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吗？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应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务必清醒认识文革的不足。
左派不能放弃自己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如何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究竟是如何展开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如何鉴别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它？怎样识别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已经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真正完成，其已有的实践，还充满着扭曲、谬误和失败。这也正是造成毛泽东年代的阶级斗争实践频频遭遇困难、最后竟然成为右派复辟翻案、妖魔化整个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饱受诅咒、污蔑和磨难的革命，如果要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澄清原有理论遗产中的含混和不足，直至推进理论范式上的革命，而不止是满足于重复原有的那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码化的表述。
第二，不能再承认所谓的“毛主席晚年错误”。
文革有消极面，死没死人？肯定死了，而且不止张志新这几个。但是，如果说死人就否定文革的话，那么北伐死了多少人？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人？这笔帐只能算到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头上，难道还能算到北伐和解放战争头上不成？！两千多年来，以上帝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只怕也不下千万了吧？以阿拉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为数也不在少。这笔帐，难道不是算在去实施屠杀的人头上，反而要算在上帝和阿拉头上？
我还是那句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中国历来有个奇怪的法庭，具体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说出他们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生产等罪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真正破坏生产的受了极轻的处分居然还说成是“迫害”可以平反，罪责却一定要推在文化革命和工总司头上的。这种手法也不新鲜了，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杀害了许多无辜群众，却把江西的残破归之于共产党的烧杀。秘鲁反动当局大肆杀害人民，却归罪于“光辉道路”。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非洲将很多老殖民主义者赶回了老家。非洲人民自己也非常兴奋，我们黑人自己来管理工厂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干部更糟糕了，贪污受贿、没有规矩，广大的职工意见更大。但，是不是因此就应否定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了呢？文革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某些造反派掌握权力后腐化得更快。但能够因为这样就否定民众对官僚集团的斗争吗？
文革期间，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多着了，不能因为他们干了坏事，就归咎于这面红旗。文革只是一个名字。毛泽东也只是一个名字。应该循名责实，而不应该因名废实。当年纳粹也说是社会主义党，能够因此就把纳粹犯的大罪归到社会主义上吗？文革中，内人党案件，还有广西韦国清杀人，这些人难道是文革的拥护者吗？他们难道不正是人民造反的对象吗？群众哪有本事杀人，造反派群众既没有组织资源，又没有武装资源，他们只有被官僚集团欺骗和杀害的份，而且事后还要为官僚背黑锅！官僚集团掌握组织资源，军事力量，造反派有什么？只有毛泽东的支持而已！当官僚集团扛着红旗反红旗，把造反派的政治支持也争取过来后，造反派只有一派涂地的份！文革中的迫害者，很少是造反派，而是官僚，军队干部！干部子弟！真正去冲击官僚机构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没一个有好下场！联动杀了多少人，一点事情也没有！时势一变，又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可是78年后，造反派坐了多少年的牢！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后来在改革年代“先富起来”的！真正的造反派，也就是跟官僚叫板的人，怎么可能在文革后依然飞黄腾达？早就关到牢里去了。真正的造反派永远也不可能掌权，这是力量对比决定的。
现在说得什么事情都是毛泽东搞起来的，毛泽东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有人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宋任穷的女儿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结果，宋女就改名为“宋要武”了，学生都动不动就拿皮带抽人。可是，毛泽东还说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文斗，比如不设国家主席，怎么没人听呢？无非是视乎自身阶级利益而已。
如果把颠倒歪曲了的文革历史恢复真相，就会发现：该期间所发生的许多暴行和罪恶，竟然是出自官僚主义分子之手，为了镇压和误导群众运动，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规定，以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堂皇名义干出来的。著名作家韩丁观察到："党内的右倾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是积极地推行'极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来推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并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形"左"实右，以至到了真假难辩、一团混战的局面。
文革与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历史存在，王力雄说，毛泽东是中国头上的一把剑。尽管他跟我立场不同，但我很赞同他的见识。这把剑对于官僚买办阶级来说是有很大威力的，为什么我们要扔掉它呢？如果走到民间去问一问，会发现大多数民众，还是信任毛泽东的，还是崇拜毛泽东的，谁不喜欢毛泽东呢？官僚买办，还有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受到的伤害到底是谁干的？不正是官僚集团和高干子弟吗？知识分子们宁愿得罪死人毛泽东，却不敢得罪当权派！
马宾同志说得好：“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主席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主席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失败了并不等于就是错误。如同马克思评论巴黎公社的失败那样，并不是错误。如果非要说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有失误而失败的，那么，造成这个失误的恰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有意破坏造成的，然后把责任栽到毛主席同志头上。”
