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是蛮干快上的年代，六十年代是疯狂斗争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徘徊逡巡的年代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走出混乱的人们在走出混乱的党的带领下，满怀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展望和对＂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憧憬，努力地把国家从过去的强而不富、外强中干的局面，建设成更强大更富足的新新社会，而这一社会想当然地被大家理解成为人民应该更加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嘎然结束，换成了低头不语、埋头赚钱的九十、一零年代。

长大成人回想起来，俺还是十分自豪能有机会生长在神圣的八十年代的校园里，接受着五讲四美（最初没有＂三热爱＂）的正统教育的。当时觉得很假，很肉麻，可回想起来与现在时下各种商业媒体、官僚机构和明公实私的学校的口是心非相比，当时的宣传教育者，从老师到官员多数都象婴儿一般纯洁，象基督一样神圣，让我相信那些从他们嘴里说出的：无私、爱国、奉献的词汇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甚至他们过分的教条和迭迭不休的唠叨，现在回想起来都透着单纯的可爱，让俺知道人类的某种崇高理想，在当时多数的成年人眼里是客观存在过的，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

不过话又说回来，俺当时在八十年代的校园里是一点都没感觉到神圣，而对所有的教育，无论是来自学校、官方还是家庭，都通通排斥和反感，属于非主流人群意识（直到现在）。俺的第一本精神启蒙读物是＜说唐＞，一本先讲瓦岗寨造反后讲扶保明主灭隋兴唐的小说，再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尽是江湖义气、扯旗造反的东西。所以，俺当时崇尚的是玩事不恭和哥们义气，宁肯跑去结交一些街头混混儿和顽主，也不屑和主流人群发生太多接触，觉得别人都很假、大、空、乖，自己小小年纪却是很特立独行、自由散漫和与众不同。

直到１９８９年春的某一天，校外新闻传来上海某某经济导报被某领导查封了，说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惹得很多成年人议论纷纷。俺那时还是懵懂少年，只对地摊小报感兴趣，哪里听说过什么某某经济导报？只是觉得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太刺耳。俺天生就是自由散漫，为此老是受老师批评，可俺反驳只要俺没违法，＂自由＂有什么错么？而＂资产阶级＂这个词就是更有意思了，记得当年老邓被打倒的时候，给他和同党们的帽子就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怎么＂走资派＂自己掌了权还嫌自己的帽子太沉，要甩给别人呢？看来这＂资产阶级＂不是什么好词，象＂臭流氓＂、＂二百五＂、＂二依子＂等的街头词汇一样，可以作为炮轰对立面的武器。不过论俺家解放前的出身，一边是想当＂资产阶级＂没当成的小业主，一边是想当＂地主＂没当上的中农，后来自己父母都做了工人，应该和＂资产阶级＂没关系，论不上俺家着急。

再后来听说已经被免职的胡耀邦突然去世了，惹的大家更加议论纷纷，似乎还有人要采取什么行动。这胡前总书记俺可不陌生，以前每到俺爹看新闻就总看到他站着讲话，矮矮的个子，后面坐着同样矮的老邓。胡总的嗓门总是提得很高，甚至有时感觉是跳着脚儿，声嘶力竭的样子。俺小孩子家唯一的感受就是：诺大的国家怎么尽弄出小个子当领导人？哪有江湖大哥的威风和派头呢？后来倒了胡总，上了赵总，看上去比较顺眼点了，据说还擅长搞经济，可后来听说经济是搞上去点了，可太子党也出来了，搞五子登科、裙带升官、裙带发财，另外物价也是一个劲地涨，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而富的又往往是大家认为最不该富的。

俺那时还是小毛孩子，对政治一窍不通，可你要我承认＂龙生龙、凤生凤＂，俺们平民百姓上学毕业就只能配去象老鼠一样干活＂打地洞＂，那不是断了俺将来象＜说唐＞里那样大马金刀地出人投地的念想了么？那俺是绝不答应，恨不能＂赤兔胭酯一声吼＂＂定取曹贼项上头＂，去扯旗造反了。而这时候俺的自主意识倒是与当时社会平民的主流意识不谋而合了。其实这事要说怪，也只能怪从前直到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教育太成功了，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啊、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啦、什么争作社会主义接班人呀，忽悠得大家都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认为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共产党就应该先人后己、以身作则，以此推断领导的儿子女儿不比俺们吃更多的苦、接受更多的考验，就别想多吃多占。所以，后来王老将军的＂血打的江山要血来换＂就显得极其地刺耳和让人无法接受：不都是号称替人民打的江山么？怎么还要人民再用血来换呢？其实要回头用俺的＜说唐＞＜三国＞来解释就再合理不过了，刘备拼老命打下的江山，不交给自己的血脉交给谁呢？倒是临终托付诸葛亮可以自立，人家那叫谦虚，可你敢要么？你也配？况且这不新中国还有不少平民出身的领导在里面搀和着么？比老金、老蒋和新加坡老李都强多了不是。

