），近30万人（占当时在华日军总数近40％）参与湘豫桂会战（最终结果国军伤亡22万，日军伤亡6万），所以华北精锐几近抽空，所以共军才有机会在44年逼出冈村宁次说出此话（可怜蒋介石却因为遭受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势以致损失惨重，甚至在解放后背了个“消极抵抗”之名）。

电视中演的所谓共军一个劲抗日，国民党躲在那里睡大觉，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史实是共军协助日军攻打国军。日军获得更大的占领地，共军获得更大的敌后根据地。那我们说说真实的一些情况，侧面反映了共党当时真实写照。

最近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这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便成了“后娘养的”。用他的话说，陕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开。国共抗日统一战统一战线形成后，这位老干部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资。

王震领导三五九旅生产大烟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笔者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张思德死于烧大烟的窑洞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其中描述的那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贩卖大烟养活共产党

这位老干部给笔者看了一篇几年前在大陆芋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 产”救活了首己。文中记述，从一九四○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

“革命”便要不择手段。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所谓“经营土特产”就是贩卖大 烟的勾当，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让读者了解所谓“经营土特产” 绝对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文中描写道：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南氏：“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文章接着写道：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共产党历史无比丑恶

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卖大烟“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一次毛夫人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江青说着竖起了大拇指。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南汉宸的“救党之功”，封了他一个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职。前述那位老干部还告诉笔者，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灵出对共产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原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可见说共产党当年是靠贩卖大烟养活自己并发展壮大，一点也不夸张。

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种鸦片的事谢觉哉的日记里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专门的研究文章可看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其实鸦片交易更早前就开始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摘录一些：

彼得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任弼时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