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丁玲的迷离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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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丁玲是有些交情的。毛泽东题赠作家的诗词只有一首，丁玲成了这个幸运儿。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看得丁玲受宠若惊，泪水涟涟。丁玲听毛泽东演讲，毛泽东看丁玲演戏；毛泽东为丁玲评戏论文，丁玲将毛泽东比作长兄……

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作家的只有一首，就是写给丁玲的《临江仙》，足见毛泽东对丁玲的器重。丁玲与毛泽东的发妻杨开慧是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丁玲早在长沙读书时就闻知毛泽东的大名，知道毛泽东是个奇人。但丁玲与毛泽东的真正接触，还是丁玲到达延安以后的事。

奔延安，丁玲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丁玲是新女性，少年时就渴望自由，倾向革命，在文中流露出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内容和激进词语，因而1933年在上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秋天，通过中共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才获得自由。出狱后丁玲更加厌恶旧政府，向往新未来，于当年11月初，悄悄地绕过许多关卡，来到心仪多日的延安，见到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毛泽东久闻丁玲的大名，对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并不陌生。丁玲的突然到来，毛泽东深表欢迎，特在窑洞中为丁玲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素以活泼、开朗称著的丁玲一身男装，神似一个俊小伙子，毫无生疏拘束之感，倒像个久别的游子重回到亲人身边一样，激动得一双浓眉大眼噙着泪光，当天便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丁玲告诉毛泽东，她家住湖南临澧县的蒋家坪，其先祖蒋光业算是明末全国三个半大财主中的半个，而到她祖父时家产已败。据祖人讲，蒋家是李自成的后裔。丁玲于1904年出生，本名叫蒋冰之、蒋伟，曾用名丁冰之、彬芷、从喧，毕业于桃源师范。早在长沙就读周南女中时丁玲就闻知毛泽东的大名，知他是个奇人。又与毛泽东的发妻杨开慧是同窗好友，因两人志趣相同，说话投机，杨开慧大丁玲三岁，常以姐妹相称。毛泽东听完丁玲的自述，不免勾起了往事，稍停一会儿，才用浓重的湘潭话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没等丁玲答话，毛泽东又说：“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做点什么事呢？”丁玲干脆坚定地回答：“当红军！”毛泽东用慈祥的目光望着面前的假小子：“当红军？”丁玲点点头。毛泽东如咏诗般地说：“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有一仗打，又能赶得上，跟杨尚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接着要警卫员叫来杨尚昆，让他们互相认识。

同年11月22日，筹备已久的文化艺术协会（即中国文联前身）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田汉、丁玲、成方吾、欧阳山等16人当选为干事（即理事）。次日的干事会上，丁玲当选为中国文学协会主任（即中国作协前身）。11月2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24日，丁玲轻装上阵，随杨尚昆北上来到定边地区。一个月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到了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丁玲不让须眉，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表现出一位热血女知识青年的顽强拼搏精神，很快在火线入党，其事迹与奇文不断传到毛泽东耳中，不禁为丁玲特别高兴，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可是由于工作调动，丁玲未收到这首词。多日后，丁玲从前线凯旋，毛泽东满面春风，与丁玲握手相庆，第一句话就问丁玲：“你上前线后，我为你写过一首《临江仙》词，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只好照实回答说：“我没看到呀！”毛泽东没作声，在桌上寻找一张白纸，挥起毛笔，蘸上浓墨，又重写一遍，含笑递给丁玲：“你拿去吧！”丁玲望着龙飞凤舞、潇洒自如的毛笔字，细细品味，当读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时，受宠若惊，心潮澎湃，不由泪水夺眶而出，连说三个“谢谢主席栽培”。关于主席的诗词久闻其名，且推崇备至，只是受之有愧，对她太过奖了。

毛泽东为丁玲评戏论文

丁玲性格外向，又因与毛泽东是老乡，对主席可敬可亲，经常到毛泽东住地读文论诗，毛泽东喜爱提起唐诗“三李”（即李白、李商隐、李贺）、韩愈和宋词，也谈到《三国》、《水浒》、《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名著，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妙趣横生，使丁玲倍感主席学问渊博，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精通和运用有如神来，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丁玲向毛泽东提了个要求，只要毛泽东讲课，就要通知她去听讲。

毛泽东还教丁玲如何去了解、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使丁玲受益匪浅。1937年1月31日，正是徐特立六十周岁生日，毛泽东提议为他的老师祝寿。丁玲和徐梦秋、周小舟三个年轻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拟凑一首打油诗相赠。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刚刚写成，毛泽东来了，看了他们的诗句，大声念道：“前两句写长征的，‘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后两句写他们的寄语，“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念毕，对他们说：“写得很实际，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时要几年，几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大家听得很认真，并发表了感概，七嘴八舌不知不觉扯到又一个老人林伯渠。他是丁玲的真正老乡，丁玲趁机说：“边区就像小朝廷，林老就是称职的财政大臣。”丁玲把话一说完，有些后悔了，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担心主席批评，可是毛泽东反而默认了。

