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听涂说

      舆地之学是旧学，地理之学却是新学。主要是在清代，西方地理学著作大规模译介到中国，刺激了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发达。在张之洞等京师大学堂修课纲目中，地理学的各大分支就占支了四五门之多。

    同时对旧学和新学、国学和西学都有涉猎的毛泽东，对地理学颇有造诣。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他还专门从事过地理学的讲授。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省的地情、民情、军情、资源、战略要点各有参差。在取得战争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必须在地理上大下功夫，谋求必要的“地利”。
    毛泽东对于发掘和利用地利也有一系列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其中把一定力量的党和红军、足够的经济基础、敌人之间的矛盾等军情地情因素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所作出的一些关于战争、战役的重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活用了地理之学的结果。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毛泽东机巧运用战争地理学获得成功的结果。
    毛泽东在空间运筹方面的独到心得，也是构成其军事战略的组成组成部分。利用好地势之优，也似增加了万千雄兵。

    一、边界割据

    在旧中国的地方军阀各居一方的局面下，在双边或多边统治力都很薄弱的二省或数省边边建立红色政权，颇能起到良好的割据之利。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是从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始的，后来他又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长征中曾经较短时间地在遵义和威信扎西驻留，长征后开辟了陕甘宁根据地，无不是这样的“边界”策略。
    边界是这样一种地带，就是理论上的两管，实际上的两不管。远离统治中心的地区总是敌人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区。
    边界策略使红军处在一种对敌人的选择中。赣敌弱于湘敌，于是主要选择赣敌来打；闽敌又弱于赣敌，于是弃赣州而向漳州。
    边界策略还使得自己处在一种对领导的有利选择中。湖南省委每每对毛泽东的井冈山指手划脚，横加牵制。于是毛泽东就转向领导环境相对友好的赣省。
    边界割据的另外有一个有利之处是最初只以地方军事势力作战，压力较小；继而与各省军阀为敌，仍然可以从容不迫。这也是毛泽东的根据地根据不把“进剿”放在眼中，也视“会剿”如等闲的原因。可当这种割据树大招风之时，整个统治集团投入重兵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则压力开始增大。尤其是后来蒋介石亲自出马投入百万大军对各大根据地进行地毯式清剿，这种良好的地利才被剥夺，而不得不走上转移寻找新的根据地的长征之旅。

    二、 避实击虚

    远离敌人的重兵集团而选择军事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是弱者一方的必选策略。无论是在反围剿中，还是在后来的长征中，毛泽东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反围剿中先打弱敌、慎重初战，通过一次次的胜利来增强我军的士气并摧残对方的士气，基本上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三次反围剿莫不如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经军力大涨的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等反其理而行之，开始实施基于强敌的大兵团运动战，并取得了击溃十一师的重大战绩，但也因此引起了蒋军的重视而实施堡垒战法。运动战确实是过瘾且堂堂正正，但在效果上远不如游击战实惠。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发起的百团大战，也是因为过分的声势而引发了日军的重视，并投入重兵用于八路军方面，造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大量减员。
    而毛泽东这样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却从来不把看上去“示弱”和不正规的游击战看低。长征中，他仍然愿意选择“拣软的柿子捏”：看到贵州的敌人战斗力差，只有王家烈和侯之担两支弱旅，便提议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看到云南敌军战力不足，又想在云贵川边界“稍息”。

    三、若即若离

    保持与战略核心和热点的必要距离，做到伸缩有度，是毛泽东对战争地理学的又一个完善运用。
    在湘赣边界、赣闽边界割据时，此根据地无论是距离李立三路线“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重地长沙、武汉都不远，距离“取得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的湖南省会长沙、江西省会南昌也不远，距离取得出海口然后誓师北伐的广州、潮汕、漳州也不远，一旦革命高潮到来，红军可以迅速出动到有利位置。这样的地利条件，可能也是江西福建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原因之一。
    长征后所选择的落脚点陕甘宁也是这样。一方面，它的北面经过绥远可与苏联势力下的外蒙相接，中国革命一旦失利可以以此为退路——即如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在不利形势下所作的；另一方面，东下山西和河北，就可以直接与侵华势力相接触，富于出兵之近便。如此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是抗日热潮峰起的一九三六、三七年的极优地势。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的第一感就是“快让红军出兵”，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了这地势。

