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在当今大多数人观念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先看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文化，强调的是“化”，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富有生机与活力，尤其强调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的精神内涵，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文明，强调的是“明”，强调所达到的程度、水平与状态，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客观地把握的结果。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区分。文化是culture，原义是耕作与培养，强调生态的过程；文明是civilization，原义是城邦、礼仪与风俗习惯，是物化的生活，被认同的客观规则。文化与文明两者都是人所拥有的，但文明倾向于达到的结果，文化倾向于创造过程中主体拥有的心灵状态。但是，今天大家谈及的文化，包括许多学术概念的文化，媒体舆论上的文化，大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指的是某种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倡导文化建设，通常是打几个条幅、喊几句口号、表演两台节目、搞几项文化工程，它们是做出来的、表演出来的，是一种铺张、排场和摆设，是一种形式化、外在化的东西。（笑声）我们平常说的传统文化，也不再是活的文化了，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已经死去，已经定型，而不再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运行着的文化。

在中国人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起作用。文化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而言，是存在于人内心并支配着主体言行的精神内涵。就此而论，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化通常并不是文化，而是文明，即脱离了人之外的已经存在的文化结果。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就它关注的重点不同，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其实，美国人也承认，他们注重文明思维。在全球化的时代，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既定力量，每一个民族无法摆脱，它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文明力量。小布什总统是这种力量的典型代表。“9。11”之后，他不断强调，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文明的立场，一个是野蛮的立场，大家只能在两者做出选择，没有中间立场！我代表文明，拉登代表野蛮，要么支持我，要么支持拉登。文明与野蛮，变得如此简单！如今世界上物质化的、现实化的文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于是，我们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已经达到的状态，作为追逐的最终标准，并用它来衡量现状中的一切。这种思维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的命运。今天中国的主导思维也是文明的思维，美国人今天的状态，就是我们明天要达到的状态。我们口里不说，心里实际已认同了这一点。（笑声）只有一个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活力的人，具有独立思考的人，选择着、探索着、创造着的人，才是文化的人。然而，这种文化状态，在中国沉默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是一个文化缺席的社会。

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看到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他承认，在德国以外的世界中，对文化一词并不看好，英美思维主要是文明思维，他们秉持经验主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现实的东西为目标。英国文化较早就成熟了，经验主义的思维从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中已经成型，这种思维在美国的强大过程中被再次强化。但是，在德国人的思维里，有更多的文化色彩。最早的宗教改革者是马丁•路德将德国人的心灵引向更深的文化状态，他告诉这些处在封闭的欧洲中部的德国农民：上帝不存在于彼岸，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只要你虔诚地信仰上帝，在自己心中与上帝对话，就能通过上帝把握自己。这既培养了人的理性精神，也培养了人的感性体悟。从那以后，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区别于西欧各民族。他们看上去沉默寡言、古板严肃、不懂幽默，甚至不会微笑，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内心世界里的冰山一角。他们内心的充实，我们可由德国的音乐、哲学、文学里略见一斑。德国艺术家不屑于创造绘画这样看得见的具象化的作品，而更愿意创作音乐这样流动的抽象化的作品。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来自于德意志世界，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成为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奥地利也属于德意志世界）。马丁•路德之后的加尔文宗教改革，则通过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寻找上帝，关注的目标是对象。德国执着于文化，英法则更创造文明。

