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前半部分早已经放出，期望能让网友们看到全部内容。
一、引言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一、引言
抛弃“锁链”往往意味着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对我来说当然是随心所欲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但是，当一种崭新的自由摆在人们面前时，大多数人除了感到欣喜之外，也会觉得有些茫然，这是一种面对未知时的茫然。“锁链”在身上戴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意味着安全。抛弃习惯，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离开“安全”，踏上“危险”的“未知”之路。
对于个人来说，习惯很难改变；而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文化很难改变。下面就来说说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高级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有三条：【1、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如“中国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但这三条解释，显然都无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关词汇，如“厕所文化”，用上面的哪一条来解释呢？哪一条都不合适。我认为词汇专家们过于注重文化的表面现象，没有从本质来定义这个词汇。
那么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过长时间的思考，从试图了解文革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琢磨这个词语。在这里，我来尝试着对“文化”做一个简单定义，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其实思维也是一种行为，所以文化其实可以更简单的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依据这个定义，“仰韶文化”指的是远古时代，居住在仰韶的那个部落群体所具有的社会生活习惯。而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遗迹其实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号，对于今人来说，这些符号起的作用是将仰韶人社会生活习惯信息传递给我们。因此，文化符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除了物质的信息载体之外，也有非物质的信息载体，比如传说、节日、庆典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如何解释“文化水平”这一词呢？也就是如何将《高级汉语词典》中的第三种解释囊括进来？根据老僧的定义，“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会群体行为习惯”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掌握与应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其实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文化”，那么往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某个群体的整体特征，这通常用什么“文化素质”一类的词形容；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人具有解码文化符号的能力，能够理解某种文化的信息。
我们身上往往携带着某个群体的特征，但在脱离那个群体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离开四川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还有“猴精”的一面，时不时会冒出些“小聪明”的行为来，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标签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明白这其实是成长过程中，文化环境在身上留下的印记。当然，与“打左灯向右转”的恶劣后果比起来，老僧这点“小聪明”其实不值一提。依照我前文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那么在巴山蜀水中成长起来的群族，为什么就会形成“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呢？群体的行为习惯往往与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会形成“吃山”的行为习惯；而“吃水”的人群也自然会形成“吃水”的文化传统；“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龙王,各有各的传统。
四川作为一个标准的内陆盆地，中心地带以丘陵平原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相结合，造就了的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盆地边缘“难于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挡了外界侵扰的同时，也阻挡了蜀人胸怀九州的企图与视野。“小聪明”之所以称之为“小”，主要就在于没有大局观、整体观，拘于一时一地的“聪明”，所以谓之小聪明。大聪明得有大视野，然而，盆地之人，哪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会。所以，川人的小聪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聪明”来指导，低着头摸石头过河，那就危险了。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响，自从张道陵在青城山创立了五斗米教之后，四川一直是天师道的传教的重要区域。道家讲求顺应自然，无可无不可，这就造成了蜀人不执着于原则（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善于机变的性格特征；道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对四川人在那种悲怆的情况下，仍然能展现出豁达与幽默感到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道家思想来审视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网络，发现从四川成长起来的古今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现代的陈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豁达，另外还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超脱，要三落之后再三起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机变性格也是相当明显的，当然，“永不翻案”就更明显。所以，豁达、机变、油滑、小聪明大概是我们四川人拥有的群体特征吧，而设计师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殊为不易。现在成都大力弘扬所谓的“休闲文化”，其实在老僧看来，还不如说是道教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休闲”两个字无法概括成都人的特点。