    四、 敌后栖居

    日军入侵华北、华中后，给广大沦陷区的农村和山区造成了相当的政权真空。八路军、新四军适时添补了这个真空，并因为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而获得了极好的动员基础，敌后根据地和抗日力量迅速扩张。
    更多的地区，由日、伪、顽、共四家分别占据，参差排布，其中的斗争就更显复杂。对日斗争、对伪斗争、对顽斗争甚至对匪斗争、对会道门斗争都呈现不同特点。确保我方存在和发展成为一件极为需要特别策划的工作。反摩擦成为一件仅次于抗日的重要斗争形式。依托于敌后较巩固的根据地并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更成为一种空间运筹的学问。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到进入平原地区，毛泽东下足了功夫。

    五、 诱敌深入

    利用好对根据地的地情、民情，诱敌深入并寻机歼敌的策略，在毛泽东整个战争生涯中频繁地使用着。如果不考虑内线作战对根据地的资源破坏，仅仅从地利和给养保障上讲，这是一种颇有效的战法。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都与此相关。抗日战争中的反扫荡也是如此。解放战争中的东北、山东和陕北也都是采取这样的策略，不以一时一地的失去为意，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对敌人的广大战线上的薄弱位置实施突袭。

    六、 外线扰动

    外线作战的优良特点是将战争的破坏作用伸入到敌方统治区域，并就地征用敌方资源（粮、兵、弹等），并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充分地调动敌人。一九三四年，寻淮州的红七军团到任弼石、肖克的红六军团都是这样的外线偏师。抗日战争中的王震南下，解放战争中的刘邓直出大别山，都是这样的战法。外线作战具有经济上的重要功能，但在军事上因为是无后方作战而总会比内线作战多一些兵力上的损失。

    七、 放虎归山

    虎是山中之王。让一些熟悉地形和民情的战士回到他原来已经适应了的地区作战，将起到如虎添翼之效。毛泽东善用放虎归山之计，取得了富于想象力的成功。
    李先念、王树声、徐海东、郑位三、张体学、戴季英等人都是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出的将军。日本人攻占武汉后，这一地区成为敌占区。但在广大的山区和农村还有着巨大的回旋空间。毛泽东适时将其派往这一地区，就是放虎归山之举。以原来战斗在这一地区的高敬亭红二十五军为基础，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起来。从河南确山竹沟为基地，李先念等人又在鄂豫皖撑开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新四军五师独立战斗在这片很有传统的旧地。
    王震领导下的三五九旅，其前身是原来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或红二军团。在以湖南为中心的若干地区，都有过他们战斗的足迹。一九四四年，随着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而出现的局面是，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退千里。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派遣王震、王首道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一路南征打到粤北，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区左右驰骋，开疆拓土。如果不是因为日本鬼子迅速投降，凭了南下支队的神威，毛泽东可能要与蒋介石以现在的京广线为分水岭划分受降地区了。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后来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其前身主要是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后来任一二九师副师长）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其主要战斗地区就是鄂豫皖地区，其旗下诸多将士如陈锡联等就是来自这一地区。解放战争进展到一九四七年，当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指向一东一西的山东和陕北根据地时，在正面战场上却把自己宽大而相对虚弱的胸部袒露在刘邓大军面前。一方面为解山东、陕北之围，一方面为着将战争对资源的直接消耗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一方面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原四野部队对于大别山故地的亲情和熟悉，毛泽东亲自策划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不要后方的直出大别山行动。在陈粟、陈谢二大兵团的呼应下，刘邓四个纵队十二万人挺进敌后，大幅度地调动了敌人，并在新的战场上开辟了许多的根据地。虽然造成了超过一半的减员（从124000人减员到59800人），但却开辟了广阔的中原战场，为三大兵团“采忽集忽散之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确立了条件。王宏坤、王近山组织的襄樊之战，就是这一行动的直接成果。
    粟裕大将虽来自井冈山和瑞金，但因为参加由寻淮州、乐少华、曾洪易等领导的红七军团（后来与方志敏闽浙赣部队组成红十军团）的“北上先遣”行动，曾经到过闽浙赣地区并在那里坚持了三年济南战争；抗日战争中，又与叶飞等挺进浙东。因为他对江南地区的熟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与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军事行动相关联的一着，就是让粟裕率领由叶飞、王必成、陶勇所分别率领的一、四、六纵队渡江逐次挺进闽浙赣，偏师骚扰敌人侧背。但因为粟裕的柔性抵触，此一计划未曾实现。但是可以说，如果这一行动得到坚决贯彻，解放战争的构图就要重绘。而毛泽东明确的点将，也正是出于粟裕兵团所具备的地理之利。