（二）毛泽东是暴君、专制帝王吗？
真正“暴虐”、“专制”的是哪些人呢？所谓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少奇，用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后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据说，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韩爱晶给蒯大富偷递了一个条子说蒯，你组织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是你公民的权利，他们非法关押你，残酷斗争你才是违法的。道理应该是这样。刘整了千百万人后被打倒（用“民运”一位秀才的话说，刘是整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么他整的千百万人都是正当的，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传？居然持续了几十年。刘少奇是怎么死的？病死的。江青是怎么死的？自杀的。然而，到底那个是是受迫害，这难道可以如此颠倒吗？邓有资格批评毛吗？先把六/四染的血洗清了再说吧。
党内高层6个最能整人的人——刘、邓、彭、康生、罗瑞卿、周扬，文革中被打倒了5个。当时不打倒这5个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来，无非是第二次“反右”（ 57年反右，在基层基本上是镇压批评官僚的左派）。就拿彭德怀来说——人们为了利用他来反毛，故意掩盖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主要问题是“里通外国——，1957年，一进北大的门，就要把贴大字报的学生统统枪毙”。陈云说，如果毛泽东1956年去世……，或者说如果让上述人替代毛泽东，仅一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能比毛泽东做得好吗？
文革初期，官僚集团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例如，刘少奇是老婆子女齐齐上阵。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四清时，王光美搞的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不就是个整人的“经验”吗？坐飞机也是王光美在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在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已明显靠边站，又有了向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宪章“十六条”，各级党政领导就老实了吗？不，他们几乎是完全一致地公开顶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的明文规定，直接组织领导更大规模地整群众、知识分子、干部，一些地方还直接使用了专政工具，不少还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线。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好像从父母那里得到秘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破四旧”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慑整个社会，以“血统论”作杀手锏，目的是压制、镇压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直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破坏正常的法制秩序，就是这群“红后代”们首开先例，大开先例！这是阶级利益使然。他们的胜利也是力量对比决定的。官方史书上把他们描绘成被迫害的沉默的一群，甚至于说他们被打死还喊毛泽东万岁——愚忠到这个地步。世界上哪有这么笨的人？一两个是笨蛋，一个社会集团不会不清楚其利益取向的。——邓小平当政后，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所谓“三种人”）被关进大牢，至少也是“终生不得重用”，而对于高干子女的这些罪行，文革后，专门下了文件，不予追究，因为他们是反对“四人帮的”。其阶级立场何其鲜明！
必须指出，文革中的迫害行为，部分确实是年轻幼稚、成分不纯的造反派所为。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压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发则必速、必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官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他们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如今那无耻之尤的魏/京/生就是联动干将。他们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如老舍当牺牲品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受迫害者了！然后搞起了官倒！九大之后，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在江苏，严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达50万之众，死伤数万，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68一69年，许世友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子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在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为文革大屠杀，还是“反文革大屠杀”呢？以湖南“道县事件”为例。老石同志根据在湖南看到馆藏的原始资料指出，事实十分清楚：为了对抗中央1967年7月下旬给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平反，以“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名义，控制道县实权的县武装部，1967年8月，召集区、公社武装部负责人和保守派组织负责人开会策划，又秘密发枪给保守组织“红联”，企图在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前彻底摧垮“湘江风雷”派的道县“革联”，造成即成事实，但是没有攻下“革联”抢枪后所守的县二中，于是以打击地富四类分子现行活动为借口，“全县10个区、1个镇、36个社都发生非法杀人事件”，发展成为大规模屠杀，对象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而“革联”立即发表“紧急声明”，并派人冒险突围去省城长沙向社会和部队“紧急呼吁”制止这一屠杀事件，省会许多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之后，6950部队（47军）进驻道县，制止了屠杀的继续。
所谓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主要是久已不满的高干子女，借助了群众长期革命的疲倦，搞打、砸、烧，最后当局派出民兵，抓了几十个人，没死一个人。全国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还是反对他们反毛的人。平息、驱赶时，没有带进去一支枪，也没有水龙头、催泪弹，恐怕美国这些“民主国家”也不会做的这样好。想想二十三年后的坦克车、机关枪和整建制的野战军……邓小平集团有资格说别暴虐吗？