要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这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后才能准确分析，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这样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对“文化”的理解。所以难免有不周全之处，敬候大家指教。
简单的谈了一下对文化的理解，接下来再谈谈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上文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限定词词很关键，一是“社会”，二是“群体”。“群体”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观对象，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成员的行为特征；而“社会”表明“群体”是以结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也就是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既然已经将文化定义为“群体行为习惯”，那么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呢？所谓习惯，乃是因“习”而“惯”，也就是说习惯其实是长时间社会实践（“习”）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社会群体历史活动的产物。那么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在老僧看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只要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性，那么必然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结构确定群体内部成员的组织架构；经济模式反应群体如何向环境索取资源并向群体成员分配获取的资源；而文化传统则是群体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关键。简单的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这里就不再详谈政治、经济等要素，重点谈文化。我们的后代在行为习惯上之所以与我们有相似性，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代代相传的文化环境之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接受文化赋予他们的历史信息；而我们之所以与我们的后代有代沟，也是因为文化基因的变异，而有些变异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沟通产生了困难。既然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遗传基因，那么如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同核辐射对生物DNA的影响一样，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文化的变异也是必然的。额外提一下，文化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环境就是政治结构与经济模式，当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发生变化，文化的环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在听李双江的《船工号子》，就以这首歌曲为例，来分析文化符号是如何将某一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信息传递出去的。无论什么样的音乐，从物理本质上来说，都是由长长短短、轻重各异的声波组合而成的。如同现代人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一样，声音是人类最早利用的物理现象之一，原始人类选择用声音作为相互交流的信息载体，我认为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跳。在前面我说了，结社而居的群体成员之间需要有广泛的联系，最根本的联系是信息的交流，唯有通过信息交流，才能彼此协调统一，才能形成群体的整体特性，也才能通过社群的能力，向环境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增强了个体的生存能力。据说蚂蚁是通过触角碰撞来进行信息交流，蜜蜂用舞蹈告同伴蜜源的方向与距离。对于信号来说，频率越高，信道容量越大，传递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触角碰撞与蜜蜂舞蹈都不可能高效的传递复杂信息，试想它们如果也能象人类一样吃饱饭无事闲聊一场，谈谈张家长李家短的，蚂蚁们恐怕会把触角碰断，而蜜蜂们恐怕得跳舞累死。人类幸好选择了声音作为信息的载体，而人的喉咙发声的频率范围又比较广，从100到1000赫兹左右，这就注定了人类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而这种能力也许正是将人类带到万物之灵位置上的关键原因之一。当然，这个结论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并没有太大的客观性。所以也就姑且一说，抛砖引玉罢了。