这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红军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一天，毛泽东来到丁玲住处，只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大学的青年们围着丁玲说说笑笑，大家亲如兄妹，开口笑道：“丁玲，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知识分子很喜欢与你接近交朋友，好呀！”丁玲心中如灌蜜一般。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毛泽东根据形势需要，让丁玲、吴奚如等青年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同时政治部任丁玲为团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很好，到前方可以接近军队，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丁玲倍受鼓舞，周身热血沸腾，立即向战友们转达主席的指示，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毛主席的关怀。在出发前夕，他们还向延安各界搞了汇报演出，从未演过戏的丁玲在《老爷》一剧中担任了主角，而且演得很投入。当丁玲卸装下台后，毛泽东便握住丁玲的手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好啊！节目也不错，就这样干下去。”丁玲脸上蓦然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看过我演戏了？”毛泽东颔首一笑：“人多，我来迟了一步，前门挤不进去，只好绕后台进来。”这次毛泽东还给丁玲详细地谈了下去后注意的事项，倏地话锋一转，又说到写作：“我读过你的文章，似有点名士气派。”并谈了他的看法，对丁玲寄予了厚望。

将丁玲与鲁迅、茅盾等人并列

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的《解放日报》正式创刊，由丁玲负责文艺专栏。丁玲有了用武之地，大显其才，专栏文章以褒为主，有时也发过一些批评之稿，可是遇上一些小的麻烦。一天，丁玲专程登门请教主席：“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评了人家，人家服气，而我写的文章，人家为何总有反感呢？”毛泽东望着丁玲说：“批评人家要事实求是，讲点辩证法。”毛泽东稍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人家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如果我先是批评，有时候就不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一些误会、麻烦，这就不好。”丁玲全神贯注静听，不断地点头。毛泽东还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说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说：“您的精辟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丁玲告诉毛泽东，她的童年和少年成长全是取决于母亲，她的母亲是她终身最难忘的一本书。丁玲暗暗将毛泽东比作长兄和慈母，因此，对毛泽东的话字字铭记在脑海中。

最后，毛泽东问了丁玲的婚事。丁玲告诉他，早有一个对象，他叫陈明，人品不错，只是小丁玲13岁，他们相恋了5年，准备最近结婚。毛泽东听了一乐：“该办了！”1942年2月，丁玲与陈明终于结合了。毛泽东特意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还给他们送了一支水笔和日记本。

婚后的丁玲创作激情更加高涨，丁玲的作品越来越贴近生活，深受读者喜爱。1942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首次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会上还特地提到丁玲。丁玲有幸聆听了主席激情洋溢的讲话，一时似东风拂面，如春雨润心，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反映时代的力作。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的副刊刊发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7月1日，毛泽东读完这两篇文章，已是凌晨4点，欣然命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们致贺：“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俩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你们的文章以外，我还想多知道一些呀，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请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敬礼！”

丁玲收到信后兴奋异常，拿着主席的信，速找欧阳山，让他过目后，两人于当天下午来到主席住处。毛泽东特地要炊事员做了几个好菜，留他们吃晚饭。席间询问了合作社的情况，兴致未尽，送他们出门时边走边谈。临别时，还嘱咐他们，有了新作，先让他一睹为快。

1938年初，丁玲与任弼时等在山西洪洞马牧村

不久，在文艺工作干部会上和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均提到《田保霖》，他说：“作家要去写工农，丁玲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一个月后，丁玲将新作《三日杂记》请主席指教，毛泽东看后，笑逐颜开：“丁玲，你能够和拐子婆姨睡在一起聊天呀，不错嘛！”丁玲心中热呼呼的，浑身是劲，连续写出了《魍魉世界》、《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又受到毛泽东的夸奖。为了报答毛主席对她的栽培之情，她拟写一个长篇，反映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从1946年春动笔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时两年完稿。1948年3月在西柏坡,毛泽东读了这本书的初稿，称赞不已，遂对身边的负责同志说：“丁玲很有才气，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让她当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关于这本书稿，他及时与丁玲个别交换了意见，作了肯定。丁玲止不住内心激动，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本书稿如算成功的话，全是您的指导思想明确和谆谆教诲，说句心里话，我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殷切希望而写出来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都是因为您的《讲话》啊！”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丁玲为写这本书，吃尽了苦头，对丁玲更加钦佩，向丁玲投以慈祥赞许的目光，再次鼓励丁玲更进一步。