（三）文革破坏了生产力吗？
现在有不少人意识到我国生产力在所谓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不能真正明白这种发展和文化革命的联系。有些朋友包含着这样的思想——革命制造公平，官僚主义促进生产（就如现在所谓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一样，这是个伪问题）。有不少反对官僚主义的朋友甚至提出了“不能光看生产。”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甚至多多少少还相信，文革的成就是“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而一些更糊涂的同志实际上还是认为文化革命以来生产力并没有发展。
到底是谁破坏生产？是左派还是走资派？以上海为例，曹为平回忆说：
为了对抗文化革命，上海陈丕显、曹狄秋等人召开司局长会议，说是以前对群众关心不够，以后要关心群众的经济要求，凡是来提经济要求的有求必应，甚至煽动他们来提经济要求，脱离工作岗位，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妖风。许多经济主义者离开工作岗位。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借口上京告状全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但人数达二十万之多，而且因为大多数不是生产工人，而是工厂的机关官吏，如上面说到的铁路调度员，海港的管理人员等，所以破坏很大。除此以外，“赤卫队”还阴谋搞“停水、停电、停交通”，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上海搞瘫，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度上海的海港有四十万吨外轮货物不能装卸。外轮把我国的国旗倒挂。工总司和红卫兵共十二个组织就出了《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迎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到工厂、车站、码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革命生产一肩挑”，接管了生产调度等工作，如在海港就开展了大战四十万吨。后来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夺权。现在许多文章都是造谣，竟然对我们和工总司以及其他工人努力把生产抓回来一字不提，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归罪于工总司。事实上，大多数工人是不会赞同破坏生产的，工总司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拥护，许多原来没有参加工总司的工人，通过这次事件觉得不参加工总司不得了，工总司就这样成了上海两百多万工人坚决拥护的工人组织。
曹为平认为：“张春桥统治期间，上海不但经济发展很快，对国家贡献也很大。那段时间，国家几乎没给上海投资，上海给国家的利税却占全国六分之一，对于其他地方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人才物资等帮助。这一点决不能抹煞。尤其不能颠倒黑白说成是破坏。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功绩，把成绩归于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下有广大人民是说服不了人的。”
文化革命和十年的建设成就不能分家，没有文革就没有这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例如，我国真正的造船工业和远洋船队正是文革批判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后建设起来的。
文革以前我们不但没有真正的造船工业而且也几乎没有远洋船队。大跃进造东风轮和跃进号靠的是工人们的土办法。即使如此东风轮在洋奴们的反对下在水里泡了五年。批“四人帮”（实际是批文革）时，硬说“‘四人帮’把买船说成是卖国”完全是胡搅蛮缠。“造船不如买船”是反对我国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买船不如租船”是反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不批判这些谬论，不是文化革命推倒这些谬论的统治，我国怎么能够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又怎么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十年的伟大经济建设成就正是在大批判开道下取得的。而且正是六九年开始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开始的，到七五年我国就建成了自己的真正的造船工业。风庆轮正是我国建立起自己造船工业的重要象征。
我国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如农机工业，我厂是农机制造厂，不批判“人多地少没有必要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包产到户”我国就没法建立农机工业。又如小化肥厂，一直受到攻击，不批判就不能建设小化肥工业，而文革使得我国小化肥工业的产量占化肥工业总产的三分之二。十年中我国的农机和化肥工业和石油工业一样地以超高速度增长。
再比如，复辟以后这次事件被邓小平集团作为毛泽东时代反对社队企业，攻击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根据”。真是天晓得！！！究竟是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辟时，邓小平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甚至编出社队企业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自发出现的神话来。同时，大量消耗优质原料生产劣质产品的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皮革厂等等都泛滥成灾了。
（四）如何认识个人崇拜？
曹为平说，现在许多人都在大说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其实如果要说个人崇拜，文革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在群众眼里每一个党员都很神圣，更不用说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了。一个最经常见的事实是，几乎任何时候有了任何成绩，都归功于最直接的党组织的领导。反对他们就等于反党。应该指出在那时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干部在群众心中留下了十分好的印象，但是事情已经起了变化，有的人已经不是解放初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有的人则是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就学了共产党的一些语言混到了共产党队伍里来成了一些图个人富贵的党官僚。这么多菩萨压在头上，群众怎么高兴得起来？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些大大小小的菩萨就会一直压在人民头上。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给江青的信里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就是需要找个神出来。
所以文化革命造神实在不但出于大多数群众的感情，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检验下原形毕露了。群众看清楚了，这些“书记”、“党代表”有些其实也不过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却要作出一付高贵的姿态来，有的人实在是一些伪君子。