严格来说，音乐和歌曲都应该属于广义的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抽象程度更高，或者说信息加密的程序更复杂。要了解音乐和歌曲中的文化信息，需要调动更多的解码手段，也需要大脑中有更多的“信息积累”，以此作为解码过程中的比对标签。而所谓的“信息积累”，是指主体从环境中曾经获取的信息。所以，当我们欣赏一段音乐或者歌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欣赏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也包括胎儿的孕育过程。如果大脑一片空白，是无法产生共鸣的。那么具体到《船工号子》这首歌曲，到底传递给了我这个欣赏主体什么信息呢？对于川江，我是熟悉的，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就在长江边上，听到过真实的船工喊号子，所以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主题我算是比较熟悉。原始的音乐大体上是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模拟，高山流水、清风松壑、鸟叫蝉鸣等等，而原始歌曲的起源大约也就是古人们的劳动号子了，这在少数民族的音乐中体现得更充分。通过对某些场景特征声音的模拟，结合听众头脑中既有的相关信息，在听众大脑中重塑场景。当然，现代的乐曲，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重塑情绪，通过某些已成定式的音乐表现手法，重塑某种场景中的情绪，将“情绪”传递给听众，而让听众在情绪的指引下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去重塑他自己的场景。这其实是抽象程度更高的一种信息传递手法，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听众本身具有较深厚的生活积累，具有较强的文化解码能力，不然听众是无法得到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的。由于具有川江边的生活经历，所以每当听到《船工号子》的时候，我头脑中出现的是浩浩汤汤的大江水，雄峙巴山的夔门，逆流冲滩的木船，以及激越高亢、嘹亮悠长的号子。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大脑里常常出现一艘逆水而上的木船，船工紧张严肃的拼命向上划，船看起来似乎没有动，但实际上是在一寸一寸的向上挪。我也不知道这个场景是什么时候留在我大脑中的，但它每次出现都会激励我，“逆水行舟”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词，向前就要流汗，向后则要流血。川东地区有一个方言，叫“办得蛮”，大概意思是：吃得苦，能忍耐，能坚持。川东人的这个特性，大概就是逆流冲滩时所练就出来的。所以，每次听《船工号子》，对于我来说都是在强化“办蛮”意识。当然，同一首作品，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种解读，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同，同与不同，正是遗传与变异的另一种说法。所以，文化符号就是社会群体的DNA，是一个社会演化的旋律，社会习惯的继承与发展，全在“文化”之中。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群体行为习惯？一般来说，是环境。环境的改变，必然导致行为习惯的改变，这是生物适应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前文提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包含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中，“经济”是社会群体获取资源并分配资源的模式；政治决定着群体的组织构架，也就是规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文化是群体的行为习惯，是群体代代相承的遗传“基因”。这三大要素相互影响，彼此作用，最终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态，这时候整个群体就会保持稳定与协调。对于人类的价值取向来说，我们当然都期望社会稳定和谐，如同人总是期待健康长寿一样。
那么，环境一般是如何改变的呢？这里不谈自然环境，只讨论社会环境。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获取资源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利用资源的效率越来越高，于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都在改进，于是劳动方式也随之改变，因而劳动的组织模式也相应改变；随着劳动组织模式的改变，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也随之改变，从而生产关系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群体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群体行为习惯的变化，于是社会文化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文化革命，是经济、政治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个人意志无法阻挡。
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的礼教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之前的百年耻辱是千年前程朱理学结出的苦果；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的平民文化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种趋势已经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初步的展现。
最近看了不少于文化相关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今年很火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炮灰团”团长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为了避免他的部下习惯“安逸”，龙团长不停的“折腾”他的队伍，故意找事，挑衅鬼子，让日本人炮击他自己的阵地，让他的战士时刻生活在恐惧忧患之中。这当然会惹来他手下的抱怨，但他任然坚持这么做，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他的士兵始终警醒着，始终保持着活力，以此提高他们的战争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最终让他们能活下去。当“安逸”成为了一种“习惯”，“安逸”也就也就成了一剂麻醉药。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叙里面所讲的一样，将铁屋子里面即将在昏迷中闷死的人唤醒，让他们在痛苦中挣扎，好歹会有一点希望。鲁迅铁屋子里面的“呐喊”，与炮灰团长阵地上的“折腾”，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同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爱安逸”还只是触及到中国文化的表皮，深入骨髓的其实是顺民文化。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欲”，归顺“天理”，然后“天”就会让你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能在宋朝得到空前发展，我认为是有政治基础的。赵匡胤陈桥兵变，然后就黄袍加身，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始终觉得有些忐忑，深怕部下有样学样，于是接着玩了一套“杯酒释兵权”的把戏，让开国将军交出兵权，国家则给他们丰厚赏赐，允许他们买田买地先富起来；后来又实施禁军头领年轻化的政策，选用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的人担任禁军将领，这些措施基本上灭掉了他的部下黄袍加身的“人欲”。