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批人，自幼根深蒂固的认识， 是关于‘儒道黄老’的相反面 －－‘法家’。自建国后，‘法家’这一称呼曾经红极一时。他们锐意改革，提倡以法制国，总是被当作进步的象征。而’黄老之学‘则长期以来被称作麻痹人民的工具。给人一种腐朽没落的感觉。

其实，只要看看商鞅，韩非，李斯， 乃至王安石，这些所谓法家的代表人物的人生背景。’法家’这个东西本身是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而存在，都是很成问题的。而且法家之”法“的特点，是繁琐的条文和严酷的刑罚，类似法西斯的高压政策。从商鞅来看，他确打击了秦国的旧贵族和豪强势力，对秦国的崛起起了相当的作用, 但他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的君主集权制的奠基人。

商鞅之变法，细致到把人民日常生活方式都限制在同一轨道之下，不允许有任何自由的行为和言论。仔细看看《商君书》，他所制定的各类恐怖刑法，绝大多数还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惯例，许多刑罚不用于贵族和士大夫，秦国也不例外。

商鞅秉政之初，为了树立威信，有一次在渭水河边”秋决“。一天之内砍头的，剁手的，挖膝盖的，斩脚的多达数千人。”渭水尽赤，哭声震天“。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商鞅虽最后挂在贵族势力之手，但”秦人不怜“。这里”秦人“指的就是平民，根本就不是什么豪强贵族。

汉初的‘清静无为’之中，改革的痕迹随处可见。刘邦和他的追随者都是平民出身的土八路，缺乏法制和政治的专业知识，所以改朝换代的当时只能大量继承”秦法“。真正为改变做出努力，首先是从汉文帝刘恒开始，而被他儿子景帝继续完成的。文景法制，“务在宽简”。强调以道德伦理维持社会秩序，量刑能宽则宽。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文帝的思维，与所谓“法家”几乎完全相反，但是他对于法律的尊重，几乎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

刘恒于法不苟，但要是以为他总是一副马列主义面孔就错了。这个人幽默感很强。前面说过因周勃冤狱案，薄大妈揍儿子的时候。文帝还要一本正经搬出案卷说：”高检审调结束，查无实据，已经放人。”这就是告诉家里的亲戚: 抓人是依法抓的，放人是依法放的，并非我一个人说了算。

刘恒从小离开长安，他的亲舅舅薄昭，在山西就一直照顾他们母子俩，就象他的父亲一样。不合一念之差杀了政府的使者，坐律当死。不知道薄大妈当时心情如何，有没有干预这件事，总之文帝的决定是法律不可以更改。但是可以不用受刑，喝药自尽吧。

可是薄舅公觉得P大个事至于吗？我就不喝，看你怎么样。

文帝确实够文的，一点也不动粗，叫了一批大臣贵戚到舅公家门口去哭丧。哭得大街小巷都听见了。薄昭一看，得，这以后我也甭出门了。没办法，只好乖乖喝药。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文帝宠幸的弄臣邓通。野史有说邓通是文帝的同性恋伴侣，不知真假。古代在朝廷里面，穿戴，排位，站坐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违反了有时是要杀头的。邓通因为”宠幸无比“，有的时候就不在乎，乱搞一气，所谓”越制“。

当时新近提拔到中央当总理的申屠嘉，也是个硬货。他对文帝说：”陛下要宠幸谁，让他发财就好了，朝堂规矩不能乱，否则对您对他都不好。“ 文帝说：”您打住别再说，‘吾私之’“。申屠嘉心领神会。

第二天，申屠嘉突然派人紧急传唤邓通到丞相府，说来晚了就杀头。邓通吓得够呛，来找文帝寻求保护。文帝安慰他说：”莫关系莫关系，你尽管去，过一会我把你召回来就是了。我是皇帝，丞相还敢不给面子？“ 邓通失魂落魄的来到丞相府，一进门就披散发，脱了鞋，伏地谢罪。

申屠嘉不为所动，一拍桌子：”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的死刑！来人，立即执行！“ 邓通磕头求饶，头都磕出了血。执法队把他往外拖，他抱住柱子死活不松手。一时间，只听申屠嘉大喊”杀杀杀！“，邓通嗥叫”No No No!" 闹了个鸡飞狗跳。

文帝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派人去丞相府，客客气气的给申屠嘉陪不是，把人给领了回来。以后，邓通老老实实不敢再调皮，而他感激文帝的救命之恩，和文帝的感情反而更深了。此之所谓“双赢”乎？

汉文帝经过袁盎的举荐，提拔了一个低微的骑兵卫队长，这个人叫张释之。文帝对他非常器重，半年内把他连升三次，进如中央高层。但是看史书的记载，这两个人为了执法的问题经常激烈争吵，而最后让步的总是皇帝。

有一次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过路的（估计是外省民工之类）不懂规矩。由于害怕就从桥下走出来，一下子惊了文帝的马。当场逮捕，交最高检察院处理。张释之后来报告说，依法判了罚款。

文帝当场气的要发疯，怒斥道：”幸亏我的马是奔驰600，要是换了象EGG的宝马３２０，那不就伤到我了吗？ 开玩笑，我是皇帝耶！ 怎么能罚点钱就算了？不行，砍了他，给我砍了他！“

张释之坚决阻拦说：“ 法者申信于民也。律令上该怎么判，就不能随意改。高检是中央最高的法律机关，天下都在看着，牵一发而动全身。” 文帝思考良久，还是承认判决是对的。

象这样的故事还记载了很多。古代的天子生杀予夺，是正当的权力。自古伟大帝王，杀个把草民百姓，更是鸡毛蒜皮的事，史书都不会浪费笔墨记载。

文帝务求将标准放宽，但是有法必依, 不超过，也不苟且。在他眼里, 用对待自然法则的态度来对待已经颁布的法律，因循而治。从不因个人一时喜怒另做一套。这在历史上有帝王身份的人中间非常难得, 其与“所谓”法家“相比，谁更具备理性是显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