加尔文教改革之后，英法等西欧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德国并没有，德国人保持着中世纪那样简单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从日常生活上德国人是落后的甚至原始的；在政治、经济上德国人没有什么起色。但是，德国有最虔诚的基督徒和最深刻的哲学家，而且，这些哲学家一律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又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德国哲学的个性特征、思想深度和自由精神，都是其他民族的哲学难以企及的。德国人在音乐和文学艺术上，也达到了世界的巅峰。就连德国的语言，也是最深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德国仍然无动于衷。直到拿破仑崛起，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时，德国人才开始躁动起来。哲学家们精神的、理念的、文化的东西，不能只存在于内心，而要外化，要异化，要走向现实世界，要在物质领域中发展，最终回归精神领域。比如说，普鲁士人要走出内心世界，决心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强大国家。但是，他们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思路很不一样，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中国人认为是洋枪洋炮厉害，于是赶紧去购买。普鲁士皇帝却意识到，国家要强大，首先得在科学上强大。德语中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所有学问，所有属于人内心创造的文化。在四分五裂、流尽鲜血、割让土地的境况下，文化教育是德意志强大的前提，而要实现文化的崛起，首要的是兴办教育。正在此时，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哲学家费希特，站了出来。费希特是给早期马克思影响很大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几乎震撼了整个德意志世界。德国的精英们意识到，德国要强大，首先要办一所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这时，教育部长洪堡成为内阁中最重要的人物，比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更突出。洪堡用其深远目光和惊人胆识开创了第一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它就是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就是费希特。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有名的研究性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耶鲁等，在十九世纪前都是不入流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才有点现代大学味。凭借什么完成这种转换的呢？就是以柏林大学为楷模进行改革。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崛起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区。柏林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核心在哪里呢？首先，它是整个民族的精英份子的精神摇篮，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而不止是教育未成年人、培训年轻人职业技能的一种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空间，它只有一个目的，促进人内心的自由发展。大学不在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这样，它只不过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掌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大学的。柏林大学在二十年内也很快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中期，柏林大学培养的人才，几乎占据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德国的自然科学本来是一片空白，大家想想，尽管歌德对于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科学思维当时都是可笑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自然科学家做出的贡献，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科学家们所做贡献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德国的大学由于文化根基深厚，它的独立思考能力、个性特色和自由精神都是任何其他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在位于英法等国强弩之末的情境下，德国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而文化与科学的中心，当然又是技术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它当然就是世界强国之一。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对今天还是很慢的，但普鲁士仅仅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国家，这随后完成了德国统一。德国在很多方面很快地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这就是德国人的文化立国。

大学是一个文化特区。何谓文化特区呢？最早的欧洲大学象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教会脱离出来的，但它们保持对于世俗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德国皇帝保证大学的所有经费和开销，大学国家最穷的时候可以无条件地获得皇帝经费的支持。按我们的理解，既然拿了皇帝的钱，德国知识分子都得听皇帝的话。是这样的吗？一定意义上是，连恩格斯都说过，德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不具备战斗性的小资产阶级。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皇帝保证知识分子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学术和思想探索绝对自由。因此，据说有一位教授竟然直接唾骂皇帝，皇帝一不高兴，把他给解聘了，他马上跑到巴伐利亚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皇帝反省自己的狭隘，用高薪把他重新聘回来。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还用得着跟皇帝对抗吗？不用了。再说一个例子，费尔巴哈本来在神学系，可后来他变成了唯物主义者，他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对他如何惩罚呢？把他从神学系调到了哲学系。（笑声）可见，德国大学真是个文化的自由特区。我们中国有经济特区，可是，我们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要有一个文化特区。中国人今天一想到国家要强大，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强大，而未曾想到，文化的强大才是国家强大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立国的道路。我把话题引到朱学勤先生《文化革命与“文化革命》上来。朱学勤先生的知识背景可能主要是英美文化与法俄文化的对比。如果他研究一点德国崛起的历史，可能不会得出最终的结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与文化没有太大关联，最好的社会转折，不需要文化的转折，只需要政治制度的转折。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只要政治体制变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认为，法国人变革失败了，正因为他们将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搅和在一起。他同时认为，英国和美国没有文化革命。是这样的吗？英国人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实现了他的文化革命，不过，革命进程是平和的，但也是异常深刻的。回味英国的思想史，看看培根是怎么一回事，看看威廉奥康是怎么一回事，看看新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会明白，英国人早就实现了文化变革。如今，很多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强大，是因为建国之初有几十个人关在一所房子里讨论并撰写出一部好宪法。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肤浅理解。试问，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哪里？我知道，清华有一位教授曾经说过，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于，美国有一部宪法。（笑声）可是在我看来，美国之为美国，在于它是一个由清教徒创立的社会。美国的最早移民并不是清教徒，但我们现在都公认，美国移民的始祖是清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开创了美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美呢？它是由一群一心想要攫取财富的人开拓的，他们被物欲所支配，他们的确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运往欧洲。相对而言，北美的开拓者是一批禁欲主义者，一批虔诚的基督徒，一批要在人间实现上帝荣耀的清教徒。这些人凭借内心的信念和精神，开拓了美洲，发展了后来的美国。所以，美国的成长，也是文化先于政治和经济。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灵魂。打个比方，细胞用肉眼无法看到，在显微镜下才可以被看见，细胞之中还有最无形的东西，它是生命的内核。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脑，支配了人的神经中枢。文化最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最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都应是文化的崛起。

