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四人帮”反周总理，是近30多年，一伙走资派、文痞闹得最凶的问题。涉及重大事件的就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总理)”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反革命动乱”等。在此仅想介绍一下周总理同江青同志间矛盾，说分歧也行，是怎么引起的？

    秋石客同志发表文章说，到目前对周恩来的评价有下列几种：“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官方对他的评价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当时就有人提出评价不足，认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军事家。并成为‘四.五运动’的借口和诱因之一”。

    文章说：“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时间，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许多大案都有他的签字。周恩来对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文章说：“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

    文章说：“对于周恩来晚年究竟干了些什么，拿我个人来说，也一度有怀疑，认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后台。直到最近几年，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历史真相”。

    文章说“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直到最后总理死，邓小平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有书回忆，叶帅到总理死前还特别交待，注意总理，希望总理留下点什么话和文字，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事实。另一半，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通过这件事，我们可见总理做人是多么的困难。其结果却是一方面招致江青等人怀疑，另一方面，老同志也不满意，一片好心，不得好报，老天是不公的”。

    (注：以上参见秋石客同志发表的文章“周恩来是毛主席亲密战友”)。

    另外，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第241页也有介绍：“江青虽然时不时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也时不时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还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同志，他告诉我：江青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于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还说：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里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都不允许贴总理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复盖给总理贴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注：原文注，这段文字选自《王力反思录》第243页)。

    我选这几段文字，前面秋石客同志文章中的那几大段内容，许多书刊都能找到类似内容，仅后面戚本禹同志等讲的，所见不多，但很合人情味。仅从这些可判断江青同志同周总理之间，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互相很信任，但后来江青同志对周总理有怀疑。这个分折我认为符合事实。但上述几段文字，基本上解开了江青同志为什么对总理产生怀疑。在此，我补充的是，约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后不久，社会上散布了不少关于江青同志的谣言，特别是造谣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了江青同志后写一本什么“红都女皇”的书，造谣周总理把这事“报告了毛主席”，使江青同志遭到批判；还有说是周总理要把该书版权买下来。这个谣言，在驻京部队流传甚广。约2至3年后，才见到一些小报对此进行了辟谣。现已查明，维特克于1977年发表了《江青同志》一书，此时周总理已去世一年多，毛主席也去世约半年；江青同志早已被绑架关在监狱。这时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内容将是怎样？不介绍也能想象到(注：写得较客观，反不像有些中国人落井下石)。这类离奇谣言从内容到后果都表明恶意挑拨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加上那几个复辟派，在这同时，经常到医院“探望”周总理，加上周总理顾全“老战友情分”，虽严词以拒和他们一道搞政变，甚至把他们逐出门外，但周总理并沒有把如此严重问题报告毛主席、中央。因此，造成江青同志起疑，周总理也有一定责任。从今天折腾到如此党不党、国不国，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的现实，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定会痛心自责。这可能是周总理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误。毛主席病重时同华国锋等谈及：“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这些就是造成江青同志猜疑周总理的总根子。加上叶、邓、胡(跃邦)精心策划、煽动的1976年清明节4.5反革命动乱(注：对此，前面已作了介绍)，使矛盾更加深。但靠造谣、搞阴谋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败露，结果只能是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此，我再次重申：1976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广大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真心实意去掉念总理的，必须同那几个阴谋策划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严格区别开。

    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同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互相信任、支持的；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挑拨，制造了一些误会。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更让人看透了造谣、挑拨者的丑恶嘴脸。

    当前岀现的新动向是，一些文人感到近30年把“文革”时期周总理同毛主席对立起来，以此贬毛扬周，同许多史实实在说不过去，对不上号。而创造一种新理论：“文革”期，“毛离不开周、周紧跟毛”，虽文中文字上避开了那个“决议”，但实质比那些反毛文痞们以“决议”为纲，全盘否定“文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把毛主席同周总理捆绑在一起否定，进行诽谤、攻击。其代表作：就是在美国吃洋面包的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两人编造、2010年5月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在这些貌似“公道”的文人笔下，其通病是无条件信奉“决议”，而否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更无视走资派风行了近30年，中国腐败到了古今中外没法再腐败的腐败。包括他们寄居在那里啃着洋面包的美国，在这伙文人眼里，美国随意入侵别国屠杀上百上千万平民百姓，是“美国强盛”，在“维和”、“维稳”。然而，在他们的书中，对待生他养他的中国，就是另一标准：毛主席决策、周总理贯彻实施的“文革”，周总理点了200多人的名(被整了)，毛主席就成了“暴君”、周总理成了“恶相”。但说“文革”整了200多人，这话还较公道，说明毛主席领导的“文革”整人不多。但怎么能得岀毛、周成了“暴君”、“恶相”的结论呢？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用这伙吃了洋面包的中囯文人的话，整了200多人，就成了天大的罪孽，而不可饶恕。我还不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货真价实的疯狂从事篡党夺权非组织活动、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个事实，恐怕这已是谁也没有本事歪着嘴巴再否定的事实。即或这200多人“全整错了”，则近30年被这伙“整错了”的人中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篡权后，杀害了多少干部、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这伙被“整错了” 的，“文革”期大多只是被批了几下，而大多都养在医院等单位，他们最大损失就是丢了一段时期的“官”，毛主席去世前，大多重新工作，但还是怨气冲天。这伙人中，在战争年代，真正浴血奋战的是少数，相当一部分打仗是熊包，甚至是逃兵。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天下第一，就这伙人后来是对“文革”、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进行反攻倒算最猖狂的一伙人，他们犯下的罪行远比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主回乡团还残忍。那些吃着洋面包的中国文人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心，定会感到“文革”对于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如果说“文革”有不足之处，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伙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太心慈手软了，而造成中国当今腐败、卖国成风，许多劳动人民人头落了地。这血的教训，极为沉痛。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得愈残酷，反抗得愈利害，人民在反动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觉醒过来，中国的第二次“文革”总将会发生，该打倒的决不是200多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也再不会心慈手软，血债必须血来还！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坚持的。不知吃着洋面包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文人对此有何高见？

    恽仁祥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