同年6月，丁玲在西柏坡给丈夫的信中说到毛泽东对丁玲的关怀和培养，还告诉丈夫，毛泽东将她的名字列在鲁迅、茅盾、郭沫若一等，这是她做梦也未想过的事。全国解放后，丁玲仍然受到党的重用，从1950年到1955年底，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但后来丁玲说，她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气候，不能怪毛泽东主席。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毛泽东主席对她的生活一直在关注，多次托总指挥王震询问丁玲的生活情况，带书籍和生活日用品给丁玲。1980年10月，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版的前言中特地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延伸阅读〗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1993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杨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一次谈话。文中转述丁玲的回忆是这样的：……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其后，关于这段历史事实的陈述，杨桂欣在文章中几次都写到了，但叙述文字却有了删改。

2000年，在将本文收入《别了，莎菲》一书时，特意注明“作者作了修改”。缺了这一段：“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但增加了这样一段：“康濯调回北京之初，我去看望他，谈起丁玲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扬这回事，康濯说：这是真的。丁玲同志当时在《文艺报》一些同志中间，勉励我们要记住她的这次教训，对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肯定人家的优点。

2002年，作者在《毛泽东与丁玲关系始末》一文中，对此事的回忆又有修改，具体的字句改动不细说，只说大的修改。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一处是，将“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仍然删掉，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此外，明确地加上了毛与丁谈话的时间：“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作者何以在丁玲去世后不能再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修改？大致来源于丁玲的丈夫陈明对此事的态度。

2001年2月13日，陈明首次对这一记叙断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至于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划船，纯系讹传，到颐和园看望丁玲确有其事。”

杨桂欣自丁玲1979年复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与丁玲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是丁玲晚年身边的人之一，他的记叙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作为丁玲的丈夫陈明，与丁玲的关系更不消说，如果杨桂欣知道此事，陈明自然更应该了如指掌。何以会出现两个“身边人”为一条材料“打架”的事情呢？

抱着这样的疑团，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陈明讨教，但未得回音。为何讨教，是因为从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一记叙是真实可信的：第一、前边说过，杨桂欣属于丁玲身边人之一，他在2000年修改关于此事的记叙时特意加上了康濯的说法，旨在说明他的记叙有康濯为证。杨的说法在康濯的回忆里的确能找到佐证。康濯回忆说：

我早听她讲过，那几年她两次单独见过主席。一次是上午在中宣部开过会，主席叫人找她去吃午饭，饭后又邀她在中南海游艇上谈话。另一次是她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一天，主席由罗瑞卿同志陪同去游园，也到云松巢坐了一阵。不过，丁玲同志没有和我说过，那两次都谈了什么话。现在（指建国初年丁玲和康濯谈话谈起周扬之时——引者）她介绍了所谈的内容之一，说道：“主席讲，周扬有两个优点。”她避开了主席讲的具体内容，再一次呵呵呵笑道：“周扬同志当然优点不少哇！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和培养，不也是一条优点？呵呵呵！”

第二、丁玲也曾经向黎辛简要讲述过这次见面。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为什么不向中央申诉向丁玲提出疑问时，丁玲回答：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

由此说来，陈明的否定颇有武断之嫌。不过，陈明的断然否定，倒让杨桂欣有些难堪：“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了，收回去自然不可能，就尽量作一些“修改”吧。于是乎，先是把丁玲“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的一段话删掉，后来发现“听着”之前没有来由，就又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好像丁玲还准备向毛表扬周扬、只不过因为毛打断了她的话她才没有机会说似的；继而又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其次，加上一段康濯的话，再加上“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的具体时间，以证明确有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明何以要否定此事？

首先，是陈明为保持丁玲的“完人”的心态所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自觉地担当起丁玲“完人”形象的守护者的责任来，对当事人有关丁玲的回忆、学界有关丁玲研究的文章，只要在他看来与“史实不符”——事实上大致是与丁玲的“完人”形象不符，就或写文章或利用访谈提出异议——读者若有兴趣，只要把1986年丁玲去世后陈明发表的文章列出一个目录就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属于此类。具体到杨桂欣所述此事，丁玲显然是向毛“打”周扬的“小报告”——借用丁玲的用词。在陈明看来，未免有失丁玲的形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陈明明白，这条材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此后丁玲厄运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杨桂欣1993年的文章里，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不言自明：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

而此时，恰是毛泽东因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取消文联的举动而大发脾气、舍胡而取周扬之际，丁玲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周扬的缺点，的确是犯了一个大忌。至于这个大忌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透过杨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必说，即使是与他一起走向政坛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常常命运不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说。就以胡乔木筹办第二次文代会因要取消文联而让毛发脾气这件事，即可看出这一点。胡跟随毛已经十多年了，不管从那时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与毛的关系来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敌的。胡的命运尚且如此，况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而对于把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陈明否定这条材料，似乎透露了这种信息。

顺带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并描述了江“拉下脸来”的形象。有材料显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职的时候，丁玲与江青走得很近。围绕着《清宫秘史》、《中朝儿女》以及《武训传》等影片，“江青和周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丁玲曾“主动找到江青，说要写几篇文章，批判周扬和他电影审查中的错误立场”，江青并不认为丁玲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以“这样深刻的争论不是丁玲的笔所能单独解决的”为由，予以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