近代中国曾经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有文化，但是它早已烂熟，文化之中凝固、定型的东西远远超过其活跃、生机的东西，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创造力。鸦片战争中，我们遭遇到西方强大力量的冲击，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强大，却难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所以，当中国人被迫打开视野，向西方人学习时，只懂得学习别人的文明，直接地说就是洋枪洋炮，大而言之曰器物。在朱学勤先生看来，洋务运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在设法取得器物层面的进步，跟着西方的文明在前进；戊戌变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设法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但在我看来，接受西方文明的外壳，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另一个民族同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日本。日本原本是一个文化上模仿、自卑而孤独的民族，当遭到西方袭击时，它就想，既然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为强大，那么，有必要从内心深处向西方学习。中国打开国门时，派遣的只是采购官员，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而日本呢，他没有这么多的钱呀。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插一句，在另外的场合，我多次讲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经济并不落后，甚至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4％，超过今天美国的水平。中国的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过富裕，西方人穷得不行，都快支付不起从中国进口原料的费用了。（笑声）直到洋务运动时，中国的银子还是很多的。大家不相信也得相信，西方人开发美洲，从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银矿中提取银子，但是，这些银子一半都到中国来了。中国的银子又叫做银洋，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银子是外国人乖乖送来的，有些银元上面还刻有墨西哥鹰的标志。（笑声）为什么西方人送银子给中国呢？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和香料，而中国不需要西方的什么物品。中国人有的是钱，去购买西方现成的枪炮，这种购买是不需要内心世界参与的。日本人没有钱，却有内心的震撼。日本外派的不是官员，而是留学生。当时，德国宰相俾斯麦，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德国人，凭借德国人固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做出了判断：日本将崛起为一个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懦弱、腐败，最后任人宰割。不到三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有世界第六大海军之称的北洋舰队，被一个全国正在饿肚子的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被注定了直到今天还未曾改变的命运。日本的崛起也是文化的首先崛起。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头像至今印在最大面额的日元上，他是日本第一所大学的开创者。韩国也早有文化立国的口号。连台湾的陈水扁，也早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笑声）他从一个街头政客登上总统的宝座，这次又连任，他知道只有文化意识形态的手段，才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工具。而在中国大陆，除了我之外，似乎还没有人倡导文化立国的理念。

回到刚才的话题，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看看连小小的日本都超过我们了，还让我们赔偿了上亿两的白银，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开始反省，但仍然没有反省到文化的深度，而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于是发动了戊戌变法。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反省到的也是这个水平：看来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还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戊戌变法夭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海外，这时，发生了朱学勤先生认为的一个歧途：戊戌变法的这些参与者们，不反省自身的错误，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从此以后，中国就走到了歧路，这歧路的根源就是梁启超。（笑声）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更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新民说”，要培养新的一代人民，在此过程中，教育和文化建设，是民族崛起的真正途径。梁启超之后，有了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在此我插一句，我不得不佩服，朱学勤先生在有一点上与我是完全一致的。（笑声）如今多数人认为，毛泽东背叛了“五四”精神，他与鲁迅的立场是对立的。朱先生揭开了这层迷雾，他说：毛泽东与鲁迅是一路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五四”青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我看来，恰恰是有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中国的二十世纪才可圈可点，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人物，中国的二十世纪将是一片平庸。蔡元培的北大，是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所建立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北大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没有北大，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大家想想，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北大。没有北大这样一个文化温床，不可能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也不可能改造后的国民党。（笑声）大家可能并不同意，但是我仍然要阐释一下自己的观点。孙中山的国民党本来一无成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强大起来的关键。军校的一大特点是：与共产党结合，改组国民党，使自身不再是一个会党组织，而是一个文化组织，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这个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形成他几十年政权的基础。蒋介石的成功，不在于他是总统，不在于他是委员长，而在于他是校长。毛泽东的成功，也在于他是一位教师。毛泽东早年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国藩，曾国藩令他佩服的地方，不在于军事天才，不在于政治谋略，而在于其文化底蕴、其取得人心的胸怀与见识。毛泽东晚年的时候，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喜欢的称谓不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而是导师。今天，我们把导师叫做老板。（笑声）那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了雇主和打工仔。毛泽东与他的跟随者，是师生的关系，是文化传承的关系。我们再总结一下，中国二十世纪的主要成就，无不是与几所大学、几次文化运动相结合。北大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史，黄埔军校成就了国民党的几十年政权，延安的文化运动成就了共产党的政权，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就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面对着强大的西方文明。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堕落的、腐朽的、没落的，只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是最高尚的。因此，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最多的是经济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到了今天，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制度文明，比我们也先进。所以，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媒体以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的核心任务。以上两种思维，都是文明的思维，而不是文化的思维。