但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弟弟赵光义，于是也就有了“烛影斧声”这段公案。当然，通过“黄袍加身”或“烛影斧声”上台的人，对别人的“人欲”总是盯得比较紧，生怕别人和他们一样急不可耐的坏了“天理”的规矩，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就应运兴旺。终宋一朝，其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是用文官箝制武将，放纵文官腐败，又用数量庞大的禁军对朝廷的高级文官们形成制约。赵匡胤首创了向部下“购买兵权”的行为，而他的子孙则发明了用“岁币”购买“和平”创举。没有仔细去查资料，也不知道宋朝用“岁币”到底赢得了多少年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整个宋朝，修文偃武，以理学教化天下，去百姓之人欲，存皇权之天理，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阉割得一干二净。纵观这段历史，皇权需要顺民，于是就产生了造就“顺民”的“文化”，程朱理学在宋朝赢得统治地位，关键缘起却在陈桥的那件黄袍上。
“顺民文化”的恶果就是扼杀了民族的创造精神，扼杀了个体成员的自主精神，顺民不是不怕死，而是不敢为自己做主，也不知道怎样为自己做主，一旦没有了 “君父”的指示，也就只能如失去头羊的羊群一般，一团散沙般的聚在一起乱哄哄的苦中作乐。在引言中我提到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中Brooks老头被假释后，因为失去了狱警们的指示，失去了监狱的锁链，他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由“监狱文化”培训出来的“顺民”，是没有办法拥抱心灵的自由的。因此，Brooks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当“顺从”成为一种习惯，“独立自主”就是与之绝缘。没有独立精神，那么也就只能依附，以可以依附的对象为“纲”，然后让“纲”为自己做主。礼教文化以“三纲五常”为纲，以培训“守礼”“守规矩”的顺民为目的，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扼杀顺民们的自主意识。当没有外患时，礼教是社会内部最好的“维稳”工具；而一旦面临外患，礼教就成了汉奸奴仆的生产线，汉奸是什么？不过是“以洋人为纲”的“顺民”罢了。在旧中国，礼教如同一张大网，将所有的人都笼罩其间，顺之则生，逆之则亡，最终塑造出一个“礼仪之邦”。宋朝“礼仪之邦”之后的783年，华夏民族体会得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是【求和】，是【苟安】。念古思今，有一种悲愤又要迸发出来了，还是打住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天朝大国的梦被唤醒，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几百上千的洋人就可以在拥有四亿国民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八个国家的流氓拼凑出来临时队伍就可以将老佛爷赶得东奔西逃，这不就是猎人进羊圈时的情景吗？羔羊们咩咩的四处躲闪，看着同类被宰杀，躲在后面企盼老天让自己苟活。幸好中国足够大，幸好还有一些“愚蛮之辈”没有被礼教“开化”，幸好还有一些不懂礼仪不守规矩的下里巴人存在，不然一个四亿人口的国家被几千人征服，那我们这些后人羞也要羞死。即使死了，我们又该怎样面对那些“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先人？开放的世界里，那种以制造顺民为目的的文化，不彻底革命行吗？
上面从历史的角度谈论了一下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必须“破”，下面我就试着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上谈谈为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会“立”。要谈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性，先谈谈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帖子，讨论社会发展的趋势，这里我简单的重复一下。在我看来，全球一体化与社会平民化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发展方向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业化导致了交通工具的变革，从蒸汽机轮船到现在的空客A380飞机，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便捷，也越来越便宜，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因此交通工具的革命将地球缩小了，“地球村”的说法就是对这个结果最形象的描述；而工业化另外一个成果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从飞鸽传书到电报电话，再到现在的3G手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越来越强，而信息的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强化联系的必要手段。在交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联合作用下，世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全球一体化必将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反复、会有抗争，但大的方向无法改变。
至于社会生活的平民化，我这里想多谈几句。工业化有两个特点，就是越是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越低；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在这个特点的推动下，所有的工业产品设计都必须面对最大多数的人群，或者说，所有的产品从设计开始，都是要以大规模生产为目标的。用更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来总结：工业化的动力和结果都在于产品的“平民化”。工业化本身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来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平民化，而是相反，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资本精英们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平民化”，表面上看只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媚俗”行为，但内涵并不是这么简单。