再后来据说就有人上街了，是从学院区来的大学生和部分老师，先是在学院路转悠，后来干脆坐到天安门前面不走了。在俺们中学生眼里，大学生那叫神圣、那叫崇高，他们就是代表着正义和真理。你看五四不就是么？当时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对此既新鲜又好奇，但还是以观望者居多。因为，第一：多数人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二：自文革以后这种大规模的非政府活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要知道天安门和天桥隔得不远，天桥那里总是有各种诸如练武术的、变戏法的、算挂的、耍猴子的卖艺活动，本就很是热闹。于是，大家就本着是看一场热闹的打把式活动来图个新鲜，当然也觉得大学生能替大家骂骂太子党，骂骂乱涨价是件很痛快和很爷们儿的事。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到了四月的下旬，没看见政府方面有任何动静。大家仿佛逐渐明白了，噢！看来是政府既不想对话，也懒得理会你，臊着大学生，让你们慢慢自己疲了完事。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也实在是太没劲了，不行就算了，大学生也见好就收吧，大家也没啥好看的，各自散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就是觉得大学生练的是真把式，号子响、卖力气，政府练的是烂把式，学缩头乌鬼，任栽任菘算了。那时候就算大学生里有人再要没完没了，也会让大家认为：您都好汉一场威风过了，我们该叫的好儿也叫了，人家也认菘不言语了，谁又没把您怎么着，您这摊子也就见好就收吧。

可就在大家认为政府本该任栽任菘的时候，不知是谁吃错药了，抛出了一个４２６社论，把大学生给打懵了，更把普通老百姓给激怒了:  怎么缩头乌龟突然变咬人的王八了？而且一上了就死咬？怎么当年你组织五四、四五学生活动就是革命，现在人家组织就成＂动乱＂了，都是在一个地方，别以为俺们没记着，别以为你小样换了马甲就认不出了。燕赵之地的老百姓多是慷慨热情、自视很高，爱报打不平之辈，平时谁卖艺或唱戏卖力气都会叫声好，看到谁欺负谁了都要过去评个理，这次看着大学生静坐没人搭理本就受了委屈，还被扣上＂动乱＂的大帽子，哪里会坐视不管呢？于是嗷唠一声，大人们都闹将了起来，跃跃欲试。俺在旁边看着暗自欢喜，大家扯旗造反才好呢，不用学习喽，俺也找个瓦岗寨上上。

紧接着就是大股的老百姓逐渐上街了，先是些比较胆大的人们，在长安街东西两路集体漫游，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这下子真把政府给搞傻了，没想到和大学生之间的摩擦能把老百姓给得罪了。沿途的警察也根本拦不住，是啊，本来就是街坊邻居的，没准儿自己大哥、二叔和三大爷也在里边，咋管？再说当年五四、四五的时候，人家老百姓不也支持了你不是？是一个脾气闹的。也确实有不少人当时想着顶多就是个五四、四五的样子，大不了抓进去几天，以后出来不准儿成英雄了，这辈子也有对外人吹嘘的资本了，再说也本来就是自己占理。后来，当发现政府仿佛已经进退失据，举棋不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涌上了街头，浩浩荡荡，让人有重回当年大革命时代的感觉，而这种让人心潮澎湃的神圣感觉也更加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踊跃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连本来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俺娘也都受了感染，跑去附近游了一游，骂两声＂不许乱涨价、不许搞裙带＂之类的，参加者简直最后成了＂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俺们班的中学生，那些平时俺不屑为伍的班干部、乖乖仔们居然也利用看电影的机会，规避开学校的监视，筹划策动起游行的事情来了。只是，在旁边的一位老者看到后，冷冷地回头说了一句：＂搞政治，要流血死人的＂。引起了大家的一致哄笑，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连五四、四五都是只挨了几棒子，都没流多少血，更没死什么人，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哪还会死人呢？你说能不可笑么？大家于是都引为笑谈，并传到了本没随大流看电影的我的耳朵里。可现在，本没亲耳听到这句话的我的耳边总会响起这句话

＂搞政治，要流血死人的＂。