德国人和英美人的区别在于，德国人更加强调文化的思维，而英美人更加强调文明的思维。但是，不能否认，英美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力量，只不过文化力量在英美人的眼中不被突出。补充一点，二十世纪美国的强大，离不开德国和俄国的推动。大家想想，十九世纪时，美国没有真正的大学，哈佛麻省等远远不如我们今天的北大清华，而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不少大学成为世界一流，这种转换怎么来的呢？它不仅受到德国大学体制的影响，而且受德国科学家、思想家们的影响。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的、俄国的文化精英到了美国。美国大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进行过一场大的变革，它们来是注重实用主义的，就是这种理念，使得美国的大学在当时甚至连苏联的大学都无法竞争。特别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意识到自己文化教育的落后，开始了全民的反省。美国大学脱胎换骨，由注重理工科学和专业教育转向注重人文科学和基础教育。经历了这番变革，美国才能稳住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中国，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维，我们也有文化的思维，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着不同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但我尝试着把这个想法说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个地域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一个以江浙沪为代表，一个以湖南为代表。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维。今天，你打开电视会发现，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笑声）朱学勤先生就是上海人，在网上他理直气壮地讲：就是要让上海的干部到中央去，到全国去，主导中国的方向，这是顺应全球化、国际化的合理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千多年来，由于大运河对南北交通的作用，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江浙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内外贸易发达，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复一日的生活，而更多的是物质生产、流通、增值，在这些看得见的层面上，容易找到人生的乐趣，这造就了他们的文明思维：考虑问题从现实、效益、结果等出发，认同强势力量，讲究理性、妥协、计算。

今天，江浙沪贡献了一种典型观念给整个中国，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笑声）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革命，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对抗敌人，讲造反有理，没有道理可讲了，老子就造反。后来，我们讲改革，改革怎么改，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什么大道理了好讲，干脆不要争论了，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能闷声发大财：洋人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这叫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典型文明的思维，按着别人既定的、先进的、有效的方式前进，它带来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江浙沪人。

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带情绪，“我是江浙沪人”！“我是湖南人”！“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以此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任何带有自己特定地域观念及相应立场，都是灾难。只有在不同立场的对话中，中国才能找到希望。