所谓“媚俗”，就是要将“俗人”的意志摆在第一位，要投“俗人”之所好，想“俗人”之所想，以“俗人”的意愿为中心，大规模“媚俗”的结果就是社会凸显“平民”的意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平民意识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化”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们并不会址满足于仅作工业产品的“上帝”——顾客，人总是得寸进尺的，他们想要的更多（可以参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平民意识从工业产品扩展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平民化，这才是平民们的需要。因此，全方位的平民化，也就成了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平民化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平民，也就是趋向于人民大众；而要保证这一点，其前提条件是平民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有发言权，也就是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平民要能做主；也就是说“平民民主”是社会平民化的必然要求。怎样才能实现平民民主？实现平民民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取得发言权，那么如果民主不能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作用，那么这样的民主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私有制下民主是一句空话。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大部分社会资源必须属于社会全体（也就是所谓的公有制），这样民主才有作用对象。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平民民主的前提。而要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始终存在，则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措施加以配合，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公有制的前提。说了一大通，其实不过是一句老话——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加上人民民主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实施人民民主，前提就得人民具有自己作主的意识，没有自主意识，人民民主是实施不起来的。
前面说了，传统礼教是培养顺民的文化，而顺民最大的特点是安分、守规矩，规矩守得久了规矩也就成了习惯（对于群体是文化），也就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习惯“规矩”的人就像习惯身上的枷锁一样，他们会忘掉枷锁之外的自由空间。让一群习惯“君为臣纲”的人突然起来自己给自己作主，没有了“纲”他们会无所适从。所以，人民民主首先得培养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识，有了主人翁精神，他们才会有当家作主的意愿，也才会正确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力。而要培养人民的自主意识，则需要一种平等自主的文化环境。于是在文化领域内破旧立新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更简单的说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那就是政治、经济领域都完成了革命改造，而作为传承社会群体习惯的文化，又怎能保持不变呢？1954通过了第一部宪法，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十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化领域的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思考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认为文化革命具有必要性的，也是经过长久的思索才得出的结论。
那么如何才能在文化领域内进行革命？根据老僧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文化符号如诗歌、戏剧、歌曲、小说、绘画、雕塑、徽标、文物、遗迹、庆典、节日、民俗等则携带着社会群体的文化信息。人们通过对文化符号的解码，从而获取文化符号中的信息，了解到某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再经过选择性的接受，于是某种社会行为习惯得到继承与发展。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礼教文化，是以培养顺民为目的的，而要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造就平等自主的平民意识，文化传统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两条路，要么复辟政治、经济制度，要么变革社会文化传统。当然，有人也许会问，可不可能既不复辟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改变文化传统，这样两全其美岂不更好？但我一再强调——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行为，如果不变革文化，在文化的强大惯性下，政治、经济的复辟也是迟早的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300年历史周期律？原因就在于每一次朝廷更迭，其实都只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内折腾，换方丈而不换庙宇，甚至连和尚都不换。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不会影响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地位，孔儒们一直牢牢掌握着“教化天下”的权力。所以说，两千多年来，从来就不曾在文化领域内发生过真正彻底的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范围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而知识分子也深受文化传统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性，另外当时的政治、经济全都掌握在“纲常”们的手里，五四运动也不可能真正成功。但五四运动可以算成是文革之前的一个预演。