毛主席在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菩萨后就开始拆自己这座庙了，他对斯诺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可许多菩萨却始终不肯拆自己的庙，被文化革命拆了庙还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才是搞对自己的盲目个人崇拜，他们才是竭力神化自己，仿佛不搞一点“理论”、“代表”，宗庙就没有自己的神主牌。可惜他们在群众中没有市场，因此更加妒忌毛泽东。
现在不也有很多神吗？单位领导，公司老总，都是神。一个看不顺眼，就可以炒工人的鱿鱼。但是群众虽然不敢言却敢怒，心里面并不把这些偶像当一回事。宁愿崇拜四大天王也不崇拜他们。毛主席把那时群众和领导的关系说成许多情况下是猫鼠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顶礼膜拜关系。而现在当官的就是要动用一切手段使得群众见了自己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最好顶礼膜拜。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再也无法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了。
（五）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
毛泽东在逝世前评价自己，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文革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
毛泽东逝后，文人著史，以为文化大革命既非革命，又与文化无关，应该叫文化大乱命。其实列宁遗嘱中也有讲到文化革命，以此作为抑制政权异化和官僚政治的方法，只是他来不及做了。
或者在精英看来，几个老古董，几座破寺院，这才叫文化吧。而在毛泽东看来，他一生反对精英统治，反对弱肉强食，到头来，却发现社会里头还是充斥着精英主义和弱肉强食的行为和意识。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同苏联的十年论战呢？因为他发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与工农群众接触呢？因为他发现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仍然未能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他们还在想着出人头地，还在想着成名成家，还在想着向上爬。为什么毛泽东要写《为人民服务》的老三篇？因为他看到卫生部已经变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变成了“帝王将相”文化部，甚至党也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为官僚精英服务了……而改变这一切的努力，就叫做文化大革命。文革将精英统治变为人民民主，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文化吗？“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是从思想上改造、锻炼人，历史上有比这更人道的革命吗？
（六）文革失败了吗？
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农民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既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文革对官僚集团的抗争是否毫无意义呢？那也未必。
也许毛泽东早就预料到，有人会认为文革发动得突然，是什么“仓促上阵”。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在批改林彪的一个讲话稿时，有这么一句“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其中，北伐战争、南昌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就是说几乎一切革命都带有突然性。把革命爆发想象得条件十足俱备，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束缚革命者自己的手脚。
众所周知，作为无产阶级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发生不也是突然的吗？发生前，马克思坚决反对，认为条件不成熟；发生后，马克思立即采取了支持和赞扬的态度。马克思并没有说它突然、仓促上阵，而是迅速果敢地研究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的新鲜经验。何况参加巴黎公社的多数成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做了违反他们原来的主张的事，公社成了他们学派的坟墓。公社的活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指导着。当时，马克思是通过一位德国商人，在伦敦和巴黎之间经商，口头传递他的指示，只有两次是书面的。由于公社没有完全听取马克思的教诲和敌人的过于强大，公社最后失败了。公社社员的鲜血染红了愤怒的巴黎。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发动和领导，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进行着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并且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其首创精神完全可以和巴黎公社相媲美。我们更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态度，从突发事件中看出它的矛盾，看出它的必然，从中领略毛泽东驾驭矛盾和斗争的艺术。
都说文革失败了，但是毛泽东从没想过“毕其功于一役”，他早就说过文革要搞多次，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可能复辟，文革已经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又怎么叫失败呢？如果这样说，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岂非败得更惨？历史本就如此，如鲁迅所说，历史就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材料，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可恶的是那些右派和文人，为了掩盖历史，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
毛泽东是不在了，造反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官僚集团也得到了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泽东”这些字眼还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斯摩达利剑。
（七）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
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伟人的作用问题。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
毛泽东也如此。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
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