与江浙沪人相对，湖南人拥有更多文化的思维。湖南人是楚人的后裔。楚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南蛮。中国历史上，有两种重要的野蛮人，缺乏了他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法书写，我这里的“野蛮人”是指没有文明化的民族，不带歧视和蔑视的意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明呈现二元的结构，如果我们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话，那么，母系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乡土中国，父系是来自农业社会边缘和外部的野蛮人势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都与野蛮民族相关，典型的中原农民，是不可能建立起伟大帝国的。中国的野蛮民族有两大种，一支是北方蛮族，一支是南方的楚人。春秋战国时，楚人与中原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中原民族是农业社会，守礼，守规矩。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强调名教，纲常，伦理，是典型的中原农业文化。而道家文化，强调个性、想象力、自然状态、生命活力等，是楚人文化的反映。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具有不被约束的生命冲动。所以，中国文化要稳定下来，必须依靠中原文化，而中国文化要活跃起来，必须依靠道家文化。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楚人身上。楚国的中心本来在湖北，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压，在洞庭湖和五岭之间，受到阻碍，这里既受到西部、南部山区苗裔的影响，又与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粗犷、蛮横、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导致湖南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豪杰。（笑声）具有蛮横的生命冲动，假如他走不出狭小的圈子，视野窄，机会少，主体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华，就很容易变成土匪，湖南的土匪是中国最厉害的土匪，准确地说，应该是最厉害之一，东北、广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笑声）假如能够走出小圈子，视野开阔，获内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就能够创造革命性的成就，比较容易成为英雄豪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呆在家里的湖南人都是土匪，走出来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杰。（笑声）

二十世纪的中国里，江浙沪人和湖南人在交替之中，体现着典型的两种性格。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的时候，湖南人占主导。改良运动的时候，谭嗣同就有了革命精神，再看看革命运动中的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发起，但武汉没有保住首都地位，相反，经济中心南京成为首都。但这样一来，革命势力马上软弱了，不久屈从于北方的袁世凯。一批不服气的人，如蔡锷等发动起义，开始了南北对立。北伐开始，其中相当多的硬汉子是湖南人。当然，我还很想把一些湖北人、广东人、广西人也拉进来。（笑声）北伐胜利，蒋介石建立政权，其中的主导是江浙人，尤其是浙江人。蒋介石政权在文化创新上没有什么建树，他更多的是文化吸取，既包括中国传统，又包括西方，也认基督教，谁有益就认谁。蒋介石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混过，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注重与国际接轨。（笑声）国共合作分裂后，共产党中一些人拉起队伍干革命，虽然并没有多少次是在湖南干革命，湖南人在湖南人干革命马上变成土匪了，所以湖南没有太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绝大多数是湖南人。领袖级、元帅级和大将级的人物之中，百分之六十的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四川人，再其次才是江西人、安徽人人。

湖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更多地接近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湖南人受到压力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女性，他就是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晚年她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一把火就烧了它。（笑声）农民不愿意闹革命，只想呆在家里，守着几亩田，怎么办呢？红军里的一些极左分子，干脆把田地烧了。这位女革命者也干过这种事情，她的丈夫跟农民冲突起来，被农民打死，她拿起一把大刀，冲过去就把那个农民杀掉了。引申一下，湖南人比较容易刚愎自用，以自我为中心。因此，越是有强大的力量压制他，他越是具有无限的反抗力。读毛泽东的诗词，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毛泽东年轻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风力益增其怒嚎。”越是遇到巨大的阻碍，人的生命意志越是能被激发出来。毛泽东与遥远的德意志文化有某种心灵的沟通，他青年时代读过的西学著作，主要来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一口气写了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同情战败国德国人的境遇，并且看到德意志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迫使英法美等国承担代价。果然，后来出现了希特勒。（笑声）

早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就看到，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另外一位著名人士杨度也说过，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湖南人。彭德怀也是典型的湖南人。后人看待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时，经常以浅薄的道德观念进行评价。彭德怀如何的光明磊落、坦率直爽、高尚真诚，毛泽东如何的阴险狡诈、心机算尽、心胸狭窄。其实，毛泽东和彭德怀，典型地都体现了湖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他们是共产党内的两大硬汉子。彭德怀很难通融他人，与人相处。从彭德怀年青时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很难诚服于另外一个人，大多数时候，他以自我意志作为最高意志。他获得别人的赏识，别人提供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最后，彭德怀都会超越他。彭德怀与毛泽东当然有区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把握上，彭德怀是无法与毛泽东相媲美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彭德怀的刚愎自用与毛泽东是一样的。这就酿成了两人最后的厉害冲突。具体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彭德怀的性格造成了个人的许多悲剧。如家庭之内的不和谐，党内的孤立等。在党内，他没有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当他被批斗时，有人包括他的部下，都往他头上扣痰盂，刷他耳光。当然，这里我没有任何责备这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本人的意思，我只想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其实，彭德怀打倒别人时，和别人打倒他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彭德怀打倒过粟裕，另外一位硬骨头的湖南人，他们的冲突是两个最自信的湖南人的冲突。彭德怀借助于自己的威望，还打倒过另一个湖南人肖克将军。肖克被打倒后，住进医院，口吐鲜血，医生把检验报告呈交上级也受到处分，另一位长征下来的老干部，仅仅说这一句话，让粟裕受到批判的那个他制定的军事文件，是通过毛泽东和彭德怀审阅过的，当场就被撕下领章和帽徽，随后发配至新疆。可见，彭德怀在政治斗争中，在打倒别人时，也是六亲不认的。彭德怀被打倒时，另外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是当然的支持者。刘少奇也是位典型的湖南人。在刘少奇与高岗的斗争中，彭德怀站在高岗一边，所以，在打倒彭德怀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两个硬骨头的湖南人之间的冲突。一群湖南人相处时，最麻烦的就在于，每个人都自信，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内在精神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置于至高无上。（笑声）