一直以来，对于文革的起因都有很多种说法。泼污水的人认为文革是为了政治斗争，是为了打倒某个政治对手而采取的卑劣的方法；但以毛泽东当时的职务以及巨大的威望，有谁可以挑战他的地位？又有谁是他不能轻易击倒的对手？如同传言中所说：他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到某人。既然是开一个会、讲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以要发动一场全民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整整持续了十年？可能又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虚伪，不愿意自己出面不愿意承担整人的责任。可对于一个敢为秦始皇翻案、公然提出“反右阳谋”论的人，纵观他一生，何曾害怕过别人的批评诋毁？有些人为了妖魔化他，一方面把他塑造成一个横行无忌的霸王，另一方面又将他描述成畏手缩脚的小媳妇，两种全然矛盾的形象居然被他们糅合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顾头不顾尾的做法真让人好笑。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说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因为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认为不在政治，而在文化。要探究文革的起因及目的，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1、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别的什么运动？
2、为什么运动的主力是十几岁的学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饱学之士？
3、为什么要破四旧，可以不破吗？
4、 为什么不由政府组织专人专责破四旧立四新，而放任群众去破除？
5、为什么要打倒权威，可以不批斗专家而让他们自己反省吗？
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的脑袋里或长或短的盘桓过，下面就是我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对，只能算一家之言。
1、对于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我曾经疑惑很久。为什么要在革命前惯于“文化”两个字？为什么不叫革新而叫革命？如果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将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政治运动），那么何必在前面加上“文化”两个字？以毛泽东在哲学、社会学、政治上的睿智，我相信这两个字一定不是随心所欲加上去的。当然，经过前面的分析，我现在明白了，这确实就是在文化领域内的一场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旧立新，造就崭新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剥削制度，而此前的所有人类文化，都是在剥削制度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文化领域内的变革也是颠覆性的，只能称为革命，革新两个字无法说明这场颠覆性的变革。
2、最开始我感到很奇怪，认为既然是文化领域内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文化人来干这件事？不让成年人来做这件事？而让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来推动这场意义重大的运动。但现在想来，除了那些受旧文化影响较小的孩子，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多么机灵活跃，而几十年之后的老年闰土则已经木讷呆板的开始叫鲁迅“老爷”。文化是人成长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文化人更是在传统文化中浸淫很深，他们是没有能力在文化领域内做到破旧立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旧文化熏陶出来的，让一个人自我鞭挞很难。而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则不一样，虽然也难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是受旧文化污染最少的，而凭着年轻人的热情，他们也有勇气冲破文化的樊篱，达到破除旧文化的目的。所以毛泽东接连八次接见红卫兵，对于一个喜欢哲学思考、讨厌迎来送往的领袖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
3、最开始，老僧对于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是颇为心疼的。当时就想着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呢？难道不能送博物馆保存起来吗？现在想来，有些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全部都保留，如果将当时所有的神龛排位都放博物馆去，那全国不知道需要建多少座博物馆，绝大多数的四旧物品其实都没有文物价值，但它们的存在对人们的精神桎梏作用却相当大。当神龛、牌位这一类东西被砸时，那时候老人们以及笃信的成年家长们，他们可是觉得孩子们在亵渎祖宗，冒犯神灵，一边呼天抢地，一边悲痛欲绝。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正是砸在了他们精神的枷锁上，这枷锁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任何冒犯这些精神符号的行为，都是对他们本身的侵犯，所以他们悲痛伤感。祖宗牌位实际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一旦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它所代表的规则，并且往往会成为图腾的维护者。旧中国时代过来的人，大都是旧文化图腾的护法使者，尽管那些牌牌并没有手脚，但它们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正是这种控制力，奴役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上千年，让中华民族变成了乖乖待宰的羔羊。不破，行吗？
4、放手发动群众去破四旧，目的并不是为了砸烂那些文化标签，而是为了通过这个过程，破除人们心中的锁链。只有自己，才可以解开自己的心结。封建礼教的枷锁，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很多都已经成为了神圣的禁忌，而要破除禁忌，非得自己亲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然后才可以破除。政府当然也可以组织专人去除四旧，立四新，但这样就达不到帮助人们破除精神枷锁的目的了。