    八、 高者在腹

    围棋上讲“高者在腹”。能够在号称的“草肚皮”的中间地带成势划地者，无疑是大大的高手。战场上也是如此。在拥有相当优势的局部战场上获得胜利当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在相接或相交部位的会战中取得优势及胜势者，则更是关键。
    毛泽东从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就开始策划颇为需要智慧和运筹的逐鹿中原。三大兵团即刘邓、陈粟（包括陈唐兵团）、陈谢三大集团分别从河北、山东、山西进入鄂豫皖、豫皖苏、鄂豫陕，在以河北为主要战场的中原进行了规模日甚一日的大会战。
    事实上，在淮海大战之前，发生在河南、湖北的洛阳战役、宛东战役、襄樊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已经在为国共之间的江淮大会战积累条件。如果把以后的淮海战役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即歼黄（百韬）之役、双堆集之役、陈官庄之役分解开，实际上是与中原逐鹿紧密相接环环紧扣的整个战略链条。与东北、华北、西北、山东等局部战场上一对一的“对杀”所不同的是，中原战场上是数支国军兵团与数支共军兵团的相互“缠绕”。这样的“中盘战”在围棋中是最刺激的，在战场上也是最惊心动魄的。选择在中原与蒋军决一死战，是粟裕的一流设想，是刘陈邓的临机处置，更是毛泽东的浪漫“庙算”。基于已经做好铺垫的中原战场与蒋氏打数十万大军相互厮杀的大会战，也是毛泽东的战争地理学的经典之作。

    九、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是毛泽东及其他的将领们习用的战术。而这一战术的要点之一就在于，要取得较好的打援地利。
    无论是刘伯承的黎潞之战，还是彭德怀的宜川、瓦子街之战，或是林彪的锦州、塔山之战，都因为充分地利用了地形之利，才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十、兵家必争

    兵家必争之地，也如围棋中所说的“急所”，存在着一种攻其一地、撼动全局的作用。
    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之役就有这样的效果。本来，在整个东北战场上还有四十七万的国民党军，分别隗集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群。林彪希望动用围城打援的传统战法通过打长有时来引出卫立煌的大军予以消灭，但卫将军根本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只好遵从毛泽东的建议南下北宁线出击锦州，结果一举激活整个战局。由范汉杰率领的锦州十万蒋军一败，东北战场为之一震。长春之敌不战而降，而沈阳大军则遭遇林彪部队的“砍瓜切菜”。一个攻击要点然后关门打狗的军事计划，轻而易举地造成了整个东北局面的沧海桑田。英名赫赫的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在极为恐慌的战场形势下实力大打折扣。在这里，锦州就成了整个东北战场的生命线。
    平津战役中华北部队出击张家口调出傅作义三十五军的行动也堪称经典。绥远是傅氏老巢，不可不救。可三十五军的有去无回，则大大强化了傅军的被动。加上大军远调、东线空虚的因素，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迅速地推进了平津战场的有利局面。

    十一、以退为进

    抗日战争末期，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已经遍及华北、华中、华南，其大多互不连接且势力单薄。在蒋介石还都南京后，这样的布局肯定不利于国共对垒。并且，东北因苏联军队占领而出现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做出了退出南方八个根据地，进军东北，巩固华北的策略。
    在南方根据地大幅度北移的同时，大量武装力量和干部从各根据地抽调到东北。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大量调入东北。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东北的局部优势。这一优势保持下去的结果是，蒋介石在东北丧失了他的几十万精锐。而他如果暂时放弃对东北的争夺而将这些力量用于其他战场，将可能因为在其他局部的胜利而逐步换取对东北的后期挤压。
    这是战前的以退为进，它确保了共方武装力量的集中使用，追求的是最大化的战斗力。解放战争爆发后，各大根据地又实施大步后退，诱敌深入，在敌人进攻中发现歼敌机会。这样的以退为进，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苏中我军一跟退到山东，陕北我军则撤出延安。可这两个根据地后退的同时是刘邓大军对蒋介石的当胸一拳。

    十二、宜将剩勇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武装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在苏美等国的鼓噪下，一个“隔江而治”的新南北朝计划被提了出来。在国军方面，“长江天堑可当得四十万大军”的说法无异于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和对人的威慑。而在历史上，这样的政治地理局面出现过多次。无论是蒋介石方面确实是想建立南北朝与毛泽东平分天下，还是希望以此缓解被动局面徐图反攻，长江都成为一条心理和军事上的防线被寄予厚望。
    毛泽东则对此构想不屑一顾。他一面布置和谈，一面部署在和谈破裂后的渡江作战。如此，在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和谈文本上签字的第一时间，就导演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一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大局观无异于一道“干净、彻底、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宣言。通过战争地理追求全面国家主权的霸气让蒋先生不得不选择龟缩到台湾列岛上。
    对毛泽东的战争地理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条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