毛泽东时代过去了，政治运动造成的混乱被平复了，邓小平把我们带入了平和、务实的建设年代。伴随着这种转换，自然地，江浙沪人的思维开始抬头，江浙沪人中的精英慢慢演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而湖南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每一个看得见的领域，都是文明，都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仿佛少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自我的、独立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们越来越感到萎靡不振，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信心，我们越来越发觉心灵生活的枯萎，中国人的文化领域慢慢淡化了。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独立自强，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竟然敢于想象：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果然，一定程度上，我们做到了。就说科学领域吧，二十年多前，我们还有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在很多领域，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西方人研制出光纤后的第二年，中国人也研制出来。苏联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后的第十三年，中国的“东方红1号”也上天了。但是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说：他是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他已经在某个领域创造出哪怕一个新理论、新方法或者新概念。中国科学的春天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忙着与世界接轨。（笑声）什么叫“863计划”？它的关键词是“跟踪”。也就是说，以别人为楷模，为典范，跟着别人的方向前进，还试图在别人既定的模式中与别人赛跑。从前，我们还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如今，我们不但不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连彩电、冰箱这样的产品，知识产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甚至我们喝水时，都追逐着可口可乐，这代表着我们对西方现有文明的依附。（笑声）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高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中国人丧失了文化，只知道跟着西方的文明走时，中国将坠入一片打工仔的汪洋大海。中国的工人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工程师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科学家也在为别人打工，只不过是打工仔中低级与高级的区别。（掌声）

在文明的思维支配我们的今天，似乎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经济这么发达，消费品这么丰富，生活条件这么优越，文明有什么不好呢？也好。可是，我们会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中国哪怕再有钱，面对西方国家时，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二流民族，甚至是三流民族。美国的曼哈顿高级住宅区里，也有挥金如土的中国人，不过，他们并不感到骄傲，他们的微笑都是萎缩的。中国的留学生到国外，很多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连小日本都可以瞧不起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只能是行尸走肉的，它是在别人文明之光的投射下而产生出来的复制品。

在毛泽东时代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对于湖南人的性格极端具有重要的中和作用，他调和着那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因此他在后人的回忆成了一个“没有缺点”完人，这就是周恩来，一个江浙人。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当现实向江浙沪思维转化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中国缺少了另外一种性格。于是，人们心中崇尚着另一个偶像，在八十年代，这个人是胡耀邦，他可谓是革命的湖南人中的最后一位。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全民哀悼，他的葬礼规模可能仅次于毛泽东，甚至引发八九年的事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格的缺失，中国人自信心、意志力的疲软，于是又推出了一位政治偶像，那就是贵校校友朱镕基先生。

湖南人和江浙人，一个侧重于内在的文化力量，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这是两个极端，哪一个极端，都不代表完美的状态，它们需要某种综合与协调。在中国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是缺少文化的活力与凝聚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是文化缺席的社会发展过程，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庸劣质、缺乏创造力、人云亦云。文化沉默了，连一个法轮功都能在中国社会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名大学者，竟然认为中国人不用谈文化，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就行了。我只觉得：中国学者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