5、以前，对于文革中批判所谓的“反动权威”不以为然，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他们中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无辜的。但现在明白了，对于个人来说，他们也许是无辜的。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标牌。如同四旧里面的神龛一样，成为广大群众心中的禁忌，而这种禁忌的存在，就是一种枷锁。所以，凡是与旧文化沾边的“权威”，一旦“权”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种文化的图腾，那么为了要破除群众心里的禁忌，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尽管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有错。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但答案大概离不开“文化符号”以及其象征的“文化意义”，“文化意义”所代表的“精神枷锁”。而一旦想到宋朝以来中华民族的种种灾难，我就觉得为了破除顺民文化，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熟悉的网友可能经常看到我反儒家，但一般我会特别强调是“孔儒”。也就是孔子——周敦颐——二程 ——朱熹这一条线下来的儒学。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写这篇帖子的时候，基本上我每阐述一个观点，都要预想着读者会有什么疑问，然后就假想的疑问进行解答，如果对解答又产生疑问，那么我又进行解答，所以整篇文章的篇幅长，主题散。但是，写到这里，如果还有疑问，差不多都可以在上文里面找到答案。所以这一节我尽量简短，直陈观点就好了。顺便也告诉版主，这只是一个网民的个人之见，不具有代表性，更没有正确性，仅仅是陈述我自己的观点。所以期望放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延续十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正确与否，它都是历史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这点。这一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的，它属于历史，它也属于世界，它是世界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运动。无论是肯定它或者是否定它，它都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它发生在中国。这些是基本的事实。至于成功与否？这要看它发起的目的以及留给历史的结果。达到目的，则成功；没有达到目的，则失败。那么，文革成功了吗？好象没人肯定这点。文革似乎是失败了。但真是这样吗？
我先不回答成功或者失败这个问题。我先留两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第二：现实生活中，谁是你的偶像？你臣服于谁？
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流行一个词语叫“山寨”，在很多经典的东西前面加上“山寨”两个字，往往就意味着恶搞或者仿造。最初好像是指深圳仿造的那些名牌手机。现在“山寨”已经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种文化，去年甚至有人筹划“山寨版春晚”。那么“山寨”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大众对“经典”的俾睨。我这里的“经典”是指带有正统的、权威的、主流的事物。陈凯歌几年前曾经拍了一部自认为很有内涵的电影《无极》，按照他的想法观众应该对他电影顶礼膜拜，影评人充分发掘他电影里面的象征意义，然后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可最终东西出来之后，恶评如潮，最可恨的是还遭到胡戈恶搞，编辑成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馒头血案反而激起网络下载狂潮。最后搞得我们的陈大师不得不为了颜面，装腔作势的要控告胡戈。但恶搞铺天盖地，大师们要告又怎么告得过来？而今，山寨文化又兴起，到处都是“山寨版”。什么山寨白宫、山寨笔记本、山寨法拉利、山寨白宫、山寨苹果....，等等。凡是有经典的地方，往往就存在着山寨。山寨文化本质上属于大众文化，山寨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要真讲“山寨”，文革中的山寨可能更多，比如什么“山寨诗人”、“山寨导演”等。
回到上面的两个问题。对于那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国不再是礼仪之邦，骨子里面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温良恭俭让”，失去的不仅仅是“礼仪”，还有“礼仪”背后的精神锁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偶像，没有谁可以让我们臣服。精神上的平等，才可以彼此尊重，谁也无法凌驾在别人头上。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表现得恭谦，但这种恭谦是建立平等之上的。实际上，我想要问的是：谁还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仆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至少我没有遇到过。本来，毛泽东是最后一尊偶像，但在某些人的帮助下，如他自己所预言的一样，他也被打得粉碎。而正是最后一尊偶像的倒掉，成就了他毕生所追求的社会平民的思想大解放。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
文革之后，文化精英们丢掉了清高，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都敢做；普通老百姓失去了卑谦，对哪一个的精英大师都敢恶搞、作弄；于是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毛泽东作为最后一尊偶像被打碎，平民文化从而得以建立。文革失败了吗？从打破礼教思想束缚，建立平等意识、自主精神，奠定平民文化的基础上来看，这些目标都达到了。上文中将礼教文化比喻成监狱，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内的一次集体越狱行动。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国人民丢下了精神的枷锁，中国人民得到了从内到外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解放中国人民。先解放身体，然后解放思想。文革失败了吗？文革成功了。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钟摆已经拉起，平衡点已经被他老人家重新设定。没有公平，就没有安宁；没有人民民主，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失去锁链的百姓，不再是顺民；今天社会的不和谐，归根结底来源于四个字“造反有理”。想要扑杀这几个字已经来不及，因为它已经融入到刁民们的文化里。想要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仆从文化，时间也已经不允许，再说，谁还敢象他老人家一样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来创立一种新文化？如果不发动群众，新新文化有如何普及？于丹们是徒劳的，即使她的书能买几百万册，可震撼力哪能和亲手砸碎“孔夫子”雕像相比。所以祭孔、大办孔子学院等等，都已经来不及，不等他们重新起来，可能有人已经倒下。
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四个字——人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