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 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
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象大学者郑玄的很多学术思想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
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 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
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知识分子爱琢磨，一旦脱离实际，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虚的方向发展。所以清谈者往往好玄学。玄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行为方式。
研究玄学的人，也不是因为怕掉脑袋，恰恰相反，玄学爱好者中大部分是当权者，甚至包括皇帝。鲁迅说过那时候的人热衷于当神仙，很多爱炼丹，结果吃死了不少人。于是另外一拨人觉得参透玄虚也可能成仙。结果玄学大行其道，并为佛教东渐打开了大门。
史书上确实记载有三国到晋初有些文化人不愿与当权者合作，又怕杀身之祸，所以他们。。。 不是搞玄学。。所以他们象阮籍那样装疯卖傻。但是这样发颠弄不好就触了哪位大老的霉头，结果被杀了的也不少。而清谈，玄学，正是当时上下热衷，而且还是上流社会的专利。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
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 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 隋唐始创科举, 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 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 官员定期要考核, 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 取而代之的, 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 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 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 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 又痛恨政局腐败, 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由是可知, 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
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 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 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 都算不得清流。
清议是一种政治舆论。到明代, 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 -- 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 那么自宋以后到明, 学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 明代的帝王为了控制官僚，言官、御史颇受倚重，于是他们也成了清议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
所以，两厂锦衣卫，也堵不住他们的嘴，魏忠贤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象万历帝，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 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 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清议比起清谈, 显然进了一大步. 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象海瑞那样抬棺死谏，就是清议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明代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清议积极的一面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就很难说了。且不说终有明一代，大小农民起义从未间断。明中叶鼎盛时期，小小的倭寇就横行沿海长达近一世纪。数十个倭寇就可以攻占一座县城，这样的奇闻怪事，居然屡见不鲜。
何也？ 因为从清谈到清议， 一个“清”字的魂还是没有变。封建文人士子，很自觉的和农工商区分开来，他们对经济，国防，民生之类的实际课题，仍然是不屑于动手实践的。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很难想象毕生之力用在背诵四书五经上的这个群体，能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
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些清议变成国会上的讨论，结果会跟红卫兵的大辩论一样，议员们的主要话题都会变成，痛斥对方是“一贯反党反革命”，或是“暴君！反民主！种族清洗！ ” 等等之类的大话虚话上去了。
我们千万不能误会，清议跟现代的民主风气实际是完全两码事。清议的特点，就在于“议”而不必管后果。而且，文士阶级天生就是封建王权的奴仆，“议”则可也，想做主是不行的。
就这样，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后来崇祯皇帝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 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晚明人才倍出，然而都在王权和清议的夹缝里挤得粉碎。例如袁崇焕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无怪乎崇祯上吊的时候长叹：“群臣误我”。
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买传统的账，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却并没有使清议销声匿迹，反而当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
明末清初，在经历了亡国之痛以后，一部分学者回头看看前明士大夫的那套作派，这样评价道：＂平时论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以辛辣的口吻，嘲讽了明代知识分子那种以清高相尚，耻于务实的风气。
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关心时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揉合着古代玄学，南宋理学中深究事物本源的因素。自明代开始，一部分人开始从实践中寻找答案，逐渐行成了崇尚“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学派。从《天演论》，《海国图志》，到洋务，维新，民主革命。这批知识分子不断演变，在黎明前的漫漫长夜里，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
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象大学者郑玄的很多学术思想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
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 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
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知识分子爱琢磨，一旦脱离实际，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虚的方向发展。所以清谈者往往好玄学。玄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行为方式。
研究玄学的人，也不是因为怕掉脑袋，恰恰相反，玄学爱好者中大部分是当权者，甚至包括皇帝。鲁迅说过那时候的人热衷于当神仙，很多爱炼丹，结果吃死了不少人。于是另外一拨人觉得参透玄虚也可能成仙。结果玄学大行其道，并为佛教东渐打开了大门。
史书上确实记载有三国到晋初有些文化人不愿与当权者合作，又怕杀身之祸，所以他们。。。 不是搞玄学。。所以他们象阮籍那样装疯卖傻。但是这样发颠弄不好就触了哪位大老的霉头，结果被杀了的也不少。而清谈，玄学，正是当时上下热衷，而且还是上流社会的专利。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
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 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 隋唐始创科举, 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 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 官员定期要考核, 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 取而代之的, 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 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 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 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 又痛恨政局腐败, 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由是可知, 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
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 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 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 都算不得清流。
清议是一种政治舆论。到明代, 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 -- 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 那么自宋以后到明, 学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 明代的帝王为了控制官僚，言官、御史颇受倚重，于是他们也成了清议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
所以，两厂锦衣卫，也堵不住他们的嘴，魏忠贤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象万历帝，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 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 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清议比起清谈, 显然进了一大步. 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象海瑞那样抬棺死谏，就是清议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明代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清议积极的一面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就很难说了。且不说终有明一代，大小农民起义从未间断。明中叶鼎盛时期，小小的倭寇就横行沿海长达近一世纪。数十个倭寇就可以攻占一座县城，这样的奇闻怪事，居然屡见不鲜。
何也？ 因为从清谈到清议， 一个“清”字的魂还是没有变。封建文人士子，很自觉的和农工商区分开来，他们对经济，国防，民生之类的实际课题，仍然是不屑于动手实践的。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很难想象毕生之力用在背诵四书五经上的这个群体，能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
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些清议变成国会上的讨论，结果会跟红卫兵的大辩论一样，议员们的主要话题都会变成，痛斥对方是“一贯反党反革命”，或是“暴君！反民主！种族清洗！ ” 等等之类的大话虚话上去了。
我们千万不能误会，清议跟现代的民主风气实际是完全两码事。清议的特点，就在于“议”而不必管后果。而且，文士阶级天生就是封建王权的奴仆，“议”则可也，想做主是不行的。
就这样，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后来崇祯皇帝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 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晚明人才倍出，然而都在王权和清议的夹缝里挤得粉碎。例如袁崇焕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无怪乎崇祯上吊的时候长叹：“群臣误我”。
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买传统的账，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却并没有使清议销声匿迹，反而当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
明末清初，在经历了亡国之痛以后，一部分学者回头看看前明士大夫的那套作派，这样评价道：＂平时论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以辛辣的口吻，嘲讽了明代知识分子那种以清高相尚，耻于务实的风气。
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关心时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揉合着古代玄学，南宋理学中深究事物本源的因素。自明代开始，一部分人开始从实践中寻找答案，逐渐行成了崇尚“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学派。从《天演论》，《海国图志》，到洋务，维新，民主革命。这批知识分子不断演变，在黎明前的漫漫长夜里，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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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巷人家
2009-